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1》張上淳:不是「零確診」就代表防疫完美 當時長官曾問「真的不需要做更多篩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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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副校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分享從醫30年來的抗疫心路歷程。(攝影/趙世勳)

在中央流行疫情記者會中,坐在指揮官陳時中右邊的,是這次新冠肺炎(COVID-19)的「防疫五月天」之一、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同時也是台大副校長、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

每當記者在記者會中問起問題,張上淳總是淺淺一笑,拿著厚厚一疊資料,回答記者至少5分鐘起跳的專業問題,即便疫情緊張的時刻,也總是態度謙和、有備而來且「問不倒」。

「我也是因緣際會,剛好扮演到滿重要位置的角色啦!」張上淳靦腆一笑,不過從他17年前擔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便不畏病毒第一線抗SARS、擔任流感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台大院內感染管控召集人,到這次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不論是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現任疾管署署長周志浩都第一時間點名他,不難看出,這一切絕非偶然。

剛奪下師鐸獎的張上淳,除了在這次防疫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擔任醫學系主任期間,便著手進行基礎科學課程整合,順利將7年制課程改制為6年制;擔任台大醫院教學部主任期間,也建置臨床技能訓練中心、微創手術訓練中心,以及「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強化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內、外科技能訓練。

從SARS、H1N1到這次新冠肺炎,對抗這3種病毒,身經百戰的防疫大將張上淳,在心境上有何不同?當外界質疑為何不擴大篩檢,他如何回應?面對專家會議中意見不一時,他又是如何取得最佳共識?張上淳接受《信傳媒》專訪時,分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SARS時2度以為染疫、自我隔離

張上淳回憶,當年SARS是完全沒有預期就突然來了,「那時有個案從中國進來,肺炎住院,很快就呼吸衰竭、插管,跟我們一般嚴重肺炎一樣,6天後他太太來到醫院也說有肺炎,我覺得不對勁,很少看到先生跟太太同時有,馬上想到可能是肺炎傳染的狀況,就先把他們隔離開來。」

有媒體報導指出廣東有非典型肺炎流行,香港也有很厲害的傳播狀況,張上淳描述,「當天就決定要高規格處理,把病患嚴密隔離、醫護人員穿戴特別的防護裝備、戴N95才能進隔離病房、進出都要登記時間、紀錄人員的健康狀況,我大概早上10點多知道這件事,傍晚就開一個緊急會議,在半天把這些所有事情確定下來。」

台灣在SARS之前沒有經歷過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疾病,但張上淳仍和團隊用高規格的方式處理,避免可能造成的危害。「第一時間真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有可能人傳人,可是隔離1、2天後媒體也一直報導這件事,認為有中國非典已經到台灣來,台大怎麼可能沒有傳播?是不是隱瞞某些事?那時候壓力當然就開始出現。」當時擔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的他,還2度以為自己染疫、自我隔離。

從SARS、H1N1到新冠肺炎...「永遠做最好的準備」

SARS一開始防疫成果不錯,後來因爆發和平醫院事件造成台灣失守,對社會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可是到H1N1的時候,我曾經在記者會上說明,其實我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比很多歐美先進國家都還要好。」

2009年從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爆發H1N1,「第一時間知道消息時,我們正在美國開會,是台灣第一次參加WHA的會議。」張上淳描述,那時是葉金川擔任衛生署署長,疫情也開始傳到亞洲,「當時出現國內第一個境外移入,我們一邊開WHA的會議、一邊調度國內這些事,因為當時疾管局局長通通都在國外。」

回憶當時疫情,張上淳說心情沒別的,就是應戰,「也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是什麼樣子......」,不過因為有前面SARS的經驗,開始有很多應變計畫,醫院也才與中央有更緊密的結合。張上淳提到當時主要的防疫策略是「圍堵」跟「減災」,但到這次新冠肺炎一開始仍是新的挑戰,「去年12月底知道後,CDC(疾管署)就趕快開很多會議,也真的不知道規模會有多大,反正我們就是永遠做最好的準備。」

如果防疫從頭來過,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新冠肺炎從去年底爆發至今,累計確診病例已達1500多萬人,全球187個國家與地區更超過60萬人死亡。對抗新冠疫情已超過半年,雖然台灣在首波的防疫成績被外界肯定,但如果從頭來過,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不能說沒有疏漏的東西,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預期。」他提到,一開始知道這個病毒是從武漢開始,「但中國大陸的人流很頻繁,所以可能也不只武漢,只是武漢最嚴重,其他地方也可能會有個案。」

他認為,要阻絕於境外,當然可以讓中國人通通不要進來,這樣最安全,「可是實務上不應該做這麼絕,有幾百萬台灣人在中國,不一定適合這樣去做。」於是,指揮中心第一時間先阻絕武漢,「武漢回來的就登記隔離,我們的通報也是武漢回來的就要通報、採檢,當然可以把網撒得更大,整個中國回來的通通都採,但每天幾十萬從中國返台的人流,第一時間我們的檢驗量能也沒這麼大,不可能做到這樣。」

當無法做到這麼徹底時,就可能有漏網之魚。張上淳指出,「沒有在機場被攔截下來的,可能會先在社區活動一段時間、在家裡有一些接觸,所以我們的預期是,這些個案社區通報做得好的話,應該可以滿早把他們圍堵起來。」

對於這樣防疫是否完美?張上淳說,確實有一些個案在社區不知道感染源,「但就算跑到社區我們還是可以很快圍堵起來,如果你用很高的標準說一定都要零(本土個案),一開始就要做到非常絕,但這樣真的是完美嗎?」

張上淳認為不是「零確診」就代表防疫完美。(攝影/趙世勳)

為何不擴大篩檢?張上淳:有這「2大原因」

當台灣開始出現零星社區感染時,社會上也開始出現批評聲浪,不論是民眾或專家學者,有人開始質疑指揮中心為何不廣篩或大量檢測抗體?

「很多外界專家學者或談話性節目來賓,都一直強調這些事,他們講一段時間後,我覺得老是這樣不是辦法,就緊急開一個專家小組會議,前一天晚上請委員談他們的看法,裡面確實多數認為並不適合去做抗體的廣篩。」獲得專家小組多數的支持,也給了張上淳一點信心。

他解釋不擴大篩檢,有2大原因:台灣的病毒流行率低、沒有很好的檢測試劑。

「有一點點偽陽性就會造成很多困擾,再加上那時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檢測試劑證實他們的偽陽偽陰很低,當然也有一部分的人會認為篩篩看也無妨,就會有兩派意見,不過多數還是認為這個時間點不適合。」張上淳進一步解釋,「特別是不適合用指揮中心的立場或角度去做這件事,因為做出來要怎麼判讀,會製造很多困擾。」

張上淳舉例,更早之前就有嘗試要台大醫院醫護人員做抗體篩檢,特別是有照顧重症、加護病房的患者,看他們是否有出現抗體。「可是醫護人員都不想,他們不知道如果測出來是陽性,要做什麼進一步處置?最困難的還是這些到底是偽陽還是真陽,我們沒辦法區別,如果是偽陽、讓對方心理產生陰影怎麼辦?」

張上淳提到,當時許多感染者被標籤化,心理上承受許多壓力,「所以其實很多現實面,在那個時間點不是很適合。」

「長官曾問真的不用更多篩檢?」張上淳信心回應...

後來磐石艦隊的事,也算是替張上淳及指揮中心堅持的「現在不廣篩」還了個公道。

磐石敦睦艦隊群聚事件共36名確定病例,指揮中心也針對磐石艦300多名官兵抽血驗抗體,但當時同一檢體卻在不同實驗室出現不同結果。張上淳曾在記者會中解釋,因抗體檢驗還沒有統一標準,3間實驗室以不同檢測方法開發出不同檢測模式,「所以即便檢體相同,也可能採用病毒不同部位做為抗原進行檢測,導致結果出現差異。」

雖然不確定軍艦實際的狀況,但張上淳表示,在指揮中心詢問疫調的過程中知道他們還是有要求要戴口罩,艦上醫官對發燒病人有進行隔離,所以最後傳播得不是那麼廣。「那個時間點,確實我們有不同的抗體檢測方式,那個誤差真的很大。」

張上淳指出,因為有對軍艦驗抗體,後來大家也比較釋懷,沒有再繼續追問。「特別是前陣子日本女學生案在學校的檢測,也知道如果真的沒有特別什麼狀況,也不會怎麼樣,大家接受檢測的心態就比較OK了。」

張上淳提到,其他疾病的檢測試劑,通常不會這麼倉促被使用,都是非常確定該檢驗試劑經過很穩定的開發時間,主管機關核可後才會上市。「我們現在有點都是匆忙上陣,沒辦法確定品質夠好、偽陽偽陰是否真的極低,除了少數幾家廠牌上市外,還很多是從CDC、中研院、台大自己開發的,裡面就有彼此間的不一致性。連我們做下來判讀都花這麼長時間重複再驗,更別說任何一個實驗室找一堆血液做出來,結果的可信度可能要打一個問號。」

不過張上淳說,」當時長官確實也曾懷疑:「真的不需要做更多篩檢嗎?他笑說,「我自己還是滿有信心的啦,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裡對於通報這件事,長久以來做得都算很不錯,比較緊張的時刻,各醫院都很快警覺起來,包括過年期間中央還沒要求,各醫院自己就主動要求戴口罩、門口篩檢、急診發燒篩檢站,很快就動起來了。」

他認為,有了較完備的通報系統,即便有一些漏網之魚,也能很快被發現。「當如果我們漏掉,可能會有群聚,但就算有群聚也會很快被我們偵測到,如果一直都沒有,我不認為社區裡面有問題,這麼長久都沒有,我認為基本上社區裡是安全的。」

解隔前再三確認,連哪個醫師採檢都要知道

張上淳會受到這麼多長官和民眾及媒體的青睞,除了專業知識及經驗外,其實性格中「管很多」這部分,也是這次防疫會成功的重要關鍵。

他分享,從農曆過年到疫情這段期間,每天都早起晚歸晚睡,「白天要開很多會,除CDC外也要到行政院,通常下班後晚上回到家還要繼續弄,特別對於那些解隔的個案,因為我也是區指揮官,解隔個案要經過區指揮官同意,那些個案的主治醫師晚上還要接我的電話,所以你們考我的時候才有辦法回答(笑)。」

雖然沒有直接跟個案接觸,但張上淳透過和主治醫師聯繫掌握每位個案的狀況,「能不能解隔我都要再確認,除了二採陰、三採陰,還要了解採的狀況,如何採的?誰採的?是否夠可靠?是否真的可以解隔?」張上淳指出,每個醫院採陰方式可能有誤差,曾經有主治醫師認為可以,「可是我覺得不放心就要求再採一下,結果再採一下就陽性了。」

張上淳即便忙碌,在疫情記者會或接受專訪時都相當有耐性,不疾不徐仔細解答記者的疑惑。(攝影/趙世勳)

他提到,台灣最開始也跟世界一樣二採陰就可以解隔,「可是後來二採陰解隔裡面有一些狀況不太放心,結果再採又陽了,所以後來改成三採陰。」當時也有人覺得三採太多次,是不是改回二採就好?

「要隔一段時間比較有把握、復陽的個案對大局都不會有影響、回去也不會再傳給家人,也沒有在其他地方傳播開來,加上怎麼培養(病毒)都培養不出來的狀況,才回到二採陰。」張上淳笑說,一整天工作忙完回到家還是要繼續聯絡,「都跟行政長官line來line去,幾乎都超過12點、1點才能休息,隔天一早就整裝上陣。」

張上淳:能幫國家做點事,我很感恩!

專業人物進到指揮中心,面對的不僅是專業,即便在專家會議中,面對行政部門、民意,若在判讀上意見不同,如何達成共識長期抗戰更需要超高情商。張上淳笑說,官員會想到比較多現實面、可行性,專家學者則常常比較理論派,專家之間本身在同一個議題上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意見。

「在這些討論當中,主席就要努力去協調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協調出一個最大公約數。」因待過行政單位、衛生署副署長,知道行政考量,在綜合大家的想法後,會試著去說服不一樣意見的人。張上淳笑認自己說服功力還不錯,「因為從過去到現在,也許大部分的事情都能順利進行、最後成果都還不錯,再加上我的資歷也算夠了,會比較容易去說服、引導。」

當被問到覺得防疫要做好,關鍵為何?張上淳認為關鍵有三,「訊息要正確且迅速執行、資訊透明、政府跟民間的配合。」

「SARS的時候剛好是我在負責做處理,後來當然就也幫國家做了點事,到H1N1時楊志良就一定要我去,這次署長也是一開始就要我去幫忙,才有這樣的經歷......」張上淳笑說,「我的個性應該就是都覺得感恩啦,上天讓我接受訓練後有這樣回饋國家社會的機會,就努力去把它做好!」

經歷病毒攻擊的重重危機以及人性的挑戰,張上淳分享這一切卻顯得雲淡風輕,不論黨政色彩,一心只想努力作戰團結抗疫。或許正是因為他心中充滿感恩又能臨危不亂、捨棄本位主義,才讓台灣在這波疫情中「順利免疫」。

張上淳_小檔案

現職:台大醫醫院內科部感染科醫師、台灣大學副校長、新冠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研究員
學/經歷:台大醫學系、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感染科客座醫師、台大內科部感染科主任、台大醫學院副院長、台大醫院副院長、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台大醫學院院長
榮譽:行政院抗煞有功人員獎(2003)、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防疫貢獻獎(2007)、行政院一等功績獎章(2010)、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2014)、師鐸獎(20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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