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寫歷史」的解放力量──陳柔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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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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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士傑

我記得我開始對所謂的歷史有興趣,是因為小時候,常會聽家裡附近的老人講述我們鄰里的一些往事。用台語講的往事,很多都是生活周邊的事情,比方說這東西、這地方為何後來會變成這樣。有意思的是,在聽她們們講述的過程中,常會出現:啊!你說的不對啦!其實這事情是怎樣一回事的。然後講述人或會更正說:對齁!然後聚在一起的人,再一起把這件事情一起講完。講到時間差不多了,像是完成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樣,大家才回家。沒有人會認為他們在討論歷史,他們在討論生活,但其實他們在傳遞歷史。

小歷史就在生活周遭

這樣可以眾聲喧嘩的「小歷史」,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當六年級前段班的我,更熟悉中國的黃河、長江,而不知道原來天天看得的的那條溪叫大甲溪的時候,是不被當成歷史看待。我都還記得我小時候喜歡捧讀的吳姐姐講歷史故事,還特別強調裡面所有的故事都是根據「正史」寫的。好像變成說正史的位階,比在生活裡面聽到「過去」還要高階。現在想想是很奇怪,但這似乎已經變成身為台灣人的一個印記。

後來,我除了在家鄉的廟裡,聽鄰近老人講「過去」外,我去一個眷村附近的一家冷凍庫打工,又碰到好幾位退伍老兵講故事。比較有趣的是,他們講的故事,已經不是我家鄰里發展的過往,他們講的很多是他們自己的故事,那些他們如何從中國來台、參加了哪些戰役、還有他們又是怎樣去看待他自己的生活。因為我喜歡聽,他們也就喜歡講。

我都還記得有一天,我們一起搬了不知多少的高粱種子後,有一位喜歡講故事的老兵,把我拉到一旁很嚴肅地跟我說:有件事情,你千萬不要說出去,這是我知道的秘密,我只跟你講。那個虔誠的表情,我還很清楚地記得。然後,他跟我說:我跟你說,毛澤東其實是蔣介石的大舅子!說完,還警覺地看了四周。我那時覺得有點愚蠢加上震驚,然後更想去知道的是:真得是這樣嗎?為何他要這樣說?

帶了這些疑惑,我進了歷史系讀書。還記得那時的歷史系,還真是中國歷史系,當老師強調著歷史要帶著溫情與敬意的時候,當我們慢慢知道說:統治者其實跟我們一樣也是人的時候,我總是會想起我認識的那一群老兵的臉龐,然後開始想說那他們同一時代不同階層的生活經驗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們可以繼續用所謂的「正史」去掩蓋這些問題嗎?只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過去,真得可以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嗎?

從柏楊、李敖到陳柔縉

台灣威權文化的轉型,除了跟本土的自由主義的土壤有關外,除了一些學院老師外,許多非學院的民間歷史學者其實貢獻非常大,他們可能沒有一個學位的教授發言位置,但透過他們的寫作,的的確確啟發了非常多人。我到現在都還可以清楚地記得讀柏楊的雜文、讀李敖的歷史書的暢快跟感動。特別是李敖的蔣介石研究,他的那句「有權者的生殖器連結」,讓那些道貌岸然的威權統治者一下子就被請下了神壇。

我常在想:歷史研究的進步,就是要對民族國家形成威脅。來自民間的柏老的雜文跟李先生的書,讓我們見證了見識、勇氣與進步。透過他們的筆,他們的確對國家力量形成了挑戰,並開啟了更多的思考。無怪乎,這些書跟文章一直會有討論。

所以到了我大學讀了陳柔縉女士的《總統是我家親戚》時,那種對有權者的去魅,讓我再看到民間歷史學家的不凡見識。我也記得,我特別跟一位資深的學者提到這一本書,那位老師說:哎啊!其實懶得跟他打筆仗啦!裡面還是有一些是有問題的。廿多年過去了,現在自己也成為一位歷史家,讀了陳女士的書,但也挺能理解當年老師的批評之處。但我也必須說,可能已經讀了很多書了,不可能會去記得書中所有的細節,也是因為透過陳女士記者見識跟筆,得以讓我們對所謂權貴產生不光只有稗官野史的討論。但更也許是因為是年少的時候讀的書。因此,讀那本書時,帶來的那個「感覺」,到了今天還是令人意猶未盡。

那個感覺是怎樣一回事呢?是那種對威權、權貴卸妝去魅的暢快,還是說透過對生活過往體悟所產生的反思?以我看,透過這些小歷史與對細節重建的重視,這樣的「小寫歷史」所呈現的已經不會是民族國家由上而下的那種想要你去信仰的內容,而更是對不同生命經驗的深描,透過這些以生活中的細節所進行深描與重新編織,我們也更可以用理解的方式去學習與建立對不同生命經驗的尊重。我想以民間觀點為觀點出發的陳女士,與之前強調自由主義傳統的前輩不同,她的書寫呈現出了一種透過書寫歷史所呈現出的解放力量,讓我想起了以下的這段話:

好的歷史應涵蓋三種展望未來的模式:考察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過程; 揭露偽神話及其證據的來源; 依據多重證據、數據構建一種多角度的歷史─未來觀,其中包括多個歷史動因。

歷史還有一種解放的力量,這種力量最終取決於他有能力界說萬物其來有自的依據,有能力將大過程與小事件結合起來並將不勝數的信息凝鍊簡化成人皆可知、共同分享的版本。我們向世人推介這些方法,因為當今的社會正被種種歷史謊言所困擾,而這嚴重地束縛了我們對整體未來的展望。

Joe Guldi, David Armitage, 孫岳譯,《歷史學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陳女士的歷史寫作,已經不是那種重視揭發後的恍然大悟與憤怒的啟蒙筆觸,而更像是將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溫潤細節重新帶回我們生活中的作者,因為那些細節所帶來的解放力量,我們得以更能將歷史這門學問形塑成考慮不同時代人的處境變遷,而不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集體壓力。

陳女士筆下的張超英(1933─2007),是位沒有外交官頭銜的外交官,但盡心盡力於台灣的外交;陳女士則更像一個沒有史學家頭銜的史學家,但盡心於民間史觀的昂揚。我很有信心,陳女士的書,會繼續有人讀。她的想法也繼續有人去繼承。

陳柔縉女士意外離世後,我騎腳踏車接送小孩上學的時後,有想過透過「小寫歷史」的書寫,我們得以對抗宏大敘述的覆蓋,去還原並因此更保有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由。但想到那些爭快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外送員可又有自覺到這一個行業在今日生活體制中的重要性,有可能他們也會變得因為考慮到行人跟自己的安全,而變得更溫柔嗎?對於這日常生活裡交通暴力的問題,我們又可以如何去解決呢?對這一個問題,我們也可以更義憤填膺一點嗎?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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