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史館長陳儀深： 從基隆228檔案彙編談到228轉型正義

[Newtalk新聞] 自2017年起，國史館出版諸多二二八政府檔案主要是以縣市政府為單位，包括台中縣、彰化縣、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等，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接受新頭殼專訪時表示，今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第三十冊也是循此脈絡，以基隆市政府檔案為主，兼及基隆要塞司令部等重要軍政機關檔案、1990年代政府對二二八的善後等，收錄範圍較寬。過去有關基隆二二八的政府檔案已經公開甚至出版不少，如原警總所存基隆要塞司令部報告有關綏靖清鄉種種案卷，已經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冊可以看到，讀者可以參看、但不會在這次檔案中重複。基隆市政府檔案係2009年始由檔案管理局徵集、時間較晚，較少為學界所關注，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增進社會大眾對當年鎮壓實況的理解。

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 圖：國史館提供

民間說法vs.官方檔案

基隆是台灣頭，在二二八事件中，是繼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3月6日揮軍進入市區的另一場鎮壓市民行動，承受要塞部隊與增援國軍的首波掃蕩。過去有關基隆二二八的民間說法，如楊基振：「全島最慘者為基隆與高雄，高雄之情形不詳， 基隆遭虐殺者2千人以上， 屍體悉投棄於海中。」再查，1947年4月，〈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指出，基隆屠殺方法殘酷絕倫：「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3人或5人為一組， 捆縛一起， 單人則裝入蔴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有屍首浮出，……」。這些令人怵目驚心的民間紀錄，比較是從被害者角度的觀察，過去官方檔案少有此類記載。

這本書所收錄的官方檔案，則明確提到死因為：「槍決」、「國軍調查結果槍決」、「憲兵隊調查結果被死」、「被警員槍決死」；陳屍在「市場前」、「車站前岸壁」、「愛三路派出所後」、「南榮路派出所前」、「元町路上」、「水產公司附近」、「四號碼頭」、「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仁愛區忠三路」等市街及公共空間，亦充分顯露市民遭遇屠殺的慘狀。

二二八事件的研究，離不開官方檔案的披露及民間口述史料的交互運用。這兩種材料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事實的相互辯證，也有彼此對話的必要。國史館所出版的官方歷史檔案，當然是提升二二八研究的重要材料。

時任副議長兼市處委會糧食組長楊元丁在市處委會開會不畏批評政府的表現，卻遭「棄屍河中」。 圖：國史館／提供

蔣介石派兵鎮壓

陳儀深在專訪中表示，在1947年3月7日，蔣介石在其日記寫下這樣的字句：「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這說明了國家暴力與外來統治者的重要關連性。台灣人民在身歷二二八浩劫之後，大多噤若寒蟬不敢出聲，緊接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人民對過去黑暗歷史欲知而不可得。直到1987年台灣解嚴前後，以民間為開端，嘗試衝破政治禁忌，追求真相與公義之行動，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陳儀深說，從1987年，台灣省議會要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調查二二八事件，文獻會乃自1991年至1994年出版《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三冊；1991年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展開官方調查，並且在1992年提出正式報告。不過民間團體對真相的追查較早於官方，也成立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他強調，官方民間兩小組成員不同、觀念角度也有異，不過在相互激盪，各有所見，對於歷史真相的辨明，可以說各有擅長。在1992年至1997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後將撰寫行政院報告所使用之檔案文書，出版為《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六冊。1997年，國史館出版《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等三冊。

在政黨輪替以後，尤其自2002年以降，在已故張炎憲館長的大力規劃下，國史館致力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更出版《二二八事件辭典》，並投注相當心力整編首次政黨輪替後新出土的二二八檔案，迄今已經編撰廿九冊《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這些21世紀新出土的檔案素材，不僅開拓研究者的視野，更是增進人民對當年二二八事件的深度瞭解。200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是由張炎憲擔任總編輯，而有關蔣介石的責任部分是由陳儀深主筆，雖然當時蔣孝嚴曾向台北地方法院控告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總編輯張炎憲、與執筆人陳儀深等三人，結果是不起訴。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率團參觀韓國大統領紀錄館紙質檔案修復區。 圖：國史館提供

國史館對二二八與轉型正義的關注

至於民間關切的轉型正義課題，無庸諱言以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最為迫切，主管的文化部在過去一年（2022）是先從展覽內容改良做起，例如減少崇仰蔣介石個人豐功偉業的早年生活、東征北伐、剿匪抗戰等，留下或著重來台以後、任職總統期間的事蹟紀錄，另一方面也將戰後台灣長期戒嚴下的人權受害，以及黨外雜誌、鄭南榕等追求100％言論自由的事蹟予以展示，這方面的改換當然有台派社團和學者的參與，目前為止應是肯定多於負評，陳儀深說，整體而言這是一種進步。

不過，無論從時代潮流或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都應根本處理「中正紀念堂」這樣的威權象徵。陳儀深說，國史館其實早有準備，在2007年張炎憲館長時代就出版了《走過權力的巔峰：美國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參訪錄》，去年（2022）8月陳儀深館長亦率三位同仁參訪韓國，歸來後整理為《他山之石——2022年「韓國總統圖書館」制度考察報告》已於2023年1月出版。簡單講，台灣經過總統直選以後，政治制度與韓國、美國的總統制接近，總統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其職權運作所產生的檔案文物應該特別立法管理，如2007年韓國通過《大統領文件法》，其「大統領紀錄館」（即總統檔案館）原隸屬於國家紀錄院（如我們的檔案管理局），2021年則獨立出來、且升一級直接隸屬於國家安全部，它擁有宏偉的建築、豐富的典藏、充沛的預算，顯示韓國作為一現代民主國家的氣魄。

館長陳儀深建議，直接把中正紀念堂改為歷任總統圖書館，一方面可以去除威權象徵，一方面展示從蔣介石以來歷任總統的檔案文物資料，將1949年以來從威權到民主的軌跡客觀呈現，對歷任總統有功說功、有過說過，這方面應如何廢法、修法的草案都有了；至於個別總統的圖書館或紀念館，也應像韓國一樣立法，鼓勵地方政府與個別總統的基金會去創立，國史館則扮演協助輔導、提供資料的角色。他認為，這才是帶著和解意涵的轉型正義，也是為國家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

韓國總統圖書館梯廳標語。陳儀深：台灣不要輸韓國，我們的國家值得有一個夠水準的（歷任）總統圖書館。 圖：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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