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時事】放過家屬與記者吧!日媒如何報導災難?

作者:張卉青 Olivia/奧莉放送株式会社

罹難者家屬雙手掩面,悲痛欲絕地泣不成聲,這是台灣 921 大地震後,許多媒體所捕捉到的場景;眼神沉重的罹難者家屬,主動伸手協助其他受災戶,展現出人們在苦難中的韌性與互助精神,這則是 2024 元旦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強震發生後,多數當地電視媒體拍出的畫面。

回顧過往,大家還記得 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嗎?由於發生在 3 月 11 日,後來又被稱為 311 大地震,這場災難之大,除了撼動日本國內經濟外,更影響了世界經濟局勢。我在地震發生隔年,以媒體人的身份深入災區,並且前往靠近災區的各媒體據點──包括 NHK、讀賣新聞、仙台放送、河北新報社,力求瞭解日本媒體如何報導災難新聞,而這也成了我後來旅居日本的起點。

整體而言,撇開衍生而出的「花邊」政治新聞,日本所有媒體似乎有著一致的默契,針對災難新聞的處理甚是謹慎。如此高自律的行為準則,是我當時對於日本媒體圈萬分好奇的一大原因。

日本媒體的角色:降低災難所造成的損害

日本的《放送法》,主要用以規範日本所有針對民眾發送訊息的播報單位。其中,針對「災害報導」更有著詳細的明文規定,像是第 108 條:

關於廣播事業者的災害播報業務:在進行國內主要播報業務時,如果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暴風、豪雨、洪水、地震、大規模火災等災害,應當針對防止災害發生或減輕災害所造成的損害來播報。

換言之,在緊急災害來襲之際,日本媒體必須盡可能地透過傳遞訊息,防止或降低災害恐對民眾帶來的傷害。這也是為什麼在文章開頭提到,同樣是災難新聞,部分台灣媒體傾向採用災難中的家庭離散等「具張力的畫面」來爭奪觀眾眼球,或以聳動的標題吸引閱聽者觀看;而在日本,電視媒體會盡量避免這些加劇民眾不安的訊息,並將播報內容著重在以下部分:

  • 目前災情的實際狀況

  • 有助於防止災害擴大的資訊

  • 災民們協力救災的情況

  • 對災民們有實質幫助的訊息

此外,日本主播或記者在報導相關消息時,也會隨著天災的嚴重程度改變語調及口吻,進而影響民眾的行動。舉例來說,當主播要呼籲海嘯來襲的危險性、請觀眾及早避難時,會使用「命令式且高昂」的口吻,來強調訊息的重要性;當記者在天災現場進行直播時,也會避免展現個人情緒,而是以沉著克制的語氣報導災情,當然,更不會刻意使用一些「現場道具」來加強新聞張力。

重視記者的人身安全

根據我在日本的觀察,各家電視台為確保記者的人身安全,也會制定自己的一套 SOP(標準作業程序),若超過一定的危險程度,就不會委派記者到現場。而只要是被指派到災難現場播報的記者們,一定都會戴上防災安全帽,並且根據現場狀況換上戶外用的外套,以利行動自如。

此外,許多電視台在面臨較大規模的災難時,因為不適宜派記者到場拍攝,因此會善用事前設置好的攝影機,或自家的攝影直升機從高空進行拍攝,這不僅能保障記者的人身安全,也可能幫助到救難隊援救受災戶。許多財力雄厚的電視台,辦公大樓頂樓也會有直升機停機坪、相關設備,配備完善。

日本電視台、讀賣新聞東京總部從義大利引進並共同運航的直升機。圖/截自 日テレNEWS@YouTube
日本電視台、讀賣新聞東京總部從義大利引進並共同運航的直升機。圖/截自 日テレNEWS@YouTube

我還記得,《仙台放送》在 311 大地震發生之時,為了傳遞災區的真實樣貌,派出了自家攝影直升機在災區上空進行拍攝,意外捕捉到災民受困的畫面,使得救難隊得知受困災民的確切位置,因而成功救回人命。

謹慎選擇播報素材,避免二次傷害

關於播報的「內容」本身,每家媒體也會有自己的指標,以判定什麼訊息應該/不該被播出,這是因為每一則訊息都可能影響到任何一位觀眾,不容小覷。尤其是災害新聞,相較其他新聞類型更為沉重,若播報程序不夠謹慎,更有可能讓民心紊亂,甚至造成對受災戶的二次傷害。

舉例來說,在 311 地震發生後,有《河北新報》的記者潛入災區拍攝現場畫面,放眼望去有眾多未被指認的遺體、數不清的棺木堆積,這些畫面回到了報社後,報社高層最終決議僅刊登棺木的照片。他們認為,若真的刊出了遺體堆積的照片,等於再次揭開罹難者家屬們的傷疤,這不是報導災難新聞該有的本意。

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美國著名的政治學、社會科學泰斗哈羅德拉斯威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曾經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論文中提到「守望相助環境理論」。意指在災難發生時,媒體人成了能幫大眾看得更遠的瞭望台,並可將適當的訊息傳達出來,進而安定民心──這正是當時《河北新報》真真切切在做的事,也是我認為媒體人應負的使命:代替千萬人的雙眼,幫大家看得更遠。

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到河北新報社觀察。圖/張卉青 提供
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到河北新報社觀察。圖/張卉青 提供

災害新聞「洗版」,恐會造成民眾共感疲勞

雖然媒體人有傳遞災害新聞的義務,但過多的報導也可能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在探討災害心理學時,有一個詞彙經常會被提及:共感疲勞。

所謂「共感疲勞」,指的是對於身處困境者的痛苦感情過於感同身受,導致自己的心靈也感到疲憊,具體「症狀」包括感到無力、容易情緒低落或生氣等等。因此,在災難新聞遍佈的情況下,適時報導正向或其他氛圍的訊息,以避免民眾產生心理狀況,也成了媒體人的責任。

比方說,在台灣,我們偶爾會發現在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有些電視台為了收視率,會無預警地將原本的節目停播,改為持續播報災害新聞。這樣的情況雖然在日本不是沒發生過,但以 2024 年初的能登半島大地震為例,近日民營電視台的新年特別節目依然都正常播放,沒有因此而延後播出,但在能登地區後續出現餘震時,相關消息還是會迅速出現在螢幕最上方,以求資訊快速傳遞。

台灣媒體人的兩難

長期研究媒體生態的我也曾好奇:究竟為何台日媒體在針對災害新聞播報上,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對媒體人而言,往往 KPI 看的就是收視率,這也是會大幅影響廣告收入的關鍵指標。而造成台灣與日本媒體圈生態大不同的原因,除了民族性格外,我想還有一項重要因素:電視媒體的數量。

台灣的電視台若包括宗教台,頻道高達 100 多台,但全國人口只有大約 2,300 萬人;在人口超過 1 億的日本,去除特殊付費台,一般民眾可以收看到的電視頻道卻僅約 7 台。而台灣這樣的情況,造成電視廣告費被大量分散在各個電視台,每家電視台所獲得的資源,與日本電視台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各家媒體為了獲取更多收視,便會開始想出各種「奇招」來爭取觀眾的注意力。

因此,台灣媒體圈形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化:學會討好觀眾。觀眾成了至高無上的顧客,而新聞記者則像是販售商,無論是冷硬的知識內容,還是較為嚴肅的災難新聞,媒體都必須絞盡腦汁將其包裝為顧客會喜歡的樣子。但人們總是喜新厭舊的,因此「創新」也就成了新聞包裝的另一重點。

讀者們或許看過以下這樣的畫面:

一名記者在暴風疾雨的颱風天,站在水勢滾滾的河堤附近,身穿黃色塑膠雨衣,一手拿著雨傘,另一手握著麥克風。風雨大到連腳步都站不穩,身上雨衣被風吹得大聲作響,無情的雨水打在臉上,早已看不清播報者的五官。記者一邊大聲地對鏡頭吼出颱風資訊,即使手裡的雨傘在播報過程中早已被風吹到開花,仍要敬業地握在手裡。

這就是為了博取觀眾眼球所誕生的新聞畫面。有些觀眾對於這樣的現象總會忍不住譏笑,但站在媒體人的角度,我感到很是心酸。當初在學生時期,教授們也未曾教過我們應該如此播報新聞呀,究竟有哪位記者不想在安全的情況下,更有尊嚴地進行報導呢?

至今我仍會感嘆,要在專業與收視率之間取得平衡,的確是極為困難的挑戰,偏偏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從業人員所付出的勞務和獲得的報酬,往往並不對等。

旅居日本已經 10 年,回首過去這 10 年台灣主流媒體的發展,許多結構性的環境問題,似乎沒有獲得太顯著的改變。不過,也是因為科技的邁進,有了更多不同形式的媒體可供閱聽受眾選擇,實踐訊息正義。期待不論台灣還是日本的媒體圈,都能不斷開展新的篇章,在每個重要時刻為大眾帶來真正有幫助的資訊。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放過家屬與記者吧!現場觀察強震後的日本媒體,如何報導「災難新聞」?》,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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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卉青 Olivia,旅居日本,說著京都話的臺灣人。長期關注日本社會,大學時代因受日本政府邀請前往 NHK、讀賣新聞社等媒體機構交流,並參與外務省「絆計畫」前往 311 災區探訪,而開啟探索日本的旅程。2022 年跨足日媒「nippon.com」報導在日臺灣人故事。2023 年開始撰寫部落格「奧莉日本在住中」 透過「文字」和「照片」帶大家認識不一樣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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