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中東地區的和平，是一種願望，而非現實
⊙林琮盛
日前，負責治理加薩走廊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哈瑪斯對以色列進行突擊，造成上千位以色列和外國人民死亡，甚至發生令人髮指的屠村事件。對國土安全擁有無法退讓的偏執的以色列，也決定發動報復，想利用此次機會，一舉殲滅哈瑪斯。
仇恨，始終像陰魂不散的幽靈，壟罩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並逐漸擴及到整個中東地區。對以色列的仇恨，更是巴勒斯坦人（無論是約旦河西岸或加薩走廊）「刻在心裡的名字」。
為什麼？吾人不掀歷史舊帳，純以親身經歷分享幾段故事，不難發現，以巴兩國的「和平」兩字只會存在於祈禱和願望裡頭，不會降臨在現實生活中。
巴勒斯坦土地日益破碎化
2013年11月，吾人曾造訪過一個位在巴勒斯坦西岸中部，海拔500公尺山丘的小村落Nabi-Salih。每周五，都會聚集一群不滿的巴勒斯坦村民。
年輕、憤怒的年輕人會順著村落聯外道路遊行抗議。他們的目標：700公尺外、成立3年的以色列屯墾區。Nabi-Salih的阿拉伯語原意為「先知」。但對這550多人的村落而言，他們卻無法「先知」此區資源竟有一天會遭以色列屯墾區剝奪。村民群情激憤，屯墾區搶奪他們鄰近的水源、侵佔他們的寶貴土地。
諷刺地，這些村民為了討生活，有的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前往別處屯墾區，協助建造房舍；以色列屯墾區的居民認為，透過提供就業機會和工資，是幫助巴勒斯坦民眾改善生活的方式（如同此次哈瑪斯發動突襲前，以色列也是如此認知）。
但巴勒斯坦人可不這麼想。在「奪我水、搶我地」的激昂情緒下，每週五，Nabi-Salih數百名年輕人都自動自發集結，一邊吶喊口號、一面揚起巴勒斯坦國旗，浩浩蕩蕩衝向屯墾區。為護衛屯墾區安全，以色列國防軍也「自動自發」橫亙在屯墾區前。
隨後，催淚瓦斯、水柱、橡皮子彈、震撼彈齊發。無須電腦特效，聲光效果即已十足。頓時，村落青年散向各處，拿起地上的石塊，奮力擲向以軍。面對村民的挑釁，以軍也不干示弱，打出更多催淚彈。上百顆的催淚瓦斯在空中躍起一道道白色煙霧的弧線，任由煙霾擴散，烽火瀰漫。
類似Nabi-Saih巴勒斯坦村民抗爭的場景，只是冰山一角。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不斷擴建的屯墾區問題，是以巴衝突的「老病狀」。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領土擴張到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隨後，官方啟動一系列策略性人口遷徙政策，成立「屯墾區」。為了擴大屯墾區，以色列政府提供諸多經濟誘因，如擔保工作機會、低利貸款，甚至免費贈屋等誘人措施，吸引猶太人進駐屯墾區。
也有更多基於宗教意識形態，前往建立屯墾區的「神的子民」。這類「宗教屯墾」的成長速度往往飛快。如極右派的宗教或民族主義黨派相信，上帝允諾猶太人從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這整片樂土（Eretz Israel），擁有西岸土地是其宗教使命。
簡言之，當以色列的城市愈來愈擁擠、房價日益攀升，他們只能逐漸把民生問題「外溢」到「猶地亞─撒馬利亞」區（希伯來語：אֵזוֹר יְהוּדָה וְשׁוֹמְרוֹן），也就是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人的認知中，自古以來，這片土地就是耶和華賜予猶太人的。
最後，這些在天上飛舞的催淚彈、石塊，成為「兩國方案」難以實行的最佳印證，也不斷拉高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仇恨值。
加薩走廊就是一座天然監獄
約旦河西岸的巴斯坦人生活困頓，但對比在加薩地區的弟兄姊妹，生活品質已算是高了一個層次。
吾人在約旦河西岸曾認識了一對來自加薩的父子。父親帶著名為穆罕默德的8歲孩子到伯利恆一所大醫院裡就醫。穆罕默德罹患了脊椎神經腫瘤，他只能看得到110公分高的世界，移動必須靠父親推的輪椅。
在幾位朋友的聚餐中談論到加薩地區的狀況時，穆罕默德輕輕地說，「我只要發電機」。他不要iPad、不要筆電、不要電玩，只要發電機。
在穆罕默德的生活中，加薩走廊缺電、缺水、缺資源⋯⋯萬物都缺，是他的日常生活。據稱，加薩走廊30％電力是用昂貴的柴油發電，其餘的是以色列電力援助。但電力供應經常因「大人們」的衝突而成為陪葬品。
穆罕默德的父親說，有冰箱也沒用，因為沒電。以至於食物根本無法儲存。當這位父親看到我的巴勒斯坦友人馬辛教授家裡有瓦斯爐可以煮東西時，不禁搖頭說，在加薩走廊，要購買一桶瓦斯，至少要等一個月。
想要出海打魚，以色列政府限制，漁船不能超過三海浬。問題是：3海浬內的海洋資源，能捕撈到什麼魚？
物資嚴重困乏，加薩走廊的人民甚至要走私多數生活必需品：柴油、食物、藥品……。連隔壁口口聲聲支持他們的「兄弟之邦」埃及，有時也不理睬他們。只因為西方國家對埃及施壓，要對加薩走廊的執政當局、恐怖組織「哈馬斯」實行經濟制裁。只有伊朗不時會支援火箭彈，用以攻擊以色列。
成立於1987年12月的哈馬斯，全名稱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其名稱是由「伊斯蘭、抵抗、運動」三個阿拉伯語縮寫而成。在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義（intifada）的草創之初，該組織並非一開始就訴諸恐怖攻擊，更多是宗教性、街頭抗爭性的動作。
直到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奧斯陸和平協議》簽訂後，主張消滅猶太復國主義的哈馬斯才在1994年啟動首次的報復式自殺炸彈攻擊，埋下巴解組織和哈馬斯衝突檯面化的火苗。
被冠上「恐怖組織」培育地，被各方禁運的結果是：共有200多萬住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成為大人世界衝突的待宰羔羊。連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也對加薩走廊人民愛莫能助。
即便同樣是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薩走廊宛如住在不同星球的人種：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轄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他們可擁有護照，只要取得國外簽證（雖然難度不小），能由約旦出境。但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卻連國籍都沒有，彷彿是沒有身份的活幽魂，更不用說辦護照了。
當國際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也帶著大筆資金和人員，大批進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拉瑪拉」（Ramallah），讓該城市日益成為我巴勒斯坦友人口中的「越來越西方化」時（也帶來當地官員腐敗問題），加薩走廊卻像是一座天然監牢，除了聯合國或紅十字會等少數國際援助機構外，外人進出該區都須經極為嚴格的審查。
且同樣是巴勒斯坦「國民」，但自從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邊境築起隔離牆後，以色列官方嚴格管制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加薩走廊的百姓自由進出和交流。一般觀光客更是難以踏進加薩走廊的雷池一步。
「加薩監獄的類犯人」有8成人口需要國外援助度日。過去3年新冠疫情讓加薩經濟更瀕臨崩潰，哈瑪斯於2022年起陸續對多項進出口商品課徵重稅，更讓當地人民痛罵難以生活下去。
外在因素外，哈馬斯和法塔赫兩大派系又不時因權力和路線衝突，相互消耗彼此資源。對高度世俗化的巴解組織而言，其目標是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和政府。巴解和以色列的紛爭，本質上是政治問題；但哈馬斯卻大不同，哈瑪斯自始至終就是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以哈」之間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戰爭」。
因手段和目標差異，導致這兩大派系的重大路線分歧。2007年6月，哈馬斯透過「加薩之戰」，從法塔赫（巴解組織）手中奪得加薩走廊的控制權。哈馬斯更嗆聲，要清除加薩走廊所有法塔赫活躍分子。雙方還曾多次駁火，造成兄弟相殘。最終倒楣的還是巴勒斯坦人民。
最諷刺地，哈瑪斯自2007年控制加薩走廊後，組織勢力不到10年就相當有規模，一年收入甚至高達10億美元，更在2014年時被商業雜誌《富比士》評為全球10大最富有的恐怖組織，雖然因恐怖主義實體遭國際經濟與金融制裁，但哈瑪斯的吸金途徑卻沒怎麼受影響。
當時，一位也在加薩走廊生活的巴勒斯坦女孩就透過視訊抱怨：「哈馬斯（在加薩走廊）什麼都沒作」。一有國際援助挹注，哈馬斯就依照親疏遠近的不同關係，掠奪走各方資源。真正滲入基層民眾的，簡直杯水車薪。
但穆罕默德和他的父親沒有心思去深入探究這些複雜政治因素的起源為何，又該如何解套。只是200多萬加薩人其中之一的他只擔憂，他的孩子們日子充滿困頓、就醫困難，連正常生活運作都無暇顧及。
大人世界的意識形態、權力戰爭，所導致60%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超過45%百姓失業；老無所依、幼無所養的貧困境遇隨處可見，或許就是讓極端宗教主義在加薩走廊不斷蔓延、滋長，讓哈馬斯不斷茁壯、敢和以色列公然對幹；再藉操作「以哈」衝突，又夯實哈馬斯自身權力的惡性循環結果。
沒有經濟獨立、內部鬥爭頻繁，巴勒斯坦「國將不國」
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夜晚，住在伯利恆的巴勒斯坦友人潔希為了討家中小孩的歡心，特地冒著寒風冽雨，出門到雜貨店買甜品。
到了雜貨店，潔希猛然發現，身上只有一張約旦第那爾幣（JOD）大鈔，卻忘了以色列雪克爾幣（NIS）。她只好拿出約旦幣給商家，「沒問題，照樣成交」。拿了甜品後，老闆還找了雪克爾幣零錢給友人。
這種貨幣交易每天都在西岸地區上演。但對1988年11月就宣佈建國，直到2012年底才順利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的巴勒斯坦，卻為「國家主權」劃下尷尬的一刀。
身為國家獨立象徵的「貨幣主權」，強調國家對本國貨幣行使的最高權力，不容許外國干涉的排他性。光受以、約兩國貨幣制約，被134國外交承認的巴勒斯坦恐怕比只有10多個邦交國的台灣還不如。
2013年秋天，伯利恆市郊一所難民營公立小學老師還曾發動罷工。原因是，這群老師薪俸領的是約旦幣，但約旦幣對雪克爾幣近期不斷貶值，民間商家又多以雪克爾幣計價，薪水變相縮水；巴方政府原本允諾加薪又跳票，老師們只好擺爛不幹。
2007年，巴勒斯坦的貨幣主管官員阿貝德曾宣示，巴勒斯坦打算在2010年準備發行巴國貨幣。但6年多過去了，巴勒斯坦也已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建立「國家貨幣」的工作卻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旦國家缺乏自主貨幣和相對獨立的經濟，只能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國家」。
另有一次機會，吾人曾跟隨著巴勒斯坦友人前往加油站加油。原以為，當時（2013）人均收入只有以色列國民所得5.6％的巴勒斯坦，油價會比以國便宜。但當加油站掛著售價「每升7.4元以色列幣」時（台幣65元），令吾人驚訝不已問：「巴方的油價為何和以色列幾乎一樣？」
友人回答，以巴雙方曾簽訂供油協議，「巴勒斯坦油價和以色列同步」。這種看在巴人眼裡，如同「經濟剝削」的現象，是巴勒斯坦的經濟體質完全無法「實質獨立」的條件，也讓困頓的貧富差距更雪上加霜。但同時，巴勒斯坦若缺乏以色列和國際的經濟援助，又更「國將不國」。
身為「國家」，巴勒斯坦的建國前景必定崎嶇坎坷。許多巴勒斯坦人對於「巴勒斯坦國」的「實質獨立」，總是抱怨連連，甚至認為「一點鳥用也沒有」。
2012年，晉升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巴方原本想利用參與聯合國的職權，欲在國際法庭控告諸多以色列高官，違反國際人權。但以方警告，若巴勒斯坦一意孤行，以巴和談及援助巴勒斯坦的物資、經濟資源，一切免談。最後，巴勒斯坦政府退縮了。
制約巴勒斯坦順利建國的，還有經濟民生資源被掐死。至今，巴勒斯坦地區仍高度仰賴以色列和國際社會的援助。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除了觀光業、農業外，缺乏重大支柱產業，尤其缺乏規模龐大的製造業，難以吸收就業人口。
2023年5月，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發布數據，2022年巴勒斯坦人年均收入約3700美元。西岸地區的失業率超過13％；加薩走廊更慘，逾45％民眾失業。
最終，「貧窮」讓整個巴勒斯坦地區的極端主義、仇恨氛圍逐漸滲入底層。2021年有一份民調顯示：「53%的巴勒斯坦人認為哈馬斯『最值得代表和領導巴勒斯坦人民』，而只有14%的人更喜歡阿巴斯的世俗法塔赫黨。」這也讓哈瑪斯通過「選舉」，成為基層實力壓過法塔赫的「政黨」。
此外，巴勒斯坦內部政治的分崩離析、官員嚴重腐敗、綿密的裙帶主義，讓巴方難以擁有統一有力的堅定力量，共同對抗強大的以色列。過去30多年來，巴勒斯坦湧現諸多政治派別，無論是巴解組織（法塔赫）、哈馬斯，及哈瑪斯內部更激進的卡桑旅，他們不僅相對獨立，且各自擁有相對自主的政治和武裝力量。尤其，以法塔赫為主的巴解組織和哈馬斯的對立最為尖銳。過去數十年，還爆發多次武裝內鬨，齟齬更衍生到校園選舉。
位在約旦河西岸的伯利恆大學教授馬辛告訴我，有位支持哈馬斯的學生想競選學生會長，卻被巴解的人帶走教訓。之後，再也沒哈馬斯支持者敢出來和巴解人士競選。類似的抗衡，同樣在哈馬斯主政下的加薩走廊上演。2011年，兩大派別實現「基本」和解，但本質矛盾並未消弭。甚至當法塔赫所領導的巴解政府（巴勒斯坦政府）每當想和以色列政府進行和談，哈瑪斯或少數激進勢力就會從中作梗，破壞以巴和談。
以色列的態度：和平是（靠實力）打出來的
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幾乎都了解以巴衝突的故事，以及巴勒斯坦內部問題。但當國土地形狹小、缺乏戰略縱深，周圍又滿佈敵意環伺的阿拉伯強國時，以色列人對國家安全的認知是：「只要失敗一次，就會亡國」，謹慎程度幾乎到了偏執的地步。
因此，以色列的生存邏輯是「展現強大力量，遏止敵人侵略意圖」。若顯露一絲軟弱，強敵馬上將其消滅。「寧可打出安全的和平，也不要忍辱偷生的和平」，隨時可能被亡國的安全觀，造就出以色列獨樹一幟的國防理念。以色列前國防學院院長雅德林少將曾說：「以色列必須奉行安全第一、和平第二的方針。安全重於和平。先有安全，後有和平」。
盡管以色列人充滿個人主義，在安全至上的國防觀下，以色列國防軍（IDF）和多數國民具有高度統一的國防危機意識。以色列國防軍從未有「承平時期」概念，始終保持高效運作的「實戰」和「戰備」兩種嚴謹狀態中。
正因如此，以色列國防軍養成了著眼實戰、注重實效的作風，戰鬥力必然成為其衡量工作效能的唯一標準。因此，其練兵哲學是：實際戰爭怎麼打，兵就怎麼練。士兵甚至能直接否決上層軍官的決定。在部隊，一切都以個人的實際表現為主，而非軍階地位。
歷經多次大小戰役，為了應對複雜且嚴重的國安局勢，以色列必須保留充足的軍力。現任常規軍大約18萬人左右，與周邊阿拉伯國家軍隊相比，看似寡不敵眾。
但以色列軍隊的主要優勢是精良的人員訓練及完善的制度，而非人數多寡。尤其其軍事科技能力，更非任何一個周邊阿拉伯國家足以匹敵；同時，以色列軍隊也發展出一整套既高效又獨特的軍事動員制度。
以色列軍隊後備部隊的戰鬥力絕不遜於常規部隊。這些後備部隊人員每年都要回營集訓一個月（如同台灣後備役教召）。一旦戰事爆發，這些後備役士兵在接到戰爭動員令後，24小時內即可集結完畢投入戰鬥。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只耗費20小時便完成後備部隊集結、投入戰鬥，扭轉戰局，反敗為勝，免於亡國的下場。
一位從傘兵部隊退伍10年、曾參與02年伯利恆「聖誕教堂」圍攻之役的以色列年輕人Nadav告訴吾人，他每年都要回營接受3-4周的集訓。集訓前，國防部會在2個月前通知他；回到社會上，一旦接獲軍事動員令，他們必須要在3、4小時內快速返抵所屬部隊。所有軍需物資已在軍營準備好，整裝待發。
但要成為短小精悍的「戰鬥民族」，代價不小。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統計，2022年度的以色列國防預算約240多億美金，約佔GDP近5.2%，是中東地區國防預算最高的軍隊之一。相較之下，2022年的台灣國防預算大約125億美金，佔GDP比重不到2%。
然而在「安全至上」的生存理念下，以色列被迫成為重稅的「搶錢」國家。光商品增值稅就17％以上；大多數普通上班族的所得稅介在12％至30％間；企業營業稅也在23%-26%。若要仿效這種「戰鬥民族」，台灣人恐怕也要惦惦「和平代價」的荷包斤兩。
結論：和平只存在於祈禱中
以色列歷經了五次中東戰爭，以及不計其數的中小型戰爭（役）。對以色列人而言，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唯有實力才有和平。而這個實力必須來自於教育、科技和國防。
對於一再騷擾和侵襲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和以巴紛爭，以色列政府學會不跟恐怖組織妥協和談判。這次哈馬斯俘虜人質到加薩走廊，以色列政府就從沒做出與哈瑪斯談判的決定。從1948年建國後的各種慘痛經驗，教會以色列人的是，道道地地的國際現實主義原則：生存與安全、絕不輕易相信對手和敵人的承諾和善意。
所有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及周邊敵對國家）的各種作為和反應，都只是在實踐生存和安全的基本前提。
同樣地，「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的觀念也深深刻印在巴勒斯坦人的DNA裡頭（無論在約旦河西岸或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認為，以色列割裂巴勒斯坦國並用隔離牆包圍起來的作為，宛如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希特勒對猶太人的隔離政策，甚至痛批以色列人根本就是納粹和殖民。加上巴勒斯坦內部的貧窮、派系鬥爭、土地被侵蝕、其他阿拉伯國家兄弟的支持常口說無憑，更讓怨恨情緒不斷世代傳承下去。因為，巴勒斯坦人也正陷入生存與安全困境中，難以自拔。
舉凡在巴勒斯坦居住一陣子，就不難感受出這些憂鬱和憤恨的情緒，且讓整個地區塑造成一個壓力鍋。至於鍋內壓力何時會猛然爆開，只是時間問題。
如今，哈瑪斯再度掀開壓力鍋，以色列決定不再忍讓。當總理納坦雅胡說出要一次殲滅哈瑪斯分子時，注定近東地區的和平只會離現實愈來愈遙遠，而淪為夢中迴響的一絲祈禱微音。
作者為前媒體人，曾任以色列Kibbutz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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