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計畫黑暗面

(圖/本報系資料照)
(圖/本報系資料照)

大學教授除了教書,還要從事研究及社會服務,否則,再好也頂多是個教書匠。

社會科學與理工或生命科學不同,因為不需添購設備建置實驗室,除非必須田野或民意調查,即使沒有國家的補助,還是可以獨力完成論文。然而,對於私立大學的老師來說,沒有計畫代表沒有行情,畢竟國科會計畫代表專業能力的肯定,特別是在學術的金字塔,由中研院、台清交到其他國立大學,即使只有些許挹注,意味你不是跑單幫或是落單戶。

比較外交政策是我主攻國際關係的專長之一,拿到博士學位一開頭嘗試運用相關理論架構來分析李登輝的大陸政策,被打回票,審查委員的意見是他既然沒有大陸政策,何來影響的因素?殊不知,果真沒有明文政策,也有可能猶豫不決、不想表態或故弄玄虛。次年,我以《對已開發國家族群運動作理論構築》飛象過河,竟然獲得複審委員的青睞,再來又順勢寫《族群區別在台灣的發展》。

過一陣子,我已針對吳濁流、鍾肇政及巫永福的國家認同塗鴉一點東西,趁著留日台獨前輩王育德的全集出版,希望能抽絲剝繭,卻被認為不值一提。當下相當不服氣,一位學者出身的綠營立委好心建議,跟國科會打個招呼就可以過關;講政治正確、靠關係,我引以為辱,拒絕卑躬屈膝,此後必須更加辛勤筆耕,每年出版一本論文集,而且連續獲得國科會甲等獎助,用來抗議制度的結構性扭曲。

陳水扁政府在千禧年上台,我更不能申請國科會計畫,免得被嘲笑是靠政黨扈從。倒是客委會給了200萬,要我著手《語言政策及制訂「語言公平法」之研究》,除了草擬法案,必須彙整、翻譯外國相關憲法條文、出版論文、舉辦研討會,邀請一名印度學者演講;這是一條龍的服務,還要參加日後的跨部會協商。另外,原民會要我幫忙擬定「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我以降低風險為由建議擴大學者參與,並找原運及研究生定期參加論壇。

轉到國立大學擔任院長,必須以身作則申請計畫,學問大起來;卸下職務,又要看人臉色。文人相輕要講道理,不能老是以「沒有必要研究」搪塞。民進黨政府班師回朝,我嫌惡小英原民政見食言而肥,不願有任何糾葛,不申請計畫也是擔心被查水表。儘管如此,還是有機會目睹計畫審查的黑暗面,原來政權轉移只換來一批新的御用學者,只考慮顏色、不講專業。換句話說,學界也不過就是「百工百業」一環,包商有大中小,只要肯投名狀,研究計畫永遠接不完。

各部會補助研究無可厚非,畢竟法案規畫多少仰賴外部配合;赤裸變調為威脅利誘,那是把研究補助當作控制學界的工具。對於學者而言,幫忙立法施政未嘗不是社會服務,拿錢辦事可以理解,至若淪為標工程的廠商、扭曲學術專業,相當可恥。委實無法理解,金額加個零的灌水計畫,究竟要如何報帳、拆帳?更費解的是,作為社會良心,為何要作賤自己、出賣靈魂?(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