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換日線留學】都讀博士了，還要做一年交換生嗎？
作者：龍緣之／動物烏托邦
回想那一年的東京工業大學交換生活，我覺得能在博士階段認識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史研究同行、前輩，非常幸運。這段同窗時期的友誼，也與畢業後僅能透過研討會短暫結識的學界交流活動，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讀書都念到博士階段了，還要出國做海外交換嗎？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起初對出國交換計畫沒有任何興趣，主因是考慮到求學的時間，我希望能在最短期間內畢業、取得學位。交換學生一般以半年（一學期）或一年（兩學期）為單位，很可能會影響預期中的畢業時程。
另外，交換生雖然只需繳交學籍所在學校的學費，卻仍需負擔留學生活中，包括住房、機票，以及當地生活的各種雜支。對於年屆 30 歲的學生而言，通常對未來兩三年的研究和工作都已有一定規劃，長年讀書而難以工作儲蓄，這筆開銷自然也要列入計算。因此，當我就讀博士二年級，面臨是否要到海外交換一年的選項時，考慮的重點已與大學時代大不相同。
然而，在 29 歲時，我到日本做了一年的海外交換學生，成為我生命中難忘又快樂的一段時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並非在研究中產生，而是源於在人格發展成熟後，結識各國同學好友、經受文化衝擊的洗禮。在異國時而孤單、時而與留學生們「抱團取暖」的過程中，我體驗了一次無可取代的學習經歷。
初到東京工業大學研究室
搬到日本，我是藉著（北京）清華大學和東京工業大學的合作關係，而取得「海外交換學生」的資格。因此，要在簡稱「東工大」的校園中進行一年的學習。
我的指導老師是中島秀人，他是將東亞 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科學-技學-社會）研究網路建立起來的學者之一。中島老師個子不高，中等身材，梳著西裝頭，總是面帶笑容，很有熱情和幹勁，有著電影裡天才科學家的那種形象。研究室名為「技術構造分析講座」，裡面有近 20 位研究生和研究員。研究生分為「中島研」，也就是中島老師的學生，以及「梶研」，他們是另一位教化學史的梶雅範教授的學生。
梶老師個子也不是很高，比中島老師瘦一些，眼睛較大，神態很認真。他從本科到博士都在東工大讀書，然後留校任教，可說是一生都在東工大，前一兩年升為教授。對他而言，研究者要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題目，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梶老師在我到日本後不久，檢查出有胰臟癌，幾個月後過世。他的逝世令我很難過。
梶老師曾經鼓勵我從事感興趣的動物保護史研究。在漫長的求學過程中，我很少受到鼓勵，因此我很感謝他。我在清華讀書時，梶老師每年都會到那裡進行講座，他治學嚴謹，看上去不苟言笑，每個細節都要追根究底弄個明白。在清華的每次課後，他都要與學生們合照。關於梶老師，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他因為得知發明元素週期表的門得列夫與他同一天生日，所以開始從事元素表在各國的「接受史」研究，最後有許多外國的科學史家加入這個計劃。他真的是一位很厲害的學者。
在東工大，研究室和普通的公司辦公室很像──每個人有一張桌子，在靠牆的共同書架上有自己的空間；共用的印表機、掃描儀，使用這些設備都無需登記或繳費；還有一間影印室，每個人有自己的影印卡，裡面有位協助老師們教學及研究的職員。
到東工大交換的第一天，中島老師拿來一台筆記型電腦給我。原來，按照學校的保密要求，學生是不能帶自己的電腦進入校園的。東工大有許多核能等高科技的實驗室，我有一回看日劇，發現裡面的科技犯罪份子就被設定是從東工大畢業的。所以，即使這台電腦又舊又慢，我還是能理解這條規定。
研究室的成員叫「院生」，每個院生都會被分派一些簡單的清潔職務，每月輪替一次。有一次我去倒垃圾時，看到其他研究室丟棄的沙發、帶輪的椅子，幾乎像是全新的，比很多中國人家裡的物品都要好。難怪在中國有句形容八〇年代赴日生活的人，可以「在路邊撿彩電」。這一切令我很吃驚。
來自各國的師生
研究室旁邊，有一間「Refresh Room」，裡面有沙發和不同造型的桌椅，有一張較大的桌子是水滴型的，很別緻。有的時候，師生的小型 party，比如年末的「忘年會」，或期末聚會、新成員的歡迎會等，就會在那裡簡單舉行。
Refresh Room 外面設有飲料和泡麵的自動販賣機。除了午餐時間，偶爾能在那裡見到一兩個人，我在東工大的一年多時間裡，卻沒幾次見到有人利用那個看起來很舒適的房間。
此外，日本人似乎很習慣待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做事。進入校園的第一天傍晚，一位較我年長的研究員栗原，招手示意我和他出去，來到走廊幽暗的角落，他仍一言不發，我有一些緊張。他再讓我站到窗邊，那時的夕陽已不明顯，發出紅色和紫色的微光，他指著那個方向說：「fujiさん」。我定睛一看，在凹凹凸凸的樓房剪影中，有個小小的等腰三角形，原來那就是富士山呀！
研究室裡的留學生，有來自智利的，還有 3 位中國留學生，其中一位個子高高的男生郭さん，和我是同期從清華 STS 研究所過來的。他戴著眼鏡，髮型也很規矩，常常穿著藍黑色的 T-shirt 和運動短褲，或襯衫加上羊毛背心。他畢業於清華日文系，日文程度很好，屬於清華和東工大聯合培養計劃的學生，要在東工大完成碩士論文，取得學位後再回國攻讀博士。剛到日本時，我連五十音都不會，許多事情要請他和其他留學生幫忙，他總是客客氣氣，然而，在同窗的時光中，我們對彼此完全不了解，這也讓我體會到，留學期間的朋友，可遇不可求。
除了中島老師、梶老師，研究室還有一位來自土耳其的講師 Bektas，他和我一樣，每週都和志願教留學生日語的 volunteer sensei（志工老師）見面，練習日語，這樣已有 20 年的時間了。
Bektas 老師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土耳其人，鼻子很高，臉是橢圓的，很有異國的感覺，他常穿襯衫，秋冬時外頭再套一件羊毛衫。Bektas 的研究室和中島老師一樣，有數排書架，基本上像個小型圖書室。他的研究和日本作家宮澤賢治有關，我們研究室出刊的學報《技術文化論叢》裡，就刊載著 Bektas 老師探訪宮澤賢治人生軌跡的行旅筆記。這樣的主題和寫作方式，令我印象深刻，也很羨慕。
「折磨人」的會議
由於我來到東工大時已是博士三年級，在此除了自由報名的密集日語課以外，基本上沒有一起上課的同學。我每天的行程就是做自己的研究，中午下課後在學校食堂吃飯，然後去游泳池游 1,000 公尺，再到澀谷實習。
雖然和其他「院生」接觸得不多，但每個月研究室的師生們會開一次「中島研ゼミ」，每位學生輪流發表近期的研究。這個會議對我而言非常困難，因為只有我和智利同學 Eliana 用英文講話，其他人全部使用日語，而且，雖然制訂了每個人發表的順序和時間，但是主持的同學多半不掌控進度。而研究室裡有許多「大叔」，他們或者是公司的高管前來進修，又或是臨屆退休的高中老師，已經非常習慣這種日本式的「開會」──輪到他們發表時，多半娓娓道來，講很久很久。
一開始，我很怕面對大家說英文，也覺得自己的知識單薄、論文又沒什麼進度，每次的準備都很緊張。慢慢地，我發現大家的修養都很好，從來沒有提出批評，連發問都很少，甚至有同學私下對我說：「龍さん每次都準備很多內容」，也就逐漸泰然處之了。
然而，真正讓我難以適應的，是漫長的會議時間。會議動輒 4 個小時，一回更長達 6 小時仍未結束。王小波在《黃金時代》裡用「磨屁股」形容文革時的集會，指大家久坐後漸漸按捺不住，煩躁不安地在小凳子上動來動去的樣子。我在研究室的會議中深有體會。我有幾次到廟裡禪修打坐的經驗；打坐時，常常思緒紛飛，愈是想要控制，就愈是困難。我覺得聽日本人開會，遠比打坐還要困難。
研究室裡還有個非正式的活動，叫「女子會」。包含我、Eliana，院生中僅有兩位日本女同學，一位是退休的高中數學老師 Masuda，另一位是研究牛頓的多久和。我們 4 個人每月聚會一次，多半找學校附近商店街的咖啡廳坐坐，或是到「自由之丘」的甜品店吃點心。
一開始，我覺得「女子會」非常無聊，總是聊一些言不及義的事情，既不討論彼此的研究，也不會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總是丟出一些問題，例如：「妳們曾經遇到過痴漢嗎？」「從學校離開後，都做些什麼事？」我想，應該會有不少日本人覺得我很沒有禮貌。雖說如此，「女子會」讓我體驗了東京富裕的物質生活，如果不是和她們一起到這些氣氛不同的店家，我恐怕很少機會感受當地消費文化中精緻的一面。
不吃飯、不回家的研究生活？
我在研究室的生活中，有兩個發現：第一個是我很少看見同學吃飯。
我沒有見過院生們一起去食堂吃飯，甚至在大多數的午休時間裡，大家動也不動地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剛到東工大時，我約其他院生去午餐，沒有人響應；後來我總是和日語課的留學生們去用餐，或者獨食。有時伏案讀了一整天資料後，看前方都有點不清楚，有一次竟把雞肉絲看成金針菇吃了下去。
第二個發現是：同學們晚上好像「不怎麼回家」。
我在研究室每天待的時間不算長，在晚餐之前一定會離開。「其他院生即使不吃午飯，總是要吃晚飯、要回家的吧？」我這麼想著。有一天，我刻意留在研究室裡，想看看大家什麼時候才離開。到了晚上 11 點多，我有點心慌了，怕錯過終電（末班車），趕緊查好時間，即使這個觀察計畫不能揭開謎團，我還是想撐到最後。
果不其然，當我真的必須去坐地鐵時，還有幾位院生在研究室裡，看起來一點也不著急。當時，由於我每天一早都有日語課，總是第一個到研究室開門，所以很困惑大家究竟是幾點離開學校的。一位留學生和我說，當交通路線包含了不同的營運公司，車資會被分為兩次收費，因此如果只有一兩站的距離，他寧願用走的。另一位同學則說，她只有覺得累的時候才會去睡覺，有一次她長達 3 天沒有睡覺，也不感覺累。關於同學們晚上為何「不怎麼回家」這個問題，我至今仍沒有答案。
再見，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在今（2024）年 10 月 1 日正式與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合併，新的學校名稱為「東京科學大學」。這所曾經孕育無數人才，在我求學期間更有教授獲得諾貝爾獎的學校，也將步入下一個新的階段。
回想那一年多的海外交換生活，我覺得能在博士階段認識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科學史研究同行、前輩，非常地幸運。這段同窗時期的友誼，也與畢業後僅能透過研討會短暫結識的學界交流活動，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在日本求學時期，我在當地非營利組織實習，也利用時間採訪日本專家和機構，讓我至今仍能從事和日本相關的研究題目，這些亦是極大收穫。作為海外交換學生，真是一件無比幸福的事！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都讀博士了，還要做一年交換生嗎？」談談令我「改觀」的日本東工大經歷》，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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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龍緣之，在歐亞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養殖場、自然保護區、動物園等地，探討動物與人的哲學、藝術、保育和社會問題。著有《尋找動物烏托邦：跨越國界的動保前線紀實》、《小狐狸的媽媽；媽媽的小狐狸》（與施暖暖合著）以及 China's Fur Trade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Fur Industry（UK, 2019; Update 2020/2021）等。她是學者、行動者，是 Culture and Animals Foundation 年度受獎人，現為臺灣動物與人學會理事。創立平台「動保龍捲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