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樣貌》:新加坡「唯才是用」制度下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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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新加坡亮眼的經濟表現令不少台灣人津津樂道,建國總理李光耀建立的高效廉能政府更常被奉為學習典範。但在種種耀眼奪目成功敘事的背後,新加坡極為懸殊的貧富差距與社會區隔,卻鮮少有人關注。《不平等的樣貌》一書,就是一本關注新加玻弱勢者生存狀態的民族誌,人們可以透過本書,重新審視推動新加坡國家發展的制度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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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秀敏(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與人類學博士,專注於新馬印研究)

《不平等的樣貌》一開始就提出要破壞「原有的敘述」,這是指新加坡政府有名的「唯才是用」(meritocracy)制度,它是新加坡教育、公務體系乃至於政務官體系的支柱。自建國以來,新加坡政府就根據每個國民在層層學校裡的考試成績,建構出一個階級分明並且由菁英主導一切的社會。由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數據來評價的話,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無疑是一個由第三世界走上第一世界的成功故事。這也是台灣讀者耳熟能詳的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所津津樂道的故事版本。然而由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來看,現今的新加坡在先進國家之中是數一數二的高,也就是貧富差距極為懸殊。於是本書便對此提出了疑問,「唯才是用」制度是否在新加坡國內製造出了另一個第三世界?作者認為該制度所強調的公平競爭,恰恰合理化了一般新加坡人對於在競爭中落敗者的忽視。連作者本身,由於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一向也很少接觸到這個隱形的群體。直到數年前因為研究相關課題要進行田野調查,她才有機會深入弱勢族群群聚的租賃組屋區,經過數年不間斷地定期拜訪數十戶家庭,由此才發掘了一個不為一般人所知的世界,也促成作者對新加坡的種種制度進行重新審視。

書中有一個章節特別著力於介紹「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簡稱「公積金」)制度以及它支配新加坡人生活的程度。「中央公積金」底下共分為三個帳戶,一般帳戶(Ordinary account),特別帳戶(Special account)以及醫療帳戶(Medisave account)。這是每一位新加坡人都有的個人帳戶,可以對應的支出項目可說是相當廣泛,包含了購房、教育、退休年金、醫藥費用等等。作者在書中強調的是,每個人一生當中能夠累積的「公積金」數額直接與個人所得相關。雖然雇主與政府都會提撥一些金額,但是個人所得仍然是「公積金」最主要的構成部分。書中所關切的弱勢族群,他們所累積的「公積金」數額總是遠遠少過一般中產階級,以致於他們必須額外去申請政府所開辦的援助計畫。援助計畫能夠提供的援助金十分有限,而且主管單位分散在多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到處跑腿交文件成為了不少弱勢族群的生活日常。更要命的是,各計畫常常是每幾個月要重複審核案主,而執行計畫的社工人員又不斷提醒在案主最好是能「自力更生」,其實這些做法就是為了確保沒有人在「濫用」公家資源。也有不少弱勢家庭的父母因為受不了這些繁文縟節,只好去從事沒日沒夜的藍領工作了。留在家中乏人照顧的未成年子女往往又淪為不良少年少女們,在成年之後繼承了父母的命運,成為了下一代的弱勢族群。在這樣的惡性循環裡,雖然新加坡政府喜歡把「一個包容性的社會」掛在嘴上,似乎也成為了幫凶的一員。從書中的各個章節當中,讀者們可以看到各項由「唯才是用」制度衍生出來的政策,包含「公積金」制度,是如何影響新加坡社會的所有層面,我相信作者的角度對於台灣人觀察自身的社會也有其意義。

我一邊讀著《不平等的樣貌》,一邊也想起了自己成長的點點滴滴。小時候,我住在四房式組屋之內。雖然四房式組屋比起二房式的租賃組屋大上一倍有餘,但是我們一家七口感受到的空間壓迫感可以說是跟今天租賃組屋區居民不相上下。雖然所有的組屋都有電梯,但是 1970 年代落成的多數組屋每隔三層才有設置電梯口。我們所居住的十三樓剛好是有電梯可搭,而那些沒有的樓層,每次進出家門總得多爬一些樓梯才行。當時的政府給這樣沒有電梯口的樓層單位還額外提高了一些售價,政府的理由是,陌生人會時常從有電梯口樓層的住戶走廊經過,比起他們,你得到了更好的隱私權。而有趣的是,不過幾年之後的所有新建組屋,全部樓層都配上了電梯口!?家裡的五個小孩,在講求「兩個孩子恰恰好」的時代出生,於是排行第五的弟弟出生的時候,政府特地給我們家送了超生的罰單過來。等到我自己生小孩的 2010 年代,政府面臨了全球最低生育率的問題,因此每生一個新加坡公民馬上給你發一筆獎勵金,也就是所謂的「嬰兒花紅」(Baby Bonus)。不但是鼓勵你生一個,而且是生越多發越多!至於我的父親,他是在二次大戰沒多久之後出生,學生時代是一位在新加坡接受了華文教育的華校生,這在當時是屬於多數族群,然而後來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採取了以英文為主的雙語教育路線,這使得少數家庭背景較好而有條件接受英文教育的英校生在社會各個領域普遍受到青睞,得到更多升遷發展的機會。至於同時期的華校生們,包含我的父親,卻只能屈就於一些比較偏向藍領的工作。只不過到了下一代,我們家的五個小孩都在以英文教育為主的學校順利升學到大學畢業,如今都能從事著一般中產階級的白領工作。從我家的親身實例看來,緊貼著新加坡政府當下的政策走似乎是最好的人生選擇,但是把時間拉長來看,有時候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翻臉就跟翻書一樣,真的是讓人感到萬分無奈。

本書出版之後,在新加坡引起廣泛的迴響,特別是在中產階級這一塊。雖然大多數讀者對此書表示肯定,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負面情緒也出現在少數讀者當中。書中有一章節特別提到了作者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與一位聽眾的對話。那位上了年紀的婦人對作者表示了相當的不滿,認為作者沒有考慮到其他弱勢族群。只不過是一本書便要滿足所有讀者自己對新加坡弱勢族群的全面想像,這顯然是做不到的事情。我想作者身為一名學者已經善盡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她對新加坡人指出對自己的同胞們應該有更多同理心,而不是用績效觀點去評價,這正是本書最大的貢獻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