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林智堅論文原創、非抄襲 陳明通4400字聲明釋疑

首先我必須就最近的論文事件，對社會、母校臺灣大學以及所服務的國家發展研究所帶來諸多紛擾，致上最誠摯的歉意。在檢視過相關紀錄後，將向社科院學倫審定委員會提出說明。但由於近日來輿論中許多批評的說法已經越來越偏離事實，既然這件事情實由我而起，我也有必要在此向社會說明原委，特聲明如下：

一、2014 年的「九合一選舉」，臺北市長的選舉民進黨並未提名候選人，而是支持無黨籍的台大教授柯文哲醫生，與國民黨提名的連勝文競爭。很快的「柯文哲現象」造成一股旋風，並外溢到其他縣市。對於長期研究臺灣選舉的個人而言，在選舉過程中就非常關注「柯文哲現象」的外溢效應，選舉的結果同是新竹人的柯文哲與林智堅分別當選臺北市及新竹市長，而期間柯文哲曾多次到新竹去幫林智堅站台，因此個人覺得「柯文哲現象」的外溢效應有發生在林智堅的身上，開始構思如何透過實證研究去證成這個「外溢效應」。

二、剛好林智堅是我國發所在職專班的學生，而且是我指導的學生，因此我向其探詢是否能出借選舉期間未對外公開的內部民調資料，他欣然同意；另外選舉期間柯文哲曾來請教我，因此我跟他索取同樣的內部民調資料，他也慷慨賜予。我運用這兩人的資料，再加上我的研究設計擺入「柯文哲的媒體曝光度及電視新聞評論節目對柯文哲的正面或負面批評」，透過統計學上「複層次結構非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nonlinear modeling, HLM），結合個體與總體資料分析，驗證「柯文哲現象」對民進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智堅外溢效果的存在。文章寫成後於 2015 年 8 月 11 日投稿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選舉研究》期刊，很快便接獲期刊轉來兩位匿名評審者「修改後刊登」的意見，因此於 2015 年 9 月 23 日完成修改後寄出，2016 年 3 月 2 日獲該期刊通知接受，刊登於《選舉研究》第 23 卷第一期（出版時間是 2016 年 5月）。

三、2015 年 9 月間獲得兩位匿名評審者「修改後刊登」的意見，距離投稿僅僅一個多月，如此快速肯定對個人是很大的鼓舞；我也覺得這些內部民調資料很珍貴，可以再寫出幾篇論文。運用同樣的民調資料寫出不同的學術論文，這在學術界不僅是被允許的，更是被鼓勵的，最主要是讓研究資源能被充分的利用。例如臺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歷次的跨國民意調查資料，在一定時間都會釋出，供全世界有興趣的研究者去申請。科技部所支持的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計畫「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簡稱 TEDS），也會定期釋出有關臺灣選舉與民主化的民意調查資料，供有興趣的研究者去申請。所以運用林智堅選舉期間的內部調查資料，多寫幾篇論文，在學術界毫無問題，外界批評「一魚多吃」是完全不懂學術界的運作，特別是選舉相關民意調查這個研究領域的運作。

四、基於上述的邏輯，當暑假結束學校開學後，林智堅開始跟我討論其碩士論文，他表示對於那場「三腳督」選戰中「槓桿者」蔡仁堅的角色非常有研究興趣，我覺得很好，因此就確定這樣的題目，並開始指導他研究計畫寫作，時間大約在 2015 年 12 月左右。所以我要說林智堅是這個研究的原創者，我也是先指導林智堅的碩士論文。而林智堅論文中所提到的資料來源，即為他先前提供給我的選戰內部民調資料，這也說明了他在論文中對資料來源的描述為何與我的期刊論文相似，這些都是屬於調查研究中的「技術報告」（Technical Report）部分，對事實的描述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別，何況他是原創者。

五、余正煌的事情是發生在 2015 年 12 月中的一場口試開始，他原先的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研究有關陸生）在口試時，口試委員所提出的要求，讓他覺得短時間內無法完成，特別是要重新蒐集一些資料，而他的畢業年限又僅剩下一個學期，內心非常著急。因為我當時是所長，所以他來請教我怎麼辦？包括可否更換口試委員，但我斷然加以否決，除非重提新的研究計畫，再依此組成不同的口試委員會。當時我覺得林智堅的內部民調資料，沒有人寫林智堅，而他是當選者，非常可惜；而我先前投稿《選舉研究》期刊的論文僅在處理「柯文哲現象」的外溢效應，對於林智堅的當選還有許多傳統投票行為變數，例如政黨偏好、政見或議題取向並未深入研究；而余同學因為工作的關係，對新竹市的種種生態非常熟悉，因此我在徵得林智堅的同意下，讓余正煌使用林的資料，以林智堅作為研究對象，希望能幫助余正煌順利完成論文。所以是先有林智堅的研究和資料，才會有余正煌的論文寫作，在此我也要感謝林智堅不藏私，願意分享他的資料給余學長。我雖然不是余正煌的指導教授，但在徵得余的指導教授同意下，以口試委員的身份指導他研究計畫寫作，時間大約從 2016 年 1 月開始，晚於我指導林智堅的論文寫作。

六、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林智堅的論文與余正煌的論文有許多相似之處，其實這些相似之處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的研究設計，以及論文的章節安排。我要說明的是林余兩位都沒有抄襲的動機，這些相似與我的教學及指導學生論文寫作有關。長期以來，我在國發所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是國發所的必修課，也就是每個國發所碩士班生都必須修這門課（參見附圖一我在臺灣大學 CEIBA 教學網站所公布的教學大綱，我特別選擇了林智堅修習這門課的 102-2 學期來說明），在第一週的課程說明中，除了附上 Syllabus 外更附上 Proposal Template.zip 這個壓縮檔，裡面有本所期刊《國家發展研究》論文格式、「碩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格式規範」以及「研究計畫基本格式與說明」（檔名：Proposal Template.pdf）等多個檔案（詳見附圖二及附圖三）。

七、林余二人論文所蒐集的基礎資料都採問卷調查法，在研究設計中都必須說明研究架構、研究假設、概念界定、操作性定義與測量方法等等內容。因為兩人使用同樣一組多次調查的電話訪問結果，而這些問卷都是林智堅與其競選團隊原創出來的，因此余正煌在論述這些變數時必須忠於原來的設計，包括資料來源的說明。林智堅的論文在獨立變項部分包括：社會基礎、政治基礎、個人特質、選情判斷；而余正煌的獨立變項也選擇社會基礎、政治基礎、個人特質這幾項，外加林智堅的政見吸引力，因為整個問卷的獨立變項也不過就這幾大項，沒有太多的選擇。但是依變項不同，也就是研究對象不同，從而問題意識不同，研究發現不同，即使使用同樣的統計模型，數字也不會一樣，講的也是不同的東西，這毫無「抄襲」的問題。否則前述「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所釋放出來問卷調查資料，只要有人寫過，其他的研究者再運用這些資料，回答不同問題意識的研究，豈不都成了「抄襲」？

八、因此林余兩人在說明這些變數時就極為相似，而且我也要求余正煌不能任意加以解釋，甚至有違研究者的設計。我所以會有這樣的要求是源自於我的求學經驗，我在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就學，從大學唸到碩士、博士，我的指導教授就是胡佛院士，胡院士曾經設計一套四十多題的「民主價值取向量表」（簡稱「民主量表」），最後精簡成 11 道題目。這套量表是從權力的概念出發，因為胡先生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而主要關係發生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民主是一種統治形式，因此演繹出主權、平等權、自由權、多元權、制衡權等五個觀察面向，從而設計問卷來訪問受訪者。胡先生因為發展這套民主量表，並據以推動一系列的國內，甚至跨國研究，傑出的學術成果因此獲選為政治學界少數僅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來的研究者不知道胡先生原來設計背後的這套邏輯，在使用根據「民主量表」所蒐集來的資料時，往往拆解這個架構，或只抓其中幾個問卷題目就依據自己的想法胡亂解釋一通，使胡先生非常生氣。我深受胡先生的影響，因此要求學生使用別人所蒐集的資料時要忠於原先設計的理念，即使說明起來與原先設計者差別不大也沒有關係，這不是抄襲，而是對原先設計者的學術尊重，當然這一部份必須有所引註或進一步說明。

九、林余兩個人的論文最大的相同處在於撰寫「操作性定義」這一部分，做實證研究的人都知道除了「概念性定義」外，還要有「操作性定義」。但是什麼是「操作性定義」？大部分的學生甚至學者都不知道要怎麼寫，有一天我在 Chava Frankfort Nachmias and David Nachmias 兩人所著，潘明宏、陳志瑋 2007 年翻譯出版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一書中終於找到了答案。這本書在第39-44 頁中很清楚的說明，在問卷調查法中所謂的「操作性定義」就是「一系列問卷的題目」，也就是透過操作這樣的問卷題目（可以是面訪或電話訪問等等），來獲取受訪者對這個概念的認知、態度或評價，因此在研究設計中列出問卷題目作為「操作性定義」，這是我的要求，我多年來不僅如此教學，也如此指導學生寫作論文。林余兩個人的論文基於同一組問卷所蒐集的資料，在「操作性定義」當然會完全一樣，這不是抄襲，因為不完全一樣才是問題。所以我要再次說明林余兩位都沒有抄襲的動機，這些相似跟我的教學及指導學生論文寫作有關，外界認為文字相似、語法相同就是「抄襲」，這完全是「去脈絡化」的說法。必須說明的是現在通用檢驗論文相似度的軟體，如本所使用 Turnitin 原創性對比軟體，就是一種「去脈絡化」的機械式對比，不能光看所跑出來的「相似度」就斷言，必須深入所對比文章的內容才能有所瞭解。

十、最後，我必須為我自己講幾句話。我 1992 年回學校任教，至 2020 年屆齡退休改聘為兼任教師，為什麼至今30 年指導了近兩百位學生（含尚未畢業者），因為我是一個研究型的教授，除了長期參與大型的調查研究外，身邊更累積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著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曾戲稱我為「資料霸王」，我因此可以也願意多指導學生寫論文，但都沒有超過所方所限定的指導名額。指導教授提供所參與或蒐集的資料給學生寫論文，這一點都沒有問題，我個人的碩士論文就拿指導教授胡佛先生的「內湖研究」民調資料完成的。因為碩士論文基本上就是一位研究生的研究初階，是學習如何做研究的起步，學生的資源有限，很難花個幾十萬更不用說幾百萬去做一個全國性的抽樣調查，沒有老師的幫忙或借用別人蒐集的資料，根本無法進行像樣的實證研究。

十一、我不敢說我是指導學生最認真的老師，但常常半夜起來修改學生的論文，即使是借調到公部門服務期間也一樣，因為心中有所牽掛睡不著只好起來工作。我指導的學生並沒有限定在外界所批評的「綠營人士」，也有來自「藍營」的政治人物，此外我也收了不少陸生，他們都很優秀，回到大陸也發展很好，其中還有應聘到上海社科院，臺灣社會學會還因此頒發給我「指導有方」的獎牌，雖然我一直覺得愧不敢當，因為另一位共同指導的教授貢獻比較大。

十二、我 1996 年就升上教授（當年是從副教授起聘），每五年接受學校的評鑑都順利通過，不像本所有些教師沒能通過只好提前退休。我的學術著作量雖然不是很多，但品質都相當不錯，多刊登在 TSSCI、SSCI 期刊，亦有專書出版。除了前述在國科會評鑑第一名的《選舉研究》期刊發表文章外，更在中國研究領域翹楚的 The China Quarterly 刊登過論文；我的「成名作」《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更被譽為這個研究領域的經典，出版不久即蒙日本交流協會出資請東京大學若林正丈教授等人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98年我在上海衡山賓館見過汪道涵先生時，送給他這本書，他說他早已看過了。

我不是不能被批評，我也深知自己並不完美，願意虛心就教，但請不要在你的「聽說」或自行建構的偏見上，對我惡意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