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的東大畢業生為何自殺而非辭職？談日本對「會社員」的執念

最近，任職知名廣告代理公司「電通集團」的24歲年輕女員工，因為不堪工作業務負荷而自殺，成為日本社會喧騰一時的話題。日前，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認定該名女員工為過勞死，因此電通必須負起相關的賠償責任。

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進入許多人嚮往的電通企業工作，被分派到網路廣告業務部門，工作還不到一年，她在推特（Twitter）上的一些留言已透露出她非常痛苦。

「假日加班準備的資料，竟然被批得一文不值，讓人身心俱疲。」
「除了想睡覺，我已經失去任何渴望了。」
「人生是為了活著才工作，還是為了工作才活著，我已經分不清楚了。」
「確定六日也必須到公司上班，我真的很想死。」
「每天對於隔天的到來，都感到恐懼不已。」

電通的工作條件相當嚴苛，業界早有耳聞。這名女員工幾番向公司發出SOS的求救信號，但是公司卻無法掌握情報並做出回應，導致無法挽回的悲劇發生，這一點電通可說責無旁貸。

這個過勞死的自殺事件引發社會熱烈討論，有人納悶她為何不辭職？如果真的遭受如此惡劣的欺凌，把工作辭掉就好了，不是嗎？一位友人在Facebook上寫了類似前述的言論，卻遭到網友排山倒海的攻擊，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是「陷入煩惱的人，根本無法想到自己有那樣的選擇權。」

即使如此，我還是有疑問：如果工作真的讓人鬱鬱寡歡的話，為何不向公司辭職呢？

進一步想，電通是日本知名大企業，待遇好，工作要求相對也非常嚴格，可說是有得必有失（give and take）。如果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是輕鬆地享受自己的人生，工作上適可而止的努力就好，大可選擇其他公司，但是她卻沒有這麼做，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認真地思考原因後，得出一個結論：在大量招募、終身雇用、公司優先主義的日本社會長大的年輕人，絕大部分的人可能像那位年輕女員工一樣，從心理上根本無法做出「討厭公司就辭職」的選擇。

因此我認為，為避免悲劇再度發生，應該要跳脫這種被洗腦的圈套，改變日本社會整體的勞動文化。

「會社至上」 的日本社會

我在日本媒體界工作24年，今年春天離職。離職到現在過了半年，經歷很多意料中或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也再一次深刻體會到日本社會的本質就是「會社至上」，不禁感慨良深。

日前，我開車行駛在右轉車道上卻直行通過路口，被巡邏警察命令停車，處以扣1點和罰款6千日圓。我違規在先，對處罰沒有異議，可是卻在警察填寫資料時發生口角。

警察：「請告訴我你的職業。」

我：「媒體人。」

警察：「在哪一間公司工作？」

我：「我不屬於任何公司，我是自由媒體人。」

警察：「那麼我在職業欄上寫無業，可以嗎？」

我：「我不是無業，也沒有領失業保險。或許稱不上可觀的數字，但是我有一定的收入，也有繳納所得稅。」

警察：「但是，在規定上被歸類為無業。」

我：「規定是怎麼訂的，我不知道。但是社會上有很多人都是自由工作者，那全部都算無業嗎？」

警察：「雖然說是無業，但那也只是個分類而已，希望你能夠同意。」

我：「被認定為無業，對我是一種侮辱」

警察 ： 「……」

警察似乎也感到非常困擾。我當然知道警察也沒有惡意，可是在對話的一來一往之間，突然覺得自己變成討人厭的傢伙。最後，我只好說「算了，就寫無業吧」，才結束這場不愉快的對話。

在這半年裡，類似事情經常發生。

在日本，幾乎所有的人在職業欄上會填寫「會社員」（以下稱「公司職員」），但是日本以外的國家類似「公司職員」的職稱並不存在，外國通常是填寫比較具體的職業內容。反觀日本，除了公司社長或者是管理高層之外，其他人都只不過是「公司職員」而已。從基層員工到經理級都一樣是公司職員，在某個意義上是人人平等的社會，卻也可以說是不太重視個人能力表現和排名的社會。

當我回到日本，在海關申告書的職業欄只要寫上「自由媒體人」，就一定會被海關人員打開行李檢查。可是只要寫上「公司職員」，幾乎都是順利通過，雖然連在哪一家公司工作都不知道，但是「公司職員」這個稱呼卻深受信賴。

投保人身保險時，只要是公司職員就可以輕鬆投保，可是自由工作者卻無法加入，難道沒有為公司奉獻犧牲，人命就不值錢嗎？而且也不能貸款買房子，銀行應該是認為這個人將來無法償還的可能性高，所以才拒絕借錢。

在日本，如果你不是「公司職員」，就會被貼上「不健全的社會人」的標籤，這種「常識」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整體而言，日本企業多採終身雇用制，一旦進入公司就待到退休，幾乎不曾到過其他公司工作，這種就業模式在日本社會被視為理所當然。

相反地，我在台灣或中國的朋友卻經常換工作，因此我常常會收到電子郵件，上面寫著「我離開公司了」，也不覺奇怪；但是，如果聽到日本朋友說：「我辭掉工作了」，當下確實會感到驚訝，甚至會擔心對方是否遇到什麼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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