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驚心旦夕二二八

旺報【文╱高茂辰】 如果不是勵精圖治的陳儀，而是兇狠嚴酷的湯恩伯，大軍在手，民皆畏威，是不是不會有二二八？ 蔣介石在3月19號打了個電報給赴台視事的國防部長白崇禧，還把「埔里」寫成了「塔里」，電報如下：「台北白部長：據劉師長電稱，我軍有一營追擊至塔里地方，被匪包圍激戰中云。此應特別注意，對殘匪之肅清切不可孟浪從事，稍有損失以漲匪燄。尤應特別注重軍紀，萬不可拾取民間一草一木。故軍隊補給必充分周到，勿使官兵藉口敗壞紀律。請兄特別注意。如果大軍入山窮追，更應慎重。請轉告劉師長為要。近況如何？盼覆。中正。」 陳明忠是參加埔里之戰的二七部隊突擊隊長，他腹部被彈擦傷，獲賠140萬元。他笑說：「我運氣不好，若兩顆子彈我就做總統了。」 愛台成代罪羔羊 陳明忠在事變初保護了他就讀的台中農學院院長周進三，周是陳儀的妹夫。陳明忠說外省老師比日本老師開明，他對周印象好。事後周帶陳明忠見21師的新聞處長，保陳免於通緝。由此看來，陳明忠這種首犯都可免罪，可見當時的鎮壓並不殘酷。 其實共產黨在事變中作用並不大。日本行法西斯，防赤反共，雖戰後社會主義為風潮，李登輝也加入謝雪紅組織，但其力量仍不太大。事變主因還是皇民仇中的心理造成。可是陳儀為了自辯，報蔣說是共黨煽動，加上確實是有向台灣獨立之發展，蔣才同意軍事鎮壓。 陳儀事後下台，1948年6月再任浙江省主席，但他認為大局已去，勸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與共黨談和平條件，以免上海魚爛，對湯愛之深，責之切。湯陷君、親矛盾，非常煩悶，乃令毛森扣陳於自宅（現今為上海錢幣博物館），再叫毛森去溪口謁蔣，出示陳儀勸降的信，說會效忠總裁，力守上海，但希保全義父，貽養天年，蔣同意。 後1950年蔣在台復職，陳儀被關在基隆要塞，蔣令交陳軍法審判，湯恩伯大驚，求見蔣，蔣避去澎湖，殺陳後始露面。陳死，湯恩伯起家奠，蔣又令湯撤去，湯大受刺激。1954年湯因胃疾，蔣不放他出國就醫，是孫中山的老友山田純三郎為安排日本白團助蔣的事來台，在飯桌上問蔣，蔣才勉強准其赴日就醫，卻死在手術台上。 湯本來要去美國醫，但她要帶新婦錢小姐去，其妻反對，故改到日本。湯死，雷震去基隆接靈，撫棺痛哭。 蔣對湯說守上海，最後個人全身而退很不滿。在其日記中多有記載（即藏胡佛圖書館者），說某某人又來告湯狀等等。蔣經國又誤會湯私運一船金銀財寶去日本，即授意某財政大員貿然問湯，湯暴怒咆哮。那人慌忙退至門邊，穿錯鞋隻，抱頭鼠竄而去。湯因暴怒過度，彎身嘔吐。像這樣大小是非，一再困擾他，也使他腸病不斷增劇，以至不起。雷震與湯善，湯批條子把他的汽車運來台。 毛森來台後與蔣經國有矛盾，後避居洛杉磯，蔣死後才陸續公布他的回憶。 陳儀愛台不得法，結果成代罪羔羊。早年誣陳匪諜，也不談二二八，後被迫談，陳的頭又被用來安撫人心，責任推給他了事，只有李敖為他講公道話。哪知現在全台出草，已不是一個吳鳳的頭可滿足了。 二二八，陳儀一點沒錯，錯的是行仁政，錯在自信太過。他潔身自惕，清廉奉公，在辦公室放一張小床，以便當果腹，處處為台灣著想，結果竟然被誣為「顢頇肥痴」。台灣教科書說陳儀的統治是「窳政」，這個字真是用得妙，即當時並不是暴政、惡政，或誤政，只是不是好政，但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今天分析二二八的起因，舉出的什麼糧食價格飛漲、菸酒公賣、經濟蕭條等，都是戰後的現象，世界很多地區都如此。台灣因為日據已久，與祖國隔閡，因此有期待的落差，從當初的欣喜到後來的不滿與鄙夷。但當時台灣並沒有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情事。如果大陸人有欺壓台灣人，那台灣人應有「懼」，但是又沒有。 暴動未必有暴政 歷史分析不能以結果論，因為有了「暴動」，就說一定有暴政，是「官逼民反」。檢討是非因果，要把二二八放在戰後世界和中國的大勢來比較，要看陳儀是不是有比中國其他地區的施政更惡劣怠忽的地方，或者他雖然沒做錯，但是「台人新附」，他是不是做得不夠，或太掉以輕心，或者是好心得了壞結果？如果不是勵精圖治的陳儀，而是兇狠嚴酷的湯恩伯，大軍在手，民皆畏威，是不是不會有二二八？是不是對台灣比較好？「不行仁政」是不是必要？ 汪彝定二二八時在台灣，事件後陳儀還派他下去看了一圈，後做到經濟部政務次長，他就說，如果台灣再晚收回15年，台灣是日本的。也就是說台灣在皇民化之下，已成了日本之土，這也是美國海、陸兩帥尼米茲和麥克阿瑟爭論要不要打台灣之因。麥主打，但尼米茲認為台灣反抗激烈，美軍會死傷烈，因此主張跳島攻日，台灣才得保全。否則台灣的死傷會比琉球大數倍。（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