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罪推定》

寫作跟律師工作最大的相似處，在於以下三點：兩者都繫於持續不斷的實踐；盡力到何種地步，只有自己知曉，最終也都必須面對自我的審判；以及，最終必須從實踐中面對不斷的挫敗與（或許）再起。

唯有如此，在竭盡全力寫作、辦案、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與失落之後，或許很偶爾地會有那麼幾次，實踐者會迎來一點點無人知曉的、專屬於自己的安慰，也多了些動力，迎向下一次的挫折與失落，一直到有能力與自己和解為止。

黃粱這樣一個小說人物，以及這本《有罪推定》短篇小說集，便是在這些心境與各種體驗交錯之下所由生的虛構書寫產物。

為何《有罪推定》？司法的極限與界線

我在這本小說當中，創造出了黃粱這樣一個苦苦掙扎、集種種矛盾於一身的辯護人，作為各色案件的觀察／實踐者，同時也讓他承擔起部分案件敘事的任務。小說中的各案件，或涉社會司法議題，或涉人性幽微之處，自是不一而足，但本書六篇故事所指涉的司法本質與困境，則頗一致：

現實中的司法，往往是蒼白、無力，而形式化的──雖然它不必須如此，但當代各國在民主制度下的司法，確實都遭遇類似困境。

說穿了，司法的本質，是否流於蒼白、無力、形式化，往往繫於其國族的民主法治血脈流淌深淺，其公民群體的自省、自覺能力，以及其司法專業工作者的傲然信念。但無論上述三個因子互動的關係與呈現的結果如何，都不會影響一個事實──司法有其極限，也有其界線；它毋須也不應承載不合理的期待，否則只會造成更多誤解與悲劇。

在〈二刀流男孩的存在主義〉中，隨機犯罪與存在的本質辯證；在〈往日重現〉中，對於解離症狀與女性處境的各色迷思；在〈刑法第五十七條〉裡，加害者子女身為「隱形被害者」所須獨自承擔的替代性傷害；在〈他不重〉故事中，精障老者的困境；在〈紅棉線〉裡，家事事件因為種種因素，終演變為刑事案件的哀戚與無力；以及在〈亡命之徒〉當中，司法體系欠缺自信所造成的困境與荒謬種種，都希望呈現出司法作為一種乘載民意想像與期待投射的對象，其極限與界線之所在。

黃粱在面對那樣一個沒有「自信」的司法體系與過度期待司法的民意時，就像任何一個對體系還有信念的審、檢、辯一樣，是極其無力的──因為他自己正是體系的一員。

因為無力，所以抵抗；因為抵抗，所以無力。不僅黃粱，所有在司法中掙扎的人們，某程度都是那個重複推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都陷在那個永難掙脫的超現實夢境之中。

至於前面所說的「司法欠缺自信」，則是體現在實踐中（至少暫時性的），拋棄法治理論下種種為人所難解的基礎原理及原則，去仰賴民意鼻息，同時卻又害怕透過判決進行具體的白話說理，與人民就司法的認事用法進行細究、甚至辯論的矛盾之中。那是身為資深辯護人的黃粱親眼所見的病灶，但同時卻無力回天的一種困境。

那些民意輿論所想像與期待的司法，正是傳統華文法庭公案小說當中，最愛販售、奠基於「有罪推定」原則的封建「青天」論──從《包公案》、《狄公案》乃至於《施公案》，都透過司法工作者本人準神格化的神通廣大與奮戰意志，以及最終回歸到封建體制權威加持（尤其是當權者垂青特定司法實務工作者），去徹底掩蓋了近代民主法治下，司法制度三本柱的重要性：對基本法治原則的深刻信仰、對事實細節與正當程序的堅持著重，以及不畏說理、進行抗眾（與抗威權）之必要。

若從那樣的意涵出發，說這本短篇小說是一本指向現代司法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症狀的「反公案」作品，說不定也算合理。

作者已死，抑或遊魂尚存？

據說「作者已死」──羅蘭．巴特早在一九七六年所提出的論述，對於我這個各式文本的疲懶且放肆的資深讀者（當然也是詮釋者）來說，向來略有警醒之效──無論是各式中、英文法律、文學、心理，乃至於虛構、通俗文本等的閱讀，我都很清楚：身為讀者，可以選擇是否前往原作者寫作的脈絡領域內，吸取自己解讀文本的養分，抑或做出完全跳脫作者原旨的詮釋或引申。

而現在，我自己變成了作者，其實也打算試著去遵循那樣的法則，非必要，不去為自己的作品解說太多──除非真的有人非知道不可。換句話說：這本書在寫作完成，交到讀者手上、映入讀者眼簾之時，作者原本想什麼，大概就已經不那麼重要。身為讀者，你怎麼讀都可能是對的。

但盼身為讀者的你，可以從閱讀、接納、解構、詮釋、批判這本小說的每一個故事中，獲得一些樂趣、慰藉，甚或淨化。這樣，身為作者的我，也就於願足矣。（本文精摘自《有罪推定》後記，寶瓶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