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1》張上淳：不是「零確診」就代表防疫完美 當時長官曾問「真的不需要做更多篩檢嗎？」

台大副校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分享從醫30年來的抗疫心路歷程。（攝影／趙世勳）

「我也是因緣際會，剛好扮演到滿重要位置的角色啦！」張上淳靦腆一笑，不過從他17年前擔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便不畏病毒第一線抗SARS、擔任流感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台大院內感染管控召集人，到這次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不論是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現任疾管署署長周志浩都第一時間點名他，不難看出，這一切絕非偶然。

剛奪下師鐸獎的張上淳，除了在這次防疫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擔任醫學系主任期間，便著手進行基礎科學課程整合，順利將7年制課程改制為6年制；擔任台大醫院教學部主任期間，也建置臨床技能訓練中心、微創手術訓練中心，以及「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OSCE）」，強化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內、外科技能訓練。

從SARS、H1N1到這次新冠肺炎，對抗這3種病毒，身經百戰的防疫大將張上淳，在心境上有何不同？當外界質疑為何不擴大篩檢，他如何回應？面對專家會議中意見不一時，他又是如何取得最佳共識？張上淳接受《信傳媒》專訪時，分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SARS時2度以為染疫、自我隔離

張上淳回憶，當年SARS是完全沒有預期就突然來了，「那時有個案從中國進來，肺炎住院，很快就呼吸衰竭、插管，跟我們一般嚴重肺炎一樣，6天後他太太來到醫院也說有肺炎，我覺得不對勁，很少看到先生跟太太同時有，馬上想到可能是肺炎傳染的狀況，就先把他們隔離開來。」

有媒體報導指出廣東有非典型肺炎流行，香港也有很厲害的傳播狀況，張上淳描述，「當天就決定要高規格處理，把病患嚴密隔離、醫護人員穿戴特別的防護裝備、戴N95才能進隔離病房、進出都要登記時間、紀錄人員的健康狀況，我大概早上10點多知道這件事，傍晚就開一個緊急會議，在半天把這些所有事情確定下來。」

台灣在SARS之前沒有經歷過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疾病，但張上淳仍和團隊用高規格的方式處理，避免可能造成的危害。「第一時間真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知道有可能人傳人，可是隔離1、2天後媒體也一直報導這件事，認為有中國非典已經到台灣來，台大怎麼可能沒有傳播？是不是隱瞞某些事？那時候壓力當然就開始出現。」當時擔任台大醫院感染科主任的他，還2度以為自己染疫、自我隔離。

從SARS、H1N1到新冠肺炎...「永遠做最好的準備」

SARS一開始防疫成果不錯，後來因爆發和平醫院事件造成台灣失守，對社會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可是到H1N1的時候，我曾經在記者會上說明，其實我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比很多歐美先進國家都還要好。」

2009年從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爆發H1N1，「第一時間知道消息時，我們正在美國開會，是台灣第一次參加WHA的會議。」張上淳描述，那時是葉金川擔任衛生署署長，疫情也開始傳到亞洲，「當時出現國內第一個境外移入，我們一邊開WHA的會議、一邊調度國內這些事，因為當時疾管局局長通通都在國外。」

回憶當時疫情，張上淳說心情沒別的，就是應戰，「也不知道這場戰爭會是什麼樣子......」，不過因為有前面SARS的經驗，開始有很多應變計畫，醫院也才與中央有更緊密的結合。張上淳提到當時主要的防疫策略是「圍堵」跟「減災」，但到這次新冠肺炎一開始仍是新的挑戰，「去年12月底知道後，CDC（疾管署）就趕快開很多會議，也真的不知道規模會有多大，反正我們就是永遠做最好的準備。」

如果防疫從頭來過，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新冠肺炎從去年底爆發至今，累計確診病例已達1500多萬人，全球187個國家與地區更超過60萬人死亡。對抗新冠疫情已超過半年，雖然台灣在首波的防疫成績被外界肯定，但如果從頭來過，哪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當然不能說沒有疏漏的東西，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預期。」他提到，一開始知道這個病毒是從武漢開始，「但中國大陸的人流很頻繁，所以可能也不只武漢，只是武漢最嚴重，其他地方也可能會有個案。」

他認為，要阻絕於境外，當然可以讓中國人通通不要進來，這樣最安全，「可是實務上不應該做這麼絕，有幾百萬台灣人在中國，不一定適合這樣去做。」於是，指揮中心第一時間先阻絕武漢，「武漢回來的就登記隔離，我們的通報也是武漢回來的就要通報、採檢，當然可以把網撒得更大，整個中國回來的通通都採，但每天幾十萬從中國返台的人流，第一時間我們的檢驗量能也沒這麼大，不可能做到這樣。」

當無法做到這麼徹底時，就可能有漏網之魚。張上淳指出，「沒有在機場被攔截下來的，可能會先在社區活動一段時間、在家裡有一些接觸，所以我們的預期是，這些個案社區通報做得好的話，應該可以滿早把他們圍堵起來。」

對於這樣防疫是否完美？張上淳說，確實有一些個案在社區不知道感染源，「但就算跑到社區我們還是可以很快圍堵起來，如果你用很高的標準說一定都要零（本土個案），一開始就要做到非常絕，但這樣真的是完美嗎？」

張上淳認為不是「零確診」就代表防疫完美。（攝影／趙世勳）

為何不擴大篩檢？張上淳：有這「2大原因」

當台灣開始出現零星社區感染時，社會上也開始出現批評聲浪，不論是民眾或專家學者，有人開始質疑指揮中心為何不廣篩或大量檢測抗體？

「很多外界專家學者或談話性節目來賓，都一直強調這些事，他們講一段時間後，我覺得老是這樣不是辦法，就緊急開一個專家小組會議，前一天晚上請委員談他們的看法，裡面確實多數認為並不適合去做抗體的廣篩。」獲得專家小組多數的支持，也給了張上淳一點信心。

他解釋不擴大篩檢，有2大原因：台灣的病毒流行率低、沒有很好的檢測試劑。

「有一點點偽陽性就會造成很多困擾，再加上那時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檢測試劑證實他們的偽陽偽陰很低，當然也有一部分的人會認為篩篩看也無妨，就會有兩派意見，不過多數還是認為這個時間點不適合。」張上淳進一步解釋，「特別是不適合用指揮中心的立場或角度去做這件事，因為做出來要怎麼判讀，會製造很多困擾。」

張上淳舉例，更早之前就有嘗試要台大醫院醫護人員做抗體篩檢，特別是有照顧重症、加護病房的患者，看他們是否有出現抗體。「可是醫護人員都不想，他們不知道如果測出來是陽性，要做什麼進一步處置？最困難的還是這些到底是偽陽還是真陽，我們沒辦法區別，如果是偽陽、讓對方心理產生陰影怎麼辦？」

張上淳提到，當時許多感染者被標籤化，心理上承受許多壓力，「所以其實很多現實面，在那個時間點不是很適合。」

「長官曾問真的不用更多篩檢？」張上淳信心回應...

後來磐石艦隊的事，也算是替張上淳及指揮中心堅持的「現在不廣篩」還了個公道。

磐石敦睦艦隊群聚事件共36名確定病例，指揮中心也針對磐石艦300多名官兵抽血驗抗體，但當時同一檢體卻在不同實驗室出現不同結果。張上淳曾在記者會中解釋，因抗體檢驗還沒有統一標準，3間實驗室以不同檢測方法開發出不同檢測模式，「所以即便檢體相同，也可能採用病毒不同部位做為抗原進行檢測，導致結果出現差異。」

雖然不確定軍艦實際的狀況，但張上淳表示，在指揮中心詢問疫調的過程中知道他們還是有要求要戴口罩，艦上醫官對發燒病人有進行隔離，所以最後傳播得不是那麼廣。「那個時間點，確實我們有不同的抗體檢測方式，那個誤差真的很大。」

張上淳指出，因為有對軍艦驗抗體，後來大家也比較釋懷，沒有再繼續追問。「特別是前陣子日本女學生案在學校的檢測，也知道如果真的沒有特別什麼狀況，也不會怎麼樣，大家接受檢測的心態就比較OK了。」

張上淳提到，其他疾病的檢測試劑，通常不會這麼倉促被使用，都是非常確定該檢驗試劑經過很穩定的開發時間，主管機關核可後才會上市。「我們現在有點都是匆忙上陣，沒辦法確定品質夠好、偽陽偽陰是否真的極低，除了少數幾家廠牌上市外，還很多是從CDC、中研院、台大自己開發的，裡面就有彼此間的不一致性。連我們做下來判讀都花這麼長時間重複再驗，更別說任何一個實驗室找一堆血液做出來，結果的可信度可能要打一個問號。」

不過張上淳說，」當時長官確實也曾懷疑：「真的不需要做更多篩檢嗎？他笑說，「我自己還是滿有信心的啦，因為我們的醫療系統裡對於通報這件事，長久以來做得都算很不錯，比較緊張的時刻，各醫院都很快警覺起來，包括過年期間中央還沒要求，各醫院自己就主動要求戴口罩、門口篩檢、急診發燒篩檢站，很快就動起來了。」

他認為，有了較完備的通報系統，即便有一些漏網之魚，也能很快被發現。「當如果我們漏掉，可能會有群聚，但就算有群聚也會很快被我們偵測到，如果一直都沒有，我不認為社區裡面有問題，這麼長久都沒有，我認為基本上社區裡是安全的。」

解隔前再三確認，連哪個醫師採檢都要知道

張上淳會受到這麼多長官和民眾及媒體的青睞，除了專業知識及經驗外，其實性格中「管很多」這部分，也是這次防疫會成功的重要關鍵。

他分享，從農曆過年到疫情這段期間，每天都早起晚歸晚睡，「白天要開很多會，除CDC外也要到行政院，通常下班後晚上回到家還要繼續弄，特別對於那些解隔的個案，因為我也是區指揮官，解隔個案要經過區指揮官同意，那些個案的主治醫師晚上還要接我的電話，所以你們考我的時候才有辦法回答（笑）。」

雖然沒有直接跟個案接觸，但張上淳透過和主治醫師聯繫掌握每位個案的狀況，「能不能解隔我都要再確認，除了二採陰、三採陰，還要了解採的狀況，如何採的？誰採的？是否夠可靠？是否真的可以解隔？」張上淳指出，每個醫院採陰方式可能有誤差，曾經有主治醫師認為可以，「可是我覺得不放心就要求再採一下，結果再採一下就陽性了。」

張上淳即便忙碌，在疫情記者會或接受專訪時都相當有耐性，不疾不徐仔細解答記者的疑惑。（攝影／趙世勳）

他提到，台灣最開始也跟世界一樣二採陰就可以解隔，「可是後來二採陰解隔裡面有一些狀況不太放心，結果再採又陽了，所以後來改成三採陰。」當時也有人覺得三採太多次，是不是改回二採就好？

「要隔一段時間比較有把握、復陽的個案對大局都不會有影響、回去也不會再傳給家人，也沒有在其他地方傳播開來，加上怎麼培養（病毒）都培養不出來的狀況，才回到二採陰。」張上淳笑說，一整天工作忙完回到家還是要繼續聯絡，「都跟行政長官line來line去，幾乎都超過12點、1點才能休息，隔天一早就整裝上陣。」

張上淳：能幫國家做點事，我很感恩！

專業人物進到指揮中心，面對的不僅是專業，即便在專家會議中，面對行政部門、民意，若在判讀上意見不同，如何達成共識長期抗戰更需要超高情商。張上淳笑說，官員會想到比較多現實面、可行性，專家學者則常常比較理論派，專家之間本身在同一個議題上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意見。

「在這些討論當中，主席就要努力去協調不同的看法和意見，協調出一個最大公約數。」因待過行政單位、衛生署副署長，知道行政考量，在綜合大家的想法後，會試著去說服不一樣意見的人。張上淳笑認自己說服功力還不錯，「因為從過去到現在，也許大部分的事情都能順利進行、最後成果都還不錯，再加上我的資歷也算夠了，會比較容易去說服、引導。」

當被問到覺得防疫要做好，關鍵為何？張上淳認為關鍵有三，「訊息要正確且迅速執行、資訊透明、政府跟民間的配合。」

「SARS的時候剛好是我在負責做處理，後來當然就也幫國家做了點事，到H1N1時楊志良就一定要我去，這次署長也是一開始就要我去幫忙，才有這樣的經歷......」張上淳笑說，「我的個性應該就是都覺得感恩啦，上天讓我接受訓練後有這樣回饋國家社會的機會，就努力去把它做好！」

經歷病毒攻擊的重重危機以及人性的挑戰，張上淳分享這一切卻顯得雲淡風輕，不論黨政色彩，一心只想努力作戰團結抗疫。或許正是因為他心中充滿感恩又能臨危不亂、捨棄本位主義，才讓台灣在這波疫情中「順利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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