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不是政治作曲家」—約翰．亞當斯訪談
美國作曲家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2017年慶祝70歲生日時，全美（與全世界）不少歌劇院與音樂廳都演出他的作品以共襄盛舉，其中包括秋天於舊金山歌劇院首演的歌劇新作《黃金西部少女》（Girls of the Golden West，編按：黃金西部為加州別稱）。Bachtrack寫手蕾貝卡・蘭提耶斯（Rebecca Lentjes）與亞當斯就此進行了一段電話訪問。蘭提耶斯覺得電話中的亞當斯聽起來精疲力竭，但以溫暖和詳細對每個問題都進行謹慎回答。
蘭提耶斯：那麼，首先要祝你70歲生日快樂！根據Bachtrack在2016年做的全球統計，《雪赫拉莎德.2》（Scheherazade.2）是全世界最常被演奏的當代音樂作品之一，我們可以從這裡聊起，我在想你是否能談談這部作品的音樂、以及顯然是為女性賦權的敘事內容。
亞當斯：這部作品這麼常被演出讓我感到相當喜悅又慚愧，因為它有50分鐘久，而這是推廣古典音樂的一大阻礙。多數美國人對雪赫拉莎德的認識僅止於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同名音詩（譯按：《天方夜譚》），但當然她也是偉大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〇一夜》中出現的人物。所以她是一種原型，而我很喜歡回應這些人物或事件的原型（archetype），因為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種神話的現代形式。我會把原型描述成角色與不同意義的叢集。
我當時想，雪赫拉莎德活如果在現代會是什麼樣子？一個真的出手反擊的女人，如同我們已經在這世界上看過的，下場有時候很可怕：她可能會被丟石頭、處決或毆打——但這就是我們已經看過的事情。我們在阿拉伯之春與美國也都看過女人上街遊行、在大學校園奪回自己的人身安全主導權。我不想把這些事說得太尋常，但這也是現正發生的潮流。所以我只是想要寫一首曲子，一方面是一首大型炫技浪漫派協奏曲，另一方面又帶有一種很獨特的現代敘事。
我寫信給萊拉（Leila Josefowicz），我們認識了大概20年，她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她的童年過得很辛苦，因為你知道，作為一個小提琴家長大就跟作為一個網球明星長大一樣。你完完全全被鎖死在這種日復一日、又有剝削成分的例行懲罰當中。她現在正在事業起飛的關頭，有著美妙的自由跟賦權意義。為他人作曲並且讓這首曲子變成他們DNA的一部分實在很令人興奮，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雪赫拉莎德.2》的亞當斯與姚賽夫維契訪談與演出片段
蘭：她是這首曲子唯一的演奏者嗎？
亞：目前為止是，因為這是一首龐大的曲子——就跟學《哈姆雷特》一樣。還沒有其他人學完這首曲子。不過我知道他們最終會征服這首曲子，但我想這實在是一首只該由女人演奏的曲子。我希望我不會因為這種性別歧視而招來罵聲。
蘭：今年會演出很多你的新舊作品——你怎麼聽自己這幾年來音樂語言轉變？
亞：我跟自己幾乎所有作品都保持密切接觸，因為我也指揮它們。我注意到我的風格跟語言這幾年來有些演變。低限主義是一種相當純粹而有活力的音樂語言，就像低限主義雕塑與繪畫一樣。但打從一開始我就對戲劇性的驚喜抱有強烈熱忱。雖然低限主義有很多讓我喜愛的元素，我還是覺得它在情緒上有點太過單調。我在自己的音樂中想創造一種更適合流動情感生命的語言⋯⋯這麼多年來我都在嘗試發展出更具和聲變化的音樂語言。
蘭：你希望看到自己哪部作品更常被演出？
亞：好作品比較容易被大量演出，而並未被大量演出的作品⋯⋯這個嗎，就實在不算最精良的作品。起碼在還活著的作曲家當中，我的作品幾乎是比所有人都更容易被演出的，這點我相當感恩。
蘭：根據Bachtrack的數據，你其實是第三名；第一名我想是亞爾佛・佩爾特（Arvo Pärt）。
亞：對呀，他真是很流行。
蘭：你有最不喜歡的自己作品嗎？
亞：我的嗎？我有，但我不會說是哪首。
蘭：我在想你是否能對你的新歌劇《黃金西部少女》說點什麼，跟彼得・賽勒斯（Peter Sellars）再次合作又是什麼感覺。
▲荷蘭國家歌劇院《黃金西部少女》預告片
亞：我一直與彼得共事是因為他有一顆難以置信的戲劇頭腦，而（我們的合作）幾乎都探討社會議題。我不喜歡被人叫成政治作曲家，但我不介意被叫成入世的藝術家。
我在加州住了2/3輩子，我在內華達山上有一棟小屋，這就是故事發生的地點。淘金熱（Gold Rush）跟今天的矽谷之間有些可以類比的地方，我覺得很有趣。1850年代的北加州與今天正在發生的事，那種狂亂火熱的追求財富慾望起了強烈共鳴。在川普與希拉蕊選戰時創作這首歌劇也相當有趣，因為在研究淘金熱歷史的時候，發現裡面也有大量對墨西哥人、中國人、北美原住民與黑人的種族歧視和偏見。當人們發現他們沒辦法發財、發現金子並不像他們之前輕信的「假新聞」說的那麼多時，就只好罵其他人的膚色。
蘭：如果有人要你寫一部唐納・川普的歌劇，你會寫嗎？
亞：就像我前面說的，我對原型很有興趣，而川普對我來說是無良者的原型，這種人完全無法同感他人，我猜可能也是自戀狂。我想某些程度上我應該能寫，但他在媒體上無所不在，我想再寫一部關於他的嚴肅作品應該沒有意義。
蘭：在你的《克林霍佛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跟《尼克森在中國》（Nixon in China）激起政治辯論、甚至是抗議的同時，你卻不認為自己是政治作曲家，這點很有趣。你在古典音樂當中看到什麼政治可能性？
▲《紐約時報》對《克林霍佛之死》掀起的抗議所作的報導
亞：我不知道。古典音樂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包含這些面向：菁英娛樂、花大把銀子去聽貝多芬跟馬勒之類的，有點像是去同樣的博物館找那些你以前看過的同樣幾幅林布蘭跟梵谷。但當代古典樂有沒有一條新路能夠探討我們存在的政治、社會與心理面向？是的，我認為未來會有發展。
蘭：在幾年前《紐約時報》的一次訪問中，你提到年輕世代作曲家的音樂「空洞又膚淺」。你對當代古典作曲家有沒有任何建議，特別是關於作品普及性？
亞：我並不是在對整個世代的作曲家喊話，我只是提到一些年輕作曲家，我覺得他們對過去的傳承相當冷漠，又被流行音樂與流行文化迷得團團轉，但還是沒有去了解流行音樂過去的所有偉大作品。也許我應該要再把話說得更漂亮一點。
我愛美國文化，但我害怕這個國家偶而——有點像我們看到川普惹出的這堆事情——會走上反智主義。這些話很難聽起來不像老屁重放，但我實在是深刻有感！我想基本訓練，像是學習聽聲音並且真正發展你的耳朵，就是作為藝術家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