透過Pandora電台，解讀數字音樂的版權之爭

音樂版權似乎永遠充滿爭議。沸沸揚揚的Pandora 授權法案，以維持1.85% 的授權率落幕。然而，Pandora 電台表面上的成功，實則掩蓋了音樂產業更深層的危機。

盈利不易
Pandora 始終難以盈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每播放一首歌曲，就要從營收中支付一定比例的授權費。換句話說，只有Pandora 通過音樂播放賺取的廣告收入，高於版權費才能盈利。否則，播放量越大，賠得也就越多。

美國的音樂版權主要分為“詞曲版權”和“錄音版權” 兩類。“詞曲版權”歸詞曲作者所有，而“錄音版權”則歸演奏者或者樂隊、音樂人所有。在電台和詞曲作者、音樂人之間橫亙著的是美國作曲家、作家與出版商協會（ASCAP）和廣播音樂協會（BMI），他們先統一向廣播、電視台等使用音樂的機構收取授權費，過濾提成後，再分給詞曲作者和音樂人。

一直以來，Pandora 每年向發行商（Publisher）所支付的版權費是總營收的4%， 其中有1.85% 作為授權費流入授權機構ASCAP 的口袋。問題出現了：一方面，ASCAP 希望Pandora 將這一比例上調至3%，而Pandora 面臨巨大生存危機，則試圖將比例下調至1.7%。而不久前，Pandora 贏得授權法案，意味著授權比例繼續維持1.85%。從最終版稅率裁決來看，雙方的目標都沒有達到。不僅ASCAP 利益受損，而且再次掀起了關於音樂版權的口水戰：到底是Pandora 流氓行為，剝削音樂人；還是盈利模式先天不足，存在詬病？

可如果爭論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就顯得太過膚淺。因為美國政府才是製定這場非理性、混亂版權體系的元兇。

當舊時代的版權法遇上了新時代的數字音樂
1941 年，美國政府正式規定，電視台和廣播能輕鬆獲取並使用流行歌曲，作為回報，需要向詞曲創作者和發行商支付一定費用。但該支付環節間，存在兩個龐大的中間人：ASCAP 和BMI，他們持有音樂許可，當外界使用音樂時，將支付其一筆授權費。經手後，再分成給詞曲作者和音樂人。這一體系盛行多年，直到互聯網和數字音樂的興起，打破了平靜的局面。而Pandora 和ASCAP 的法律糾葛便源於此。

2013 年，Pandora 向唱片公司支付了3.13 億美元，相當於全年總營收的49%；而將總營收的4% 支付​​給了發行商，大約2600 萬美元版權費。先不說Pandora 盈利多少，可是花了這麼多錢，音樂人依舊認為吃了虧，而Pandora 則哭訴自己花出去的版權費比賺進來的廣告費還高。曾有媒體報導：“五位碧昂絲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萊拉等級的巨星的歌曲，一年在Pandora 上的播放次數為3300 萬次，但只獲得了587.39 美元的版權費。”更不必說，還有千千萬萬不紅不紫的非著名音樂人。

很明顯，問題的癥結不在版稅率的高低。當音樂版權費通過ASCAP 等中間組織逐層盤剝後，並按照詞曲作者和音樂人分類，真正的音樂人拿到手的錢少得可憐。而Pandora 的困境，只是整個混亂音樂版權體系的小小縮影。

Pandora 支付的授權率與傳統電台基本持平，僅僅高出0.15 個百分點。但縱觀整個音樂行業，二者的付費和盈利模式大相徑庭。AM/FM 傳統電台只需向詞曲作者支付版權費，音樂人被排除在外。然而，數字電台不僅要同時向音樂人和詞曲作者付費，而各家的支付比例迥異。比如，Sirius/XM 是支付總營收的8%， 而Pandora 支付60%，Spotify 和當紅的Beats Music 的版權處理方式更加新穎，也為它們增加了新的機會。

一心求變
無疑，即使對著名音樂人來說，這也是最壞的時代。

一方面，類似Pandora 的數字電台付出的版稅已經極高，以至於在賠錢賺吆喝；另一方面，即便ASCAP 和唱片公司榨乾Pandora 和Spotify 的每一分錢，也無法彌補CD 銷量下降帶來的虧損。因此，除了降低版稅率，增加用戶數目，吸引廣告外，與音樂電台、流媒體和睦相處，尋求新的出路，才是上策。

1）革新盈利模式

為了緩解衝突，增加收入，數字音樂的第一步是同音樂人搞好關係。以流媒體Spotify為例，它於13年末上線了專為音樂人及其經紀人打造的Spotify for Artists服務，用於監測音樂熱度，以期弱化藝人們對流媒體音樂服務的恐懼，並吸引更多歌手進駐。目前，Spotify估值超過40億美元、並在最新一輪融資中籌得2.5億美元。據該服務的數據分析，2013年，全美所有公司及平台的流媒體版稅總額為5.03億美元。而如果將這些流量集中到Spotify，總額則將翻倍至13億。背後的邏輯便是，Spotify越火，版權費的蛋糕就越大，版權持有人就算維持現有的70%的分成比例不變，也能拿到更多的收益。

2）ASCAP 和BMI，不改變就玩完

自1941 年起，ASCAP 和BMI 便是統領音樂發行商的兩大版權機構，同時，他們的行為受到司法部的規範和限制。其法令規定，電視電台、餐廳、零售店等使用音樂機構，將向詞曲作者繳納相應版權費用。

數字音樂時代，ASCAP 和BMI 充滿了雞肋的味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對於詞曲作者和音樂發行商，ASCAP 和BMI 仍然意味著權益保障。但隨著傳統音樂向數字音樂的過渡，原有的版權體係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流媒體音樂電台Pandora 不斷向ASCAP 的授權率發起挑戰，權威音樂發行商Sony/ATV 也主張政府調整系統。面臨利益受損，包括Sony/ATV 在內的一眾權威發行商，曾試圖從BMI 撤銷部分音樂版權。司法部也不甘示弱，推出"all or nothing”策略，即如果發行商試圖撤銷數字音樂版權，則其所有​​類型的歌曲也將失去版權保護。

雖然，版權體系陳舊落後，可一旦失去，音樂領域的局面只會更加混亂。試想，如果占據48% 市場份額的三大主要發行商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Group, Sony/ATV 以及EMI Music Publishing，成功脫離BMI ，預示著BMI 將失去近一半的收入來源。版權機構的土崩瓦解，將會導致整個授權體系的混亂局面，反過來禍及小型音樂發行商的權益。對於音樂使用者，例如酒吧老闆，他們又該怎麼為版權付費？他們從何處知曉，正在播放的歌曲隸屬哪一家發行商？

Copyright Office 曾展開一項調查，旨在研究現行音樂授權方式的有效性。該研究極有可能取代現有模式，從而更好地滿足新技術、保護音樂人的利益。不過，要想真正落實新的收費規則，需要國會大力施展政治手段，敦促現有版權機構和唱片公司大膽接受改變。

[本文參考以下來源：gigaom.com , ny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