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與出版家的「為民前鋒」—悼許醫農離世、並紀念顧準逝世50週年
【引言】中國當代著名出版家、1980及90年代思想啟蒙與解放的引領者許醫農,於2024年10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在人類文明長河中,思想者是衝開愚昧與封閉的炮彈,出版者是打出炮彈的火炮。許醫農因編輯出版「傳統與變革叢書」、《山坳上的中國》、《長江,長江》、「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 「憲政譯叢」、「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讓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再次開眼看世界」,而在中國知識界享有崇高聲望。由許醫農責任編輯的《顧準文集》,對市場經濟的追夢、對憲政主義的嚮往、對「完美民主」的警覺、對革命烏托邦的反省,深深打動了飽經滄桑的中國思想圈,也是作者本人30歲前的床頭書。今年恰逢顧準含冤逝世50週年。從顧準人生坎坷,到許醫農為蒼生福祉而播下人文思想的種子,他們是為中華民族禮運大同、協和萬邦、邁入人類文明而奮鬥,光照千秋。先賢哲人日已遠,偉岸典型在夙夕。如今,在大變局的時代轉折點下,哀悼許醫農、紀念顧準,銘記他們的「為民前鋒」,依然是中國知識人、出版人應當繼承和發揚的士人精神。
士人風骨:不為紅豆湯而出賣長子權
與國學大師、民國巨匠、經歷了1949年南渡北歸抉擇的知識分子不同,顧準是一個普通的平凡人,但卻對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的反思精神產生了巨大和決定性的影響。顧準出生於1915年的上海。193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開始參與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當局訓政獨裁統治的運動。從事財會工作的他,成為中共革命的財經幹將。1949年中共建國之後,顧準作為一名財經專家在政府部門工作。1956年,顧準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員,但他個人的命運很快發生變化。因為首先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他被定為右派而受到迫害。1958年5月,顧準被下放到河北贊皇縣接受勞動改造。1959年轉到河南信陽商城縣下放。
1962年,他雖重返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但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中,被專事整人、擅長製造冤案的特務頭子康生以及中共馬列理論宗師陳伯達打成「顧準、孫冶方、張聞天反黨同盟」的成員而遭受批判。1965年被劃為「極右派」而下放到房山周口店接受勞動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中國社科院接受批鬥,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而在1968年4月自殺。1969年11月,顧準被下放到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1972年,他回到北京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於北京。文革結束之後,顧準獲得官方平反,其遺骸被安葬在具有極高地位的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顧準本人是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反思中國近現代革命走過的道路以及自己的人生抉擇,在此期間,他將自己的思考和總結寫成了諸多文字。接受勞動改造的那段日子,顧準因閱讀《聖經》而被管教人員訓斥和責難。他沒有畏懼,而是對管教人員說:「革命導師列寧曾經批判修正主義者的背叛行徑,如同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了長子權;紅豆湯與長子權的典故出自《聖經-舊約》,如果不熟讀《聖經》,如何能夠領會革命導師的思想?」管教自此不再干涉顧準的閱讀,也由此可見當年的學術環境是多麼惡劣,以及顧準為了捍衛閱讀自由而具備的人格精神和勇氣。
如果不理解基督教精神,又如何能夠理解西方文明?當代中國的革命因子,脫胎自俄國共產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兩場革命都有濃厚的反基督宗教色彩。但革命未必正義,保守未必有罪。在許醫農的編輯下,「歷代基督教學術文庫」的誕生,對當代中國理解基督精神和西方經濟、政治、倫理之間,搭建了橋樑。在許醫農、顧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當代優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風骨:絕不為紅豆湯而出賣長子權;也不把麵包視為自由的交換物。
民主沒有終極目的、惟有不斷進步
在作者看來,許醫農責任編輯了《顧準文集》,對中國當代思想史的發展軌跡產生了重大影響。顧準對「民主」概念的反思,集中體現在他的筆記《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中。這一文獻乃是顧準在文革中的1972年寫下的,由不同的篇章構成。後來經由許醫農的編排、整理,這些文章和他的一系列手稿被合編為《顧準文集》,在1994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針對高度集權的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反思,顧準是從哲學到具體實作層面,對「民主」的價值進行了分析。這一分析包括三個方面的關係論述,分別是民主與科學精神、民主與終極目的、民主與中國傳統。關於民主與科學精神的關係,顧準認為科學精神是實行民主的前提;對於民主與終極目的,他徹底否定了人間天堂性質(即烏托邦)的「終極目的」思想,而是單純將民主看作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動力;最終,顧準認為,要實現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就必須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因為這一文化沒有催生現代社會的基因,喪失了理性和科學精神。
顧準將社會制度的民主視為政治體制生命與精髓。在顧準的民主思想框架中,社會制度設計是以科學化的理論與思維構成的,民主的政治現實必需建立在科學的普及。這裡的「科學」,並非那種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專業化、應用化的具體知識,而是民主化制度本身所應具備的文化和思想基礎。
但顧準完全不相信可以在現實中,可以一勞永逸地建立起革命者所期待的人間理想國。他在反思中寫到: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麽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準告訴了飽經戰爭、災難、革命與政治運動洗滌的中國人: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們運用國家權力去實現終極目的,但結局卻是讓共和國徹底滅亡、帝制復辟。這是革命者運用國家權力改造社會帶來的痛心卻又尷尬的悖論:革命在革命的名義下失敗了;自由,以自由的名義被取消了;為了實現未來的民主,當下的民主沒有了。
許醫農透過對顧準思想的整理讓中國人看到的是,激烈的社會革命,在文明基礎薄弱的俄羅斯被又一次複製了悲劇,成為日後史達林暴政的源頭;與法國大革命一樣,列寧相信在人間可以建立起天國,而且列寧較之於馬克思更加激進(馬克思在晚年已經修正自己的立場),列寧以《國家與革命》的著作闡述了暴力奪權和以國家權力實行恐怖統治的合理性。顧準對這一段歷史的反思可謂相當深刻。
人間不可能建立天國,只有實實在在的進步。這是保守派的自由憲政主義者具有的價值座標。顧準是這樣的人,整理他作品出版的許醫農,也是這樣的人。原籍湖南、1929年出生的許醫農,經歷了中國最動蕩的二十年戰爭,也經歷了政治運動風起雲湧的三十年。在她的生命中,半個世紀都在不安、失望、挫敗中度過。但和顧準一樣,許醫農沒有放棄對中國憲政之路的追求。2013年,為憲政和法治中國吶喊的許醫農,已經年逾八旬。對於民主、法治與未來中國前途,她說:「當下大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抉擇的交叉口,何去何從?關係億萬炎黃子孫和浩瀚中華山河國土的命運安危!」
哲人日已遠、風範永存
知識分子從來不是學歷、職務的化身和代表。知識分子是以自己的人文素養展現對個體、大眾、受苦之人和不公不義之關切。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顧準、許醫農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傳承了這樣的精神。他們為民前鋒的精神和勇氣,在彌足珍貴的中國學人群體中,留下了最閃亮的腳註。
沒有顧準、沒有許醫農,就沒有作者這一代人思想的淬煉。對於出生在1980年代的我們來說,那時的我們是孩子,但那時的中國充滿了理想和希望。也因為如此,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到了2003年前後,肇因於孫志剛案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都是顧準、許醫農這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啟蒙和思想文明傳播的產物。
沒有過去,就不會有現在,也就不會有未來。因為許醫農,我們這一代人才看到了顧準的思想光照。在我本人讀大學的那個年代,很多大學生、大學教授,都將顧準的著作當作是床頭書。從文革結束開始,顧準對暴力革命、政治集權的反思,以及他對市場經濟的推崇,一直受到中國大陸人文社科研究者們的尊敬。特別是經歷過19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中國人,只要有那麼一些文化基礎和理論功底,幾乎無人不知顧準。這種尊敬不僅是對他思想的致敬,更是對他坎坷人生的一種悲歎和緬懷。一些級別較高的科研單位,甚至會懸掛顧準的畫像,表達對他的敬意。始終,在文革結束後的數十年中,反思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主題,而顧準毫無疑問是反思的先驅。哲人聖教香火得以延續,許醫農居功至偉。
現如今,在90後、00後記憶中,顧準、許醫農的知名度顯然已經降低了很多。在反思與自信之間不斷搖擺的一部分中國人,目前顯然沒有將顧準、許醫農的思想、著述當作是最為優先的思想源泉。雖然顧準的名聲小了很多,但又有誰敢說:顧準的反思已經過時了、許醫農的努力毫無意義?
歷過萬世百千風浪,雪霜下人自強,同尋中國新方向。作者真切希望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與出版人,勿忘許醫農、紀念顧準,永遠為一個公平、正義、充滿民主主義精神和自由憲政價值的中國,而努力奮鬥,讓中國人民能夠作為世界公民而抬起頭、挺起胸、有尊嚴地立於世界文明之林。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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