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時事】調高最低工資，能解決貧富差距嗎？

作者：陳暐／一個貓奴的經濟學筆記

主計總處最近公佈 8 月份的平均經常性薪資達 43,227 元，創下 14 年新高，在網路上引發大量討論，有人認為這個數字太高不可能，也有人感嘆「我就是那個拉低平均的」。這個數字背後的主要爭議，在於它和大多數人對臺灣勞動市場普遍「低薪」的印象有些出入，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平均薪資不現實？應該看「中位數」

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不能忘記平均是怎麼計算來的，如同網路上揶揄的，「我和郭台銘的平均收入可是上億的！」，平均值本來就比較容易受到極端值（郭台銘的收入）影響，要讓多數人感到比較貼近自己理解的薪資數字，我們要看的應該是薪資的中位數，也就是會有一半的人薪資比這個數字高，另一半比這個數字低的那個數字。而我國的薪資中位數，是一直低於平均數的，換句話說，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拿不到所謂平均薪資的。

行為經濟學與決策科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大意就是說，人們討論一個概念或數字時，會傾向依賴容易想起來的事件而非客觀地考慮所有事件。若套用到討論薪資的情境上，就是當你想到平均薪資時，會比較容易想起你身邊常見的例子，而當你身邊超過一半的人都拿不到平均薪資時，你自然也比較容易想起來那些低於平均的薪資，也就無怪乎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數字不現實了。

如果以全年的總薪資來看（包含了經常性薪資以及非經常性的年終獎金等收入），這件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下圖是 108 年度全體受薪階級的全年總薪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這座分配的「山峰」很偏左，中位數（D5）在 49.8 萬，但主計總處在另一處公布的平均數則為 64.4 萬，位於 D6 與 D7 中間（順帶一提，這張圖上的「您的總薪資」是我國助理教授的起薪算出來的全年總薪資，不知道大家覺得給大學教師這個薪水是過高還是過低呢？），也就是說有大概 65 到 67% 的人是根本拿不到平均數的。就算你交遊廣闊，什麼樣薪資水準的人都認識，你都還是很可能認為政府公布的平均數太高；更何況多數人的同溫層都是跟自己差不多年紀、薪水也差不多的人，更進一步強化了這個效果。

那這樣平均薪資遠大於中位數的現象（而且其實差距持續擴大）代表什麼意思呢？會有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高薪的人薪水增加的速度，跟低薪的相比沒什麼差別。若以行業別來看，108 年的金融及保險業的總薪資除以 12 個月後是 9.3 萬，但教育業（不含各級公私立學校等）是 2.7 萬；但若看 103 年，前者的數字是 8.3 萬，後者是 2.4 萬。換言之，5 年內兩者雖然都成長了 12% 左右，但因為基數不同，前者多了 1 萬，後者才多了 3 千。這樣的現象就會導致平均數與中位數的差距越來越大，也就導致了人們看到平均薪資時「無感」了。

調漲最低工資，能否解決貧富差距？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呢？一個常見的說法就說我們應該要提高最低工資──台灣自明年開始，便將調整基本工資至月薪 2 萬 5,250 元、時薪 168 元，這樣低薪的人薪水就會增加地比較快，而高薪的人不會受到影響，那平均數與中位數的差距就能縮小了。問題是，這個說法假設的是雇主要負擔更高的最低工資時，不會因此少雇用幾個人（造成失業）。那這個假設現實嗎？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David Card 在 1994 年的經典論文中，就是利用了自然實驗的方法來檢驗最低工資提高後，對失業率的影響。

所謂自然實驗，指的是利用「自然」發生的事件，在現實生活中做「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比較來研究的一個方法。具體來說，1992 年美國的紐澤西州提高了最低工資，但隔壁的賓州沒有，Card 利用這個機會把紐澤西州當作實驗組，賓州當作控制組，研究了410 家速食店（員工的薪資通常都是最低工資）在 1992 年前後，是否有改變雇用的員工人數。由於傳統經濟學的模型預測是，如果最低工資提高，一定會減少廠商雇用的員工人數，至少不可能增加，所以這篇文章當年引起了經濟學界譁然，因為 Card 居然發現雇用數上升了！也就是說，最低工資提高非但沒有提高失業率，反而降低了失業率。

所以這代表我們確定了提高最低工資百利而無一害了嗎？在 Card 得獎後，臺灣也有許多媒體持這樣的看法，甚至說經濟學界的想法已經被翻轉了，但真的是這樣嗎？一個近年對美國經濟學家的調查（IGM Economic Experts Panel, September 22, 2015）指出，大概有 29% 的經濟學家的確是支持提高最低工資的，但 34% 的經濟學家依然反對，還有高達 37% 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是不確定的。經濟學家是看證據說話的社會科學家，而且我們最不喜歡說的就是「不確定」，所以這樣的結果其實反應的是實證證據並沒有給我們很確切的答案。固然 Card 的文章指出了失業率可能反而會下降，但他的結果只能適用於速食業，甚至可能只適用於紐澤西州當時的最低工資調幅，要真的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應該看的是通盤的證據。

那通盤的證據究竟告訴我們什麼呢？根據全球多數相關研究數據顯示，大體來說，提高最低工資在多數時候是會造成失業率上升的，即使雇主沒有減少雇員，也會將雇用的員工工作的時數降低。舉例來說，速食店雇用的人數可能沒有減少，但同一時間服務客戶的員工人數變少了，因為員工排的班變少了。以賺時薪員工的角度，這代表每小時賺的錢雖然變多了，但他不能工作那麼多小時了。更重要的是，老闆不是讓所有人的時數都下降地一樣多，沒經驗的員工受到的打擊會比那些有經驗的員工更多，所以後者可能真的因為最低工資的提升而得利，但前者反而受損了。

另外，即使是 Card 當年的研究都發現雇主還有另外一招，就是提高餐飲的價格來彌補工資上漲的損失。由於美國的窮人平常就很常吃速食，這件事反過頭來還是傷害到窮人。後續研究也發現，雇主也可能變相在清潔或是食物的品質上省錢，也就是說，雖然沒有少雇用勞工，但廁所可能變髒了一些，薯條可能少了幾根或是軟了一點。雖然我沒有看過臺灣的研究在談這個問題，但我一直覺得相比小時候，各家速食店的環境都變差了，不知會不會也是這個原因呢？

總的來說，最低工資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有效的幫助到某些人，但究竟這些人是誰？又會不會有另外一些人同時受到了傷害？就算我們對這些答案都很清楚了，要怎麼衡量這個政策的好壞又還牽涉到我們要如何權衡利弊。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我們的政策目標是要提高整體薪資水平或是解決貧富差距，那提高最低工資不會是最有效的工具。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台灣平均薪資創新高，背後卻反映了貧富差距，且「調高最低工資」也未必能解？》，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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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暐，台北大安區人。臺灣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中央大學企管系，目前任教於臺灣大學農經系。研究專長為神經與行為經濟學。因為工作與求學的關係足跡遍布美國賓州州學院、俄亥俄州哥倫布、加州洛杉磯與柏克萊、香港以及深圳。工作之餘喜歡打遊戲、看美劇、吃飯喝酒與當貓奴才。家中主人為一隻萬中選一的不貪吃橘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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