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照片的故事

中國時報【桑品載】 他的上一班也被押來了，我們被命令分別站在錢貴左右兩側。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沒人跟我們說話，我們也不敢問。但不知是因為冷，還是怕，我也在發抖。 他家在上海黃埔區一條鬧街上開了一家洋貨行，街的一頭連接著黃埔江，錢貴說，在黃埔江上岸，右碼頭走到底，就是他家。 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已向蘇州河以北撤軍，共軍眼看要進入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大家聚在屋裏聽收音機報告戰爭消息。錢貴，這洋貨行的小開，十七、八歲，正在熱烈追求女朋友。有一天傍晚，約了女友在黃埔碼頭談戀愛；碼頭上一片混亂，國軍正在撤退，軍人、車輛一批批來到碼頭，黃埔江裏停著好幾艘軍艦，船屁骨冒著水泡，正升火待發。 碼頭上的人越來越多，除了軍人，還有老百姓。一個挨一個，都想登上軍艦，部隊派出二十幾個槍兵守著碼頭，人人如兇神惡煞，步槍上了刺刀，向人群揮舞，不許百姓上船。 錢貴和女友本是在一個便於談情說愛的暗角，而現在燈火通明，擠滿了人。女友嚇壞了，說要回家，但哪裏還走得動。 夜越來越深，人越來越多。後方來了一輛軍車，要通過人群，猛按喇叭，卻沒人肯讓。車上走下三個人，對空鳴槍，接著槍口稍降，子彈平著人的頭頂飛越，尖叫聲四起，好像有人中槍了，人群終於讓出了一條路，車子過了，錢貴的女朋友卻被沖散了。 女朋友在他身後喊他名字，他回轉臉喊他女朋友的名字，前幾聲雙方還聽得見，後來就被嘈雜聲淹沒了。 人如潮水一般從他身後湧來，有人被推擠倒在地上，有人被擠到江裏，還有人已經上了船又被軍人推下船。黃埔江上有飄浮的行李和載浮載沉搶天呼地的男女老幼，那些人，既上不了船，也很難游回岸。 「你說天下事有多玄？」錢貴深深嘆了口氣，「拚死拚活想上船的人上不了船，不想上船的倒上了船！」 「什麼意思？」 「我是說我呀，我是被人擠上船的，想轉身回頭，後面的人如排山倒海，我腳都落不了地，被抬著似的，登上跳板，上了船。」 「照這麼說，你老兄原來是不打算來台灣的。」 「我呀，開始只想女朋友有沒有被踩死，後來在船上，才想到爸爸媽媽，想他們或許也會認為我被踩死了、淹死了、被槍打死了。」 「那怎麼當兵了？」 「既然上了船，那有什麼辦法？部隊正缺兵，我一個人又落單，年紀正適合，不是一塊大肥肉嗎？」 「你這是自投羅網！」我哈哈大笑。 落網的魚，跑是跑不掉了，只求在網裏舒適一些，他讀過中學，就憑多識幾個字，補了個少尉官缺。 ＊＊＊ 每星期六，我們準時去中山室看「錦繡河山」。 這一集，播到上海。主持人出示了幾張照片，是上海街道，一排白色樹幹的是梧桐樹，主持人還唱起歌來：「梧桐葉落秋意深，冷月清光無限愁……」那是周璇的歌。 有一張黃浦江的照片出現了，碼頭周邊不少民工，有挑擔的、扛貨的；碼頭邊的堤坊一路延伸，隔著馬路是一排歐式的洋樓，有個中年男子戴著黑色尼帽，穿長袍馬褂，口裏銜著菸斗，一表斯文地眺望天空…… 我的手突然被握住，側臉一看，是錢貴。他正凸著眼貫注在電視螢幕上，樣子十分激動和興奮。 「那裏就是我家，我家就在那棟大樓的右邊……」 他說得有些結結巴巴，那個鏡頭不過才幾秒鐘，就閃過了，接下來播廣告。 節目已經結束了，錢貴還不走。 他中邪了似的，不動，也不說話。我怔怔地望著他，明白那張照片一定使他想家了。 回到碉堡，他仰天癱睡在床上。我出去了一會兒，一個多小時後回來，他竟還這麼躺著。就對他說： 「還在想那張照片呀？別想了，那不過是張照片而已！」 「我看到我的家了！」 我自問：「錦繡河山」還沒播出我的故鄉，如果播出來，也只是照片，照片裏有我的家，我會如何？ 那晚上，錢貴獨自喝酒，喝完一瓶又一瓶，又唱歌又哭，還喊爹喊娘。「藉酒澆愁愁更愁」，這狀況有些不對；他下半夜還得去查哨哩。 他輪值的時間是十二點到兩點，我是兩點到四點。十一點五十多分，上一班的人來叫他，他正酣睡打呼。 我們兩人都叫不醒他，又不能沒人查哨，兩人就商議他那兩小時我們各分攤一小時，今夜讓他好睡。 第二天他精神好了些，我正打算勸他，他忽然說：「這電視上播的照片，電視公司一定有吧？」 「我哪裏會知道。」 「照說，應該有。」 「有又怎樣？會給你嗎？」 「我去要要看。」 「向誰要？我看你是想家想瘋了！」 外島軍官，每半年有十天特休假，錢貴真有點瘋了，他填寫了特休假申請單，說要去台北找「錦繡河山」節目主持人劉震慰，向他要照片。 十天後他回來了，沒見到劉震慰，但是真的讓他拿到了照片。其實不能稱「照片」，是刊載在電視周刊上的印刷圖片。 原來，電視周刊就是台視自己出版的，主要責任是宣傳節目內容。刊出的文章與圖片，包括對新節目的介紹，以及將播過的節目再描述一次；錢貴買到的是過期的電視周刊，就是刊出他家房頂的那一期，這還是一位在台視工作的好心人告訴他的。 過了期的雜誌不容易買到，他在台北兜了好幾圈，巡遍了大書店小書攤，皇天不負苦心人，讓他一共買到了五本。買到雜誌，特休假也結束了。 那五本電視周刊成了他的寶貝；他將其中一期中的圖片小心翼翼地剪下，貼在一塊四方形的木板上，他還將那本板洗淨，用布磨拭使其略有光澤。木板立在小窗口，白天有陽光照進來，看得見它；晚上，那就是放煤油燈的地方，小小的碉堡裏，不論哪個角度，都能看得見。 另外那四本，放在一個小型行李袋裏，這個黑色行李袋是他這次去台北新買的，有大口袋，小口袋，還有夾層，他說他就是為了要藏好電視周刊，才起心動念去買這個行李袋。 那以後二十多天，錢貴突然變得沉默了，酒也喝得少了，朋友同事約他出去幾乎都被拒絕，他沉醉在那些圖片裏。 我和他所住的碉堡離海很近，他常面對大海，或站或坐，怔怔凝望。有回我走到他身邊，與他併肩而立，問他：「在想家了不是？」 他輕輕點點頭。 想家不是什麼奇特的事，因為人人都想。 「你可別得了相思病。」 「什麼意思？」 「就是別老往牛角尖鑽，牛角尖嘛，鑽在裏面會走不出來。」 這樣談話，以後還有過幾次，我是把他當朋友看，希望他心情不要太受想家影響。不過，我明白，那得慢慢來。 有天下午，他忽然向我提到上回他喝醉時，我和他的上一班代他查哨的事。他說要還給我們。 「好呀，怎麼個還法？」 「我的上一班他值班一小時就交給我，加上我自己值班兩小時，就三小時了，再加上我欠你的一小時，這樣我共值班四小時。」 「那你豈不一晚上都不能睡了！」 「無所謂，白天找時間補嘛，欠你們的總要還。」 我和他的上一班其實心裏都在惦著這件事，還以為他耍賴了，他既表示要還，哪有不願意的。 他選了一個日子，是星期四，軍官查哨時間三個月換一次，現在的狀況跟他上回酒醉沒值班時間一樣，錢貴排十二點到兩點，他各還一小時，就得從十一點開始上班，到三點才來叫我接班。 那晚，氣象不好，氣象台表示有颱風要來。晚飯後，天空飄雨，風漸起，浪漸大。 風聲雨聲浪聲，在耳邊聒噪，不知何故，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坐起，轉臉望向枕邊鬧鐘──四點十分。 錢貴應該在三點鐘叫醒我，他怎麼沒來？ 我還在糊塗，聽到碉堡外出現腳步聲，接著，有人推門而入，共三人，一個少校，兩個持槍士兵。 我認識那少校，是指揮部警衛營副營長。他臉色鐵青，向我揮揮手說：「跟我走！」 一路無語，到了警衛營，赫然發現錢貴正雙手反綁，坐在一張鐵椅上。綁著他的繩子同時也綁著椅子，椅腳吱吱作響，顯然他在發抖。 他全身浸濕，水珠從頭髮滴落，椅子四周已一灘水。他臉上有幾處明顯刮痕，有血絲滲出。 他的上一班也被押來了，我們被命令分別站在錢貴左右兩側。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沒人跟我們說話，我們也不敢問。但不知是因為冷，還是怕，我也在發抖。 過了大約五分鐘，營長和副營長同時出現；營長手裏拿著一個排球。 營長走到我們面前，將排球在他左右手掌上交遞，像在玩什麼遊戲似的，一面說：「他要逃走，你們兩個事先知不知道？」 「逃走？……」我張口結舌，我旁邊那位腦子好像一剎時成了漿糊，竟然問：「逃到──哪裏去？」 「問得好，問得好！」營長瞇瞇笑，像個鬼。「他想趁風大雨大浪大游過去，哈哈……」營長雙目突然釘在我臉上：「你怎麼沒有報？是不是故意不報？」 「我不知道，我一絲絲都不知道，他怎麼有排球？……」 其實，錢貴在我們到達警衛營之前就供出排球的來由──他就是特休時，在台北買的。買的不是球，是球胎，連同充氣用的插銷，藏在他新買的行李袋裏，帶回東犬，登上碼頭沒被查到，那天守碼頭的少不得要受處分。 錢貴什麼都招了，他明明白白表示，思鄉太苦，他要回家！ 我承認疏忽，願意受處分，不過委屈也不能不說：「我又沒權去搜他行李袋，，怎麼怪我？」 營長在我們身上問不出所以然，漸漸氣氛沒那麼緊繃了，我終於提出了急於想知道的事情：「錢貴是怎麼抓到的？」 這麼一個嚴肅的問題，營長聽了居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他終於不笑了，但殘留的笑意中帶有嘲諷的意味，說：「寫電視劇絕對寫不出這個故事──你們猜怎麼著？他竟然只到西犬就爬上岸了！」 西犬，東犬，兩個海島相隔約三千公尺，由不同單位守備。錢貴向營長坦承：天太黑，風浪太大，他抱著一個排球被吹打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看到一塊陸地，以為到了福建，其實那是西犬島。 他大約只剩下最後一點力氣，爬上了沙灘，立刻有衛兵持槍從高處下來，合理推斷，認為他是共軍派來摸哨的，便喝令他：「手舉起來！不許動！」 錢貴高舉雙手，向衛兵說：「別開槍，我是來投降的！」 錢貴的下場可想而知──接受軍法審判，以敵前逃亡論處，那是唯一死刑。 我也受到連坐處分，被記兩個大過。好在千查萬查都沒查出我和錢貴的逃亡有什麼關聯，官比別人升慢一點，倒沒坐牢。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