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75週年:2027、2035、2049三個年份為何對中國有特殊意義
10月1日,中共建政75週年,距離2049年這個「百年奮鬥目標」還有25年。
中共體系中,「計劃」之手無處不在,慣於設置各種時間點,比如「第十四個五年計劃」、「2035年遠景規劃」,最近的是「2029年前實現二十屆三中全會改革目標」。
但展望未來25年,三個年份反覆湧現:2027年、2035年和2049年。他們各自被中共賦予了目標和意涵,但實現起來也非易事,有的甚至挑戰嚴峻。
在中國國慶之際,BBC中文對其梳理,邀請專家一起剖析:2027年中共會進攻台灣嗎?2035年習近平會退休嗎?2049年中國能成為現代化強國嗎?
2027年:會不會攻台灣?
2027年最顯著的意義,寓於歷史之中——1927年2萬餘國民革命軍,在南昌起義,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正式成立,此後8月1日為建軍節,2027年即為建軍100週年。
對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而言,2027年是一個「建功立業」的絕佳節點,8月慶祝100週年建軍節後,10月召開「二十一大」,可能開啟習近平第四個五年任期。如果「二十一大」前,能取得重要的歷史功績,那麼第四任期或面臨更少阻力。
類似劇情其實已經上演過,2015年習近平推動規模宏大的「脫貧攻堅」,使他可以在2021年7月1日中共建黨100週年時宣佈,中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一年之後的「二十大」上,習近平突破慣例,開啟第三任期。
實際上,習近平確實在反覆強調2027年的重要性,稱要「到2027年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全面提高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戰略能力」。
與此同時,台海形勢不斷惡化,解放軍「環台軍演」的規模愈大、頻次愈密,直至兩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lip Davidson)和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先後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中國將在2027年之前完成具備武力侵台的準備。讓「2027年攻台」之論甚囂塵上。
此後有更多跡象在印證這種準備,比如中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79號文件」,要求金融、能源等行業的國有企業在2027年之前更換IT系統中的外國軟件;再比如,2024年是中國國防開支連續第三年增加7%以上,超過GDP增速。
「2027年攻台」在紛繁的討論聲中,似乎正從猜想慢慢變成現實。以至於拜登在舊金山向習近平求證。會談後,有媒體援引美國官員稱,當時習近平否認了「2027年攻台」說法,稱沒有人向他提過這種計劃,而且回應時「似乎帶著一絲惱怒」。
但這並沒有打消美軍的疑慮。最近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莉薩·弗蘭凱蒂發佈《美國海軍作戰導航計劃》,為提高艦隊戰備水平的全面戰略指導,尤其要優先提高2027年前應對與中國潛在衝突的戰備水平,以針對中國在2027 年前入侵台灣的計劃。
在採訪中,不同背景的三位專家都認為,2027年解放軍不會進攻台灣,原因來自意願、能力和風險三個方面。
「2027年時間點是關於客觀上的攻台能力,而非主觀上的攻台意願。」宋文笛表示,2027年具備攻台能力,不是輕而易舉必然實現,而需要努力爭取才有機率達成目標,而勉強達標和富有餘裕,境界大不同,在發展出高度可容錯性的實力之前,北京缺乏誘因輕易涉險豪賭。
歐洲的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員宋高祖(Claus Soong)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鑒於經濟下滑、國際環境惡化,統一台灣可能不是習近平的首要任務,除非有極大勝算,否則北京不會輕易入侵台灣。
「美國嚴格遏制和經濟結構性衰退,2027中國是否能具備入侵台灣所需的軍事能力是個問題。」宋高祖進一步闡釋稱,中國經濟與全球緊密相連,而經濟好壞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這種依賴性限制了中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也限制了中國面對禁運、封鎖,以及承擔脫鉤後果的能力。
在戰術層面,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研究員宋文笛認為,解放軍面臨兩棲登陸作戰的複雜性,還有海上運兵能力不足問題;高敬文則表示,中國當前沒有組織登陸作戰的能力,封鎖更可行,因此也更有可能。
而最大的風險可能來自戰略層面。宋高祖表示,一場對台灣的長期戰爭或失敗,會給中國的黨國(Party State)體制帶來風險,危及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甚至是政權之存續。
位於巴黎的亞洲中心(Asia Centre)研究院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稱,任何針對台灣的戰爭行為都可能引發美國的反應和干預,並有可能使衝突核武化,從而迫使雙方在開戰前三思而後行。「事實上,核武器是和平的因素,而不是戰爭的因素」。
2035年:習近平專屬時間
中共建政以來,習慣於設置各類時間節點,近至三年之後,遠至100年後。習近平上台後,也設置了一個新的時間節點——2035年。
其背後的邏輯是——鄧小平時代,中共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目標實現現代化,隨後逐步形成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即在2021年中共建黨100週年時,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然而,2049年時習近平可能已經96歲。於是,在兩個目標中,加入一個中間節點2035年,屆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提出八條更細的目標,包括國家治理、生態、國家安全體系等,其中經濟上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3萬美元),照此計算中國極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那時習近平82歲,與拜登當前年齡差不多。
此後,2035年經常出現在中國互聯網防火牆之外的討論聲中,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個被人為創造出來的時間點,最大的意義是習近平在執政生涯最後總結的高光時刻。
對此,宋文笛稱,「借用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形容中俄關係的譬喻,在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對於歷史使命感的習近平而言,連續執政至2035年或許是其『加油站』,未必是其『終點站』。」
專家認為,面對這個中期目標,中國也面臨不小的挑戰。
宋高祖(Claus Soong)表示,隨著當局對經濟的控制越來越緊,以及聚焦於過度安全化的目標,中國的經濟增長正遵循著 「國進民退」的模式。 借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的論點,中國的採掘式經濟增長不太可能持續,因為中國缺乏容納「創造性破壞」的環境,而「創造性破壞」可以促進競爭和創新,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也點出這一關鍵,「主要障礙是當前的經濟增長放緩,以及阻礙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結構性制約因素:國有企業和公共部門的重壓、地方保護主義和強勢壟斷企業的存在。」與此同時,城市中產階級對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障的期望日益增長,而中國沒有能力建立福利國家。不過他也補充稱,「事實上,今天誰也沒有這個能力」。#
2049年:民族復興的終極目標
2049年是當前中共敘事裏最遠景的目標,而且被幾代領導人反覆強調。
1978年剛剛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提出「三步走」,其中最後一步就是「到21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20年後,江澤民提出新的「三步走」,最後一步還是「到建國100週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胡錦濤未更新「三步走」的內容,但繼續強調這一「戰略安排」。
在習近平時代,他把「基本實現現代化」提前到2035年,然後擴展2049年的目標內涵——在建國100週年,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中共的宣傳敘事中,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是中國屈辱百年的開始,1949年中共建政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直到2049年,再用100年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與2035年的目標不同,到2049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並未得到官方細緻描述,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中稱,屆時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科學中心、創新高地和重大科技成果主要輸出地」,「城鄉居民將普遍擁有較高的收入、富裕的生活、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等。
但實現這樣程度的社會建設,同樣面臨挑戰。宋高祖認為主要有三點:老齡化社會、經濟長期低迷、黨的意識形態在年輕一代中的吸引力下降。
2049年最能夠推測的就是老齡化程度,因為2049年時的一位26歲青年,當下已經出生。
本世紀中國人口增速相對平穩,平均每年在700多萬的水平。然而最近五年,新增人口開始急跌2018年到2021年,依次為530萬、467萬、204萬人、48萬;2022年進入「人口萎縮時代」,減少85萬人,2023年,跌幅進一步加深至-208萬人。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易富賢向BBC中文表示,「這個數據揭示了一個必然會到來的危機」——
2023年僅出生了900萬人,到2049年,他們26歲,正是成家立業的年紀;
而2049年時,出生在1989年的人滿60歲,開始退休,而這一批人正好是中國第三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最高達2500萬人之多,那麼建國百年之時老齡化危機會突然加深。
易富賢測算,2035年左右中國人口將迎來第一個分水嶺,此前中國的人口仍然比美國年輕,之後老齡化程度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將迎來老齡化危機。
2020年每個中國老人有5個勞動力供養;到2050年,中國每個老人僅有1.5個勞動力供養。而同期老齡化較重的英國還能有2.4個。
易富賢認為,人口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誰執政,執政水平怎麼樣,都是做麵包的技術問題,而人口問題意味著壓根沒有麵粉,何談麵包?
「老齡化是一個問題,但結構性困難更為重要」,高敬文認為, 放開經濟、給予私營部門更多自由是唯一的出路,這樣不僅可以為中央政府,也可以為地方政府提供額外的稅收和收入。在向完全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存在著重大的政治障礙。中共是否會接受削弱其權力和對經濟的控制? 很可能不會,因為這是中共作為一切主導者的存在條件。
「不排除在 2049 年之前發生政治變革的可能性,但我們也必須事實求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韌性。」高敬文補充稱。
「也許最大的挑戰是黨的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合法性不斷下降」,宋高祖(Claus Soong)認為,習近平的理論雖然全面,但往往缺乏實質內容。越來越多的學生認為必修的宣傳課枯燥乏味、壓力巨大。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日益增長的幻滅感可能會動搖未來幾代人的政治根基,並對這個政權和習近平的遺產在 2049 年是否依然存續畫上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