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天的一場會面

思考什麼是一定要的，什麼是可以割捨的，知道自己會做什麼，能做什麼，要做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在最近一場公開的聊天會上，李安提到當時他受中影邀約要拍攝第一部長片「推手」時的猶豫和恐懼。他說還好是我和一些朋友們用力「推」了他一把，從此開啟了他個人二十年充滿傳奇色彩的電影事業。他做了一個手勢說：「這一推，將我的人生推了上去，也好像推下了火坑。」

回想起來，那的確是一次很有趣又重要的會面。尚未拍過一部長片但是卻已經成了「傳說中」的大俠李安，終於要和「傳說中」參與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幾個電影人要碰面了，地點就在趨勢專家詹宏志的家裡。詹宏志是台灣新電影時期的重要軍師，也是1987年初「台灣電影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完成電影宣言之後乾脆跳下火坑，和幾位電影人成立「電影合作社」，親身參與了兩部非常重要的台灣電影的製作，「悲情城市」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將原本已經走下坡的新電影運動推向另一個高峰。他是在紐約參與美洲中國時報草創時結識了李安，於是主動安排這次歷史性會面。那是1990年年底，一個寒冷的冬夜。

整整十年沒有回到台灣的李安在那天夜裡一直深鎖眉頭，和他一起回台灣的共同編劇馮光遠因為搭飛機太累，乾脆在眾人面前猛打瞌睡，展現他個人「給我報報」式的幽默。剛過完三十六歲生日的李安，從紐約大學研究所畢業後已經窩在家裡六年，第二個孩子才剛剛出生，他在銀行的存摺裡只剩下四十三塊美金，他說，他真的是銳氣磨光感到人生已經山窮水盡了。就在精神和物質皆耗盡時，來自故鄉的新聞局徵選劇本比賽公佈結果，他的兩個電影劇本分別得了第一、第二名，中影公司希望他用新台幣壹千兩百萬的預算來拍第一名的劇本「推手」。李安原本想拍第二名的「喜宴」，他說「推手」當初只是寫來參加比賽的，並不適合電影市場，何況用新台幣一千兩百萬在美國拍「推手」，可以說是「零」預算。當時李安的經紀公司替李安訂的拍片底限是美金兩百萬元，他非常煩惱：到底要不要接下中影這個太小的案子？萬一失敗，十年的苦等和煎熬全都毀於一旦了。

那個晚上，我們在李安面前用一個又一個的笑話歡迎他，從當年中影的「國父傳」講起，大夥還輪流扮演蔣公、陳英士，詹宏志、王宣一夫妻笑瞇瞇的熱心招呼大家吃各種食物，沒有人認真的和李安談拍片的事情。一頭霧水的李安只能陪著苦笑，馮光遠繼續在睡夢中聽著我們有點放蕩的笑聲。因為這次聚會前大家早就有了共識，那就是告訴李安，非拍不可，趕快簽約！以免夜長夢多有了變數。

回顧新電影風起雲湧的那十年，許多經典的電影預算都只在新台幣四百多萬到八百多萬，我們很習慣沒有錢沒有資源。在有限的資源下，反而激發了大夥兒在創作上的靈感，在有限的時間內，一股作氣拼命完成，作品反而有一種原創力和爆發力。一千兩百萬？可以開工了！這是七嘴八舌後的結論。第二天李安就回答中影說，他願意拍了。十天後簽約，九個月後交片。

後來李安找到了一家強調用兩萬元美金就可以拍片的紐約獨立製片「好機器」，對方認為有新台幣壹千兩百萬元很夠了，但條件是要導演將事前作業，包括分鏡表和相關工作分配表都要完成，只能用二十四個工作天拍攝。在如此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導演能做的就是重新檢視自己的劇本做適度修改，重新檢視戲劇的元素和電影的本質，思考什麼是一定要的，什麼是可以割捨的。李安想用一間屋子的房間格局和設計，來讓電影中的角色產生相互的窺探，產生戲劇張力，另外他也要求屋子窗戶要夠大，許多鏡頭要從室外拍室內的動靜，這就是導演堅持一定要的。「推手」在1991年年底金馬獎頒獎的同一天上片，藉著男女主角都得獎和口碑很好，台北市的票房衝上新台幣一千八百萬，李安練劍十年終於出手，表現果然不俗，他拍出了一部遠超過預算格局的電影，這回輪到中影公司催促他趕快拍「喜宴」，兩年後，李安成為柏林影展金熊獎的得主。二十年後，他拍的新片預算竟然高達新台幣三十五億元，最重要的拍攝場景都在故鄉台灣完成，全世界電影人都在看他是否能讓投資者回收。

1990年的冬夜，一群才第一次見面的朋友們合力推了李安一把，讓李安開始了他輝煌的電影事業。雖然當時的一切距離他原本的期望差得很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空耗青春和生命了，再痛苦再困難他都得咬牙撐下去。在這之前，曾經有過的挫敗和絕望，反而成了他非做下去不可的驅動力，在這之前，曾經討論過無數次未完成的劇本和企劃案，也都增強了他出手時的能量。

或許沒有人可以複製李安成功的傳奇故事。但是他的成功卻啟發了許許多多遲遲不敢出手或是沒機會出手的年輕人：能夠承受住許許多多的挫敗，讓自己繼續累積能量是重要的。能夠在極有限的資源下找到突圍的方法是重要的。

思考什麼是一定要的，什麼是可以割捨的，知道自己會做什麼，能做什麼，要做什麼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