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林建成】防制校園霸凌破功 誰該負責？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每當有重大的社會事件發生時，媒體與大眾就急於尋找簡單的答案，但所謂的「答案」，卻往往只是貼標籤、打稻草人，甚至是獵巫。而在集體焦慮情緒找到宣洩出口，事件逐漸平息後，迎來的卻是下一個悲劇的重複發生，周而復始。

前幾天，台中市某國中爆發疑似學生因校園霸凌而跳樓的不幸事件，除了學生身受重傷的照片不斷見諸報章媒體外，還陸續傳出校長要求家長將申請保險理賠的原因改填意外，招致校方意圖隱瞞霸凌的爭議，再加上導師在送給學生的愛心卡片上寫下「遺憾你用了最笨的方式表達不滿，也心疼你的無助」等字語，也被家長解讀為導師指責自己的孩子笨，由於輿論一面倒，最後迫使校方出面召開記者會向家屬及社會大眾道歉。

而在事發後校方才召開首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調查尚未完成，媒體就接連以「國中生遭同學霸凌老師『漠視』 在學校從4樓跳下」、「全戴口罩談霸凌 遮臉又想遮住什麼真相？」等標題，以及導師缺乏同理心、敏感度不足等報導內容對學校、導師未審先判。在媒體的推波助攔下，民眾更是群情激憤，就連市長盧秀燕一句：「不能把責任都丟給導師」的客觀評論，也在網路上飽受批評。

但這些關心校園霸凌的「聲音」，也不乏夾帶其他動機。例如教育部長潘文忠在對媒體談及學生跳樓事件時，卻刻意提到正在立法院審議中的《教師法》修正草案，還強調此次修法的重點即是針對不適任教師。言下之意，不僅暗示該導師就是教育部長要處理的「不適任教師」，同時也有藉此不幸事件向立法院遊說《教師法》修法之嫌。

多數的民眾認為，導師位於第一線，卻沒有妥善處理學生的求救訊息，應負最大之責。事實上，身為導師卻漏接了一位學生，原本就有無法逃避的責任。然而，近幾年來已發生數起學生因不堪壓力而跳樓的悲劇，這是此次學生跳樓重傷事件的相關報導中，大多數媒體所忽略的面向。也就是說，每次發生類似的事件時，往往都被視為是單一個案，也常常被歸因於導師或校方行政人員的處理不當或疏失，但是否因而忽略了背後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因素？

根據兒盟「2018台灣校園霸凌防制現況調查」結果顯示，19.1%的兒少認為家人不關心霸凌問題，包含偶爾關心的比例更高達57.4%，兒盟認為實質關心霸凌議題的家長不到一半。此外，也有10.1%的兒少認為學校從不關心霸凌，若包含回答鮮少關心霸凌問題者竟有33.1%，表示近三分之一的兒少認為學校很少關心霸凌議題。因此，除了學校需要再加強反霸凌教育與宣導外，家長也應有更高的警覺，雙管齊下，才能更有效遏止悲劇再次發生。

自民國101年教育部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施行至今，即將屆滿七年，過去已有專家及學校老師反應現行三級預防有許多滯礙難行的限制，例如言語霸凌與關係霸凌幾乎是每個校園中的常態，在成人的世界裡也相當常見，如果都依規定通報，不但會有家長怪罪學校小題大作，甚至還有家長找民意代表來學校關切，對學校來說，通報反而讓事情變得更為複雜。

再者，通報後除了老師要填寫更多報告、形同變相懲罰外，學校也必須召開霸凌評估會議進行調查及求證才能決定是否成案，如成案後才會啟動輔導機制，也才會對加害、受害及旁觀學生進行輔導。但在調查過程中，這些疑似霸凌者早已被貼上行為偏差的標籤，而這似乎也與學校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

顯然，現行三級預防至少隱含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首先是相較於有立即危險的肢體霸凌，一般言語或關係霸凌成案的機率恐較低，受害學生亦難得到進一步的協助。其次，整個程序偏向蒐集證據、調查霸凌事實為主，而非以被害者輔導處遇為優先，也可能錯失阻止悲劇發生的先機。

也因此，未來對於涉及言語或關係霸凌的通報是否能更有彈性，且以學生心理狀態，以及是否需要更專業的協助為前提，而非僅拘泥於霸凌行為之調查，並減少不必要的行政作業程序，俾利學校、導師更願意通報，也讓所有不堪壓力的學生都能得到更即時與更專業的輔導，或許才是避免悲劇重複發生較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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