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類警訊要注意 熟悉「一問二應三轉介」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記者葉曉姍台北報導

自殺防治是許多人關心的議題，但因相關問題牽涉極廣，涵括心理專業、公共衛生、精神醫療、學校教育與社會福利、媒體報導等，所以當身邊出現有自殺危機者，例如面臨親友有自殺想法時，臺大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所長張書森表示，可透過「一問二應三轉介」自殺防治守門人的原則處理，「一問」指的是詢問，了解對方想法，包括自殺意念與促發因素，「二應」代表積極聆聽，專注聆聽對方想法，提供陪伴與情緒支持，如果仍有想要自殺的徵兆，就須進入「三轉介」，也就是尋求專業幫助與資源：如果是在學校，可尋求輔導室或輔導中心的協助；如果處於職場，可轉介心理評估或諮商或使用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簡稱EAPs）；如果一時無法取得上面或其它資源，也可以打自殺防治緊急求助電話，如安心專線1925或生命線1995等，是由受過訓練的志工或專業人員來接聽電話，24小時隨時提供服務；或尋求專業醫療協助，例如精神科或身心科等，如果情況十分緊急，則應該迅速求助，包括到醫院急診室就醫，請精神科醫師做進一步的自殺風險與社會心理評估，視病人情形提供藥物、心理性或其它生物性的治療。

綜合自己與其他專業學者的研究，張書森所長指出，自殺行為背後可能蘊含了多重原因，有自殺傾向者，普遍會有五類警示表現：第一，當事人會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表達自殺想法，直接的方式包括向他人說「我想死。」、「我想自殺。」等，間接方式則是透過以文字或話語傳達類似「活著很痛苦，我對不起大家。」「我消失比較好，不想再看到明天。」當接收到類似危機訊息時，民眾應該要非常慎重的看待。第二，當事人可能有明顯憂鬱徵兆，例如情緒低落、對任何事物都沒興趣。第三，當事人可能有明顯情緒變化，突然變得焦慮、坐立不安、憤怒，情緒狀態明顯不安定。第四，當事人會有吃不好、睡不好、不願意出門社交、過量飲酒等行為改變。第五，當事人有時可能會有與前述情況相反的表現，想自殺者反而不會顯得特別難過，甚至表現平靜，但卻有告別的動作，例如向家人或朋友說「謝謝大家的照顧。」、「麻煩你以後幫我照顧寵物。」等話語，這種情況也需要予以特別關心。

臺灣從約102年開始，自殺率呈現相對穩定的水平，政府與民間團體持續對自殺防治議題予以關注與投入資源。自殺是複雜因素交互作用的不幸結果，所以也應該擬定多層次的防治策略。張書森說明，自殺的因素可以來自多個層次：首先是個人層次，包括急性壓力事件、創傷經驗、生理狀態與疾病、心理因素與疾病、人格特質、社會經濟條件、工作狀態、婚姻情況，與過去是否曾有自殺行為等等；其次是人際層次，人際衝突、家庭暴力、同儕霸凌等也會影響自殺行為，相反地，人際支持網絡等保護因素則可以減少自殺危機；最後是在群體層次，如果高致命性的自殺方法容易取得，或被大量宣傳而廣為傳播，那麼自殺率也可能會產生變化。張書森表示，當109年疫情剛發生時，許多人擔心會對心理健康與自殺風險有負面影響，但當年3月與4月自殺率卻比預期值低14-16%，推測原因可能包括：在疫情期間民眾產生凝聚力；轉移注意力到外部威脅；政府在這段期間，有給予相應補助協助大眾緊急對應；民眾盡量少出門，因此讓人待在家裡，自殺工具不易取得或自殺地點不易去，且家裡有其他成員，較容易阻止在家自殺的發生等原因。

自殺防治具備跨領域的特色，張書森認為自殺防治雖然是許多人關心的議題，但因為牽涉極廣，例如公共衛生、心理專業、精神醫療、學校教育、社會福利、媒體報導等，所有這些專業相關的單位都有可能參與防治工作與相互合作，然而，不同領域之專業人員的溝通方式與關注重點有時大相徑庭，例如醫療端通常比較強調精神疾病的治療；從教育端，教育者會希望能透過教育的方式來改變人的思想行為；媒體關心的則是希望能夠透過報導給予民眾知的權利，因此在自殺防治上，各專業之間如何達成平衡與合作，以維護公眾最大化利益是不容忽視的議題。

張書森教授訓練背景橫跨公共衛生與精神醫學，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研究主題包括自殺防治與心理精神健康，從群體健康科學的角度，研究影響自殺行為的複雜因子，以尋找和評估預防自殺的有效策略。張書森教授的團隊使用生命歷程、多層次的視角來進行自殺行為的實證研究，他與國內外的學者合作，進行一系列分析，了解自殺、自我傷害，以及心理健康的趨勢變化、地理差異，以及相關因子，以及介入措施的效果，為自殺防治而付出努力。

提醒：你的每一個關心，都有無限可能的力量，隨時隨地關心周遭的人，讓你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有求助或助人需求，均可撥打24小時免付費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