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人生七分之一時間都在烏國 徐裕軒向國際說台灣故事
徐裕軒想回烏克蘭的家。他2010年至烏克蘭當交換學生一年，2018年起任基輔台貿中心主任4年，人生有將近1/7時間在烏國度過。他今年在烏俄戰爭烽火下協助撤僑，夏天回台，轉眼又啟程赴歐，準備入境烏克蘭。
他曾在超過20個烏克蘭家庭沙發衝浪，結識不同世代的烏克蘭友人。此刻他接受我們專訪，談他所認識的烏國人民群像—被時代拋棄的老街頭音樂家、不甘國家腐敗的年輕作家、一度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卻在台灣成為好友的漢學家—烏克蘭的面貌豐富多元，絕不只是正妹、戰爭、車諾比。
儘管連月被譽為「撤僑英雄」、社群平台湧入大量關懷與讚聲，37歲的外貿協會基輔台貿中心主任徐裕軒仍習慣維持低調。臉書上，他隻字未提撤僑艱辛，最後一篇公開長文，停在去年6月，他協助校對、編輯史上首本擁有烏語譯本的台灣小說《單車失竊記》在烏國出版，他受邀出席基輔國際書展，向烏克蘭讀者介紹這部長篇小說，與台灣的曲折歷史。
駐外足跡裡遇見父親
2月24日，俄羅斯進犯烏克蘭，在基輔任職4年的徐裕軒一夕變難民，為躲空襲，單日得進地下室5至6次。他規劃執行4波撤僑、進出邊境，其中一趟由他自駕，載3名國人穿過喀爾巴阡山，行過酷寒、槍砲、轟炸，順利將烏國僑民及其家屬共70餘人，安頓至波蘭、斯洛伐克。
戰火未歇，徐裕軒今夏返台，8月初，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他睦誼外交獎章，表彰他堅守崗位、協助政府執行撤僑任務。時隔多月，比起關注烏克蘭，他不大願意再談撤僑細節。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通道別電話，有國人受困赫爾松，俄軍圍城之下，幾乎放棄逃難。「（撤僑時）我在車上睡了2天，有天跟難民一起在加油站排隊上廁所，僑民打電話來說：『徐主任，謝謝你的努力，但就這樣了，我出不去了。』那一刻很難過，真的快哭了…」他頓了一下，「我叫他不要放棄。我還是會努力想辦法。」這名僑民後來逃出赫爾松，搭上撤僑巴士。
徐裕軒2次受訪，皆著素色短衫、黑西褲，他表情不多，言談觸及人生起落，喜怒好惡不形於色。他淡然卻不漠然，但凡涉國內外政治敏感段落，常見他斟酌用詞，彷彿外交系統裡的老文官。他肩上一只樸素黑包，包上一枚藍黃別針，印著烏語字樣：「烏克蘭人不只為了他們的自由，也為我們的自由奮鬥」。他聊烏克蘭歷史、書籍、音樂、電影、文學，應可講上一千零一夜；相較之下，對於外界聚焦在他身上，顯得不大自在。徐裕軒對家人很保護，幾次追問相關細節，他多報以不失禮貌的微笑，最後可能被追問得有點煩，還是笑笑：「我講不出什麼灑狗血的句子啦。」
但他願意與我們聊聊父親。
父後10多年，徐裕軒整理父親遺物，從老護照上一枚枚出入境章戳裡，意外找到與父親數度重疊的足跡：烏克蘭、俄羅斯、拉脫維亞、烏茲別克、立陶宛。「我跟他都是32歲外派、32歲當主管。我在貿協負責東歐市場，跑過的國家，爸爸當年都跑過。」他是資料控，將父親出差紀錄製表，近日又搜到舊聞，「上面寫：貿協市場研究處徐國忠組長，我才驚覺，我跟我爸待過同單位。」
幾乎每個台灣家族，都有過與吳明益小說《單車失竊記》相似的曲折背景。徐裕軒出生於新竹，父母都是新竹客家人，祖父的哥哥年僅13歲就被日軍強徵到南洋，一去不返。1980年，徐國忠進入貿協，彼時台灣貿易順差連年攀升，迅速累積大量外匯存底。徐裕軒3歲起隨父親外派，在德國念完幼稚園，又隨父回台，此後徐國忠一路外派德國、俄羅斯、美國，貿協駐外人員一任數年，徐裕軒母親有時隨丈夫外派，年幼的徐裕軒大多時間留在台灣，住新竹伯父家。
1995至97年，徐國忠奉派俄羅斯，任莫斯科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彼時第3次台海危機爆發，徐裕軒至今記得，兒時打過一款電動：RPG單機版的飛彈危機遊戲。徐國忠每年自俄羅斯返台，帶回送長輩與孩子的禮物：伏特加與俄羅斯娃娃。「有一款俄羅斯娃娃比較特別，是蘇聯歷任領導人，」無需刻意背誦，帝國符號就這樣印在小學生腦中，赫魯雪夫肚子裡裝了個史達林，史達林肚裡又有個列寧，「我是個『知道葉爾欽是誰』的小學生。」
愛浪流連的憂鬱文青
「我爸過世得早，我沒機會跟他聊他工作的事、貿協的事。」不過，他幼時寒暑假曾造訪莫斯科台貿中心，父親辦公室旁有座公園，冬日裡，莫斯科小孩常坐著雪板滑雪，父親曾抱著他，從坡上溜下來。他傳來媽媽翻拍的舊照，莫斯科雪地裡，小童興奮地手捏雪球，緊緊挨著父親。
初到俄羅斯的小孩不懂歐洲木造房屋結構，他曾站浴缸外沖澡，不知浴室地板沒有排水系統，漏水到樓下，讓父親賠了許多錢，父親也沒怪他。當年俄羅斯治安不佳，亞洲臉孔彷彿原罪，他曾見俄羅斯警察對父親當街索賄。「警察直接跟爸爸要錢，爸爸和他去旁邊談一下，就回來了。」小童至今不知他們談了什麼，但感覺父親手腕圓滑，不與人爭執。多年後他進貿協工作，才從資深同事們口中約略認識徐國忠，「我爸人緣不錯，大家都滿喜歡他的。」
彼時蘇聯已瓦解，共產鐵幕仍深植人心。他在莫斯科度寒暑假，從小學生視角望出去，他奇異地見人們拿著大把鈔票換一罐牛奶、幾萬盧布買一瓶可樂。十歲小童親歷惡性通膨下的瘋狂年代，一名莫斯科市政府公務員，週末要到他家協助煮飯打掃，原來當地公務員薪水太低，不得不幫傭貼補家用。「還是小朋友的我，就對崩潰的、蘇聯解體後的俄國經濟，有一些感覺。」大世界混亂失序，小童眼中都是好奇，「我去紅場看看，吃當地食物，我只是一個小朋友，看什麼都覺得很新鮮，」他兒時赧於交友，「小朋友看東歐人，覺得滿可怕。」
10歲的他還不知道，東歐這塊多災多難的血色大地，將與他的生命緊密接壤。
2次採訪，我以為徐裕軒情感內斂、凡事謹慎不張揚。側訪他貿協離職同事，對方觀察：「他超文青好嘛，聽伍佰都會聽到哭…」同事眼裡，徐裕軒其實內在情感豐沛。
文青沒否認自己是文青。他少時愛玩，國中念自學班，分發上建中，成績吊車尾，「老師罵：你們這些自學班的，程度那麼差。我滿受傷，曾經是憂鬱文青。」「老師、同學瞧不起我，大家不跟我當朋友。我每天躲在社辦彈吉他，或去對面植物園看鴨子。」
父母倒不管他成績。他大學重考一年，恰好分發到政大俄文系（現為斯拉夫語系），父親送他前台灣駐俄羅斯副代表段培龍的著作《悲劇帝國：說不盡的俄羅斯故事》。「我大學不念書，玩爵士樂團，浪流連，是個到處玩的屁孩，念俄文系，也不太會講俄文。」
徐國忠後來離開任職20年的貿協，與朋友組貿易公司，前往奈及利亞闖蕩。「奈及利亞當時有很多機會、市場很大，他們出口台灣二手摩托車、汽車，生意很好。」闖了1、2年，徐國忠忽因背痛返台，經診斷，是肺腺癌末期，從開始治療到離世，不到半年。
那年，徐裕軒20歲。「我去醫院照顧我爸，幫他買東西，和他有一些相處。」父親有交代你什麼嗎？「好像…也沒有。」他想了幾秒，淡淡說：「對我來說，那是滿大的轉捩點。我不能再當以前那個晃來晃去的屁孩，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不管。我開始覺得，要對自己負責、對家庭負責。」
基輔街頭識忘年之交
大學畢業後，徐裕軒考上政大外交所，後續考取教育部獨立國協獎學金，屁孩好像漸漸聽見遠方的鼓聲，轉大人了。他逐漸成為學術咖，立志成為東歐專家。彼時「金磚四國」正紅，俄文系學生大多直奔俄羅斯，他自認叛逆，想著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填了沒人要去的基輔。烏克蘭官方當年對台灣不算友善，他直到登機前一刻才拿到簽證。
2010年，初到基輔的交換學生徐裕軒怯於與人攀談，他閒晃基輔街上，見一名白鬍白眉白髮的街頭音樂家，彈奏貌似迷你豎琴的樂器。基於好奇，他上前詢問，獲悉老人彈的是烏國傳統樂器：班杜拉琴。此後他每週去找老人，送對方台灣茶葉，「我和老爺爺變成好朋友，他是我在烏克蘭第一個好朋友。」
老爺爺名叫史提潘（Stepan Shcherbak）。當徐裕軒決定學習班杜拉，史提潘熱心剪下報紙小廣告，為他找家教。他依約上課，才發現那是兒童音樂學校，唯一的同學是7歲烏國女孩。他學彈班杜拉、兒歌民謠，此後他常對烏國友人吟唱，友人往往笑翻，「這有點像在台灣，有個外國人忽然對你唱〈安平追想曲〉或〈丟丟銅〉。」其中一首廣為流傳的〈哥薩克勇士奮起〉是這樣唱的：「勇敢的哥薩克人，起來戰鬥，在山峰與草原上奮起，向前進…」
徐裕軒喜歡聽史提潘說故事，「一直到戰爭發生前，他都在路上彈奏，我還是不時會去找他聊天。戰爭發生後，他沒了工作，只能靠社會福利、老人年金生活。」
徐裕軒手邊留有一段文字，那是多年前與史提潘互動的筆記：
「我還記得蔣介石和戰爭的事，那現在的台灣是怎樣的？」有一次史提潘無意地問起。
「這幾十年台灣經濟發展得很不錯，電腦和高科技都很發達，生活水準也高，大概就和日本、韓國差不多吧！」我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凸顯台灣已是個先進國家。
「是嗎！？那就好，那就好…」史提潘的回答卻顯得有些落寞。
「那你現在還會懷念蘇聯時候的生活嗎？」我忍不住反問他。
「蘇聯啊…」史提潘沉思了一會兒。「你知道，他們很壞的！蘇聯時代可不允許我們隨意唱自己的歌！雖然我們也有班杜拉樂團，但你知道，表演的歌都是被挑選過的，可不像現在那麼自由！」
「蘇聯時代雖然不好，但現在啊，可更是糟透了！」史提潘拍了一下額頭說道。
「怎麼說？」我回問。
「以前大家至少都一起生活、一起受苦。可是現在啊，一堆人莫名其妙成了有錢人，就移民到國外去了，但受苦的人卻還是一樣受苦。這個時代呦！沒有人再在乎我們囉！」
「沒有人再在乎我們了…」我覆誦著、把這句話抄進筆記本裡。
沙發衝浪遊遍烏克蘭
2010至2011年，每週五晚上，25歲的徐裕軒會依計畫跳上臥鋪火車，10多個小時後，他會到達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當年他尚不十分通曉俄、烏語，買了導覽手冊，每回旅行撕下10頁，「我可能到烏克蘭東邊，可能去克里米亞，去不認識的烏克蘭人家裡，睡他家沙發，週一回基輔。」
1年間，窮學生徐裕軒衝了20多座城市。世事詭譎，克里米亞於2014年遭俄羅斯併吞，烏東如今多座城市遭戰火圍城。徐裕軒有時會憶起俄軍出兵占領克里米亞，「那時，我的俄羅斯朋友舉國歡騰，非常興奮。他們喊著：克里米亞是我們的。」
南國的孩子到了北國之境，幾場沙發衝浪，讓他近看、也看盡烏克蘭人認同的分裂。有一回，他來到烏克蘭西部伊萬諾弗蘭基耶夫州（Ivano Frankivsk），該州曾由波蘭統治，波蘭城堡林立，他一度以為置身歐洲。他發現，人們烏克蘭意識很強，有人甚至極度仇俄。他借宿一對年輕夫婦家，對方細數對國家貪汙腐敗的失望。七年後，徐裕軒派駐烏克蘭，當年的男主人Artem Chapeye成了烏克蘭知名作家，徐裕軒翻開背包，「我帶了他的書。」
「書名刻意叫The Ukraine。」乍看書名，一般人可能看不出端倪，徐裕軒解釋帝國視角下的幽微語境，「書名是反諷。我們會講Taiwan，會講Ukraine，The United States，但是不會講The Ukraine。這說法來自俄羅斯帝國時代，認為烏克蘭是邊陲小地方，稱他們『這個小烏克蘭』。」「作者寫，雖然和其他歐洲人相比，烏克蘭很窮，但透過自己的方式過得快樂。不過，青年世代對烏克蘭又愛又恨。」
徐裕軒初抵烏克蘭時，烏克蘭與中國簽下〈關於全面提升中烏友好合作關係水平的聯合聲明〉，立場愈趨親中，至烏俄戰爭爆發，與台灣來往不多。他在烏克蘭交換滿一年後回台，曾擔任資策會專案經理，2014年進入貿協，任約聘助理研究員。
「對我來講，這是非常非常夢幻的工作。整個中東歐，包括前蘇聯和俄語有關國家，共29國，我的工作就是去做市場調查，看看台灣業者跟他們有哪些做生意的機會。」2015年，他走訪中亞四國，研究產業、拜訪廠商；隔年他深入巴爾幹半島5國，觀察區域發展與當地產業。
徐裕軒提及「回烏克蘭」的次數，多於「去烏克蘭」。他2018年派駐烏克蘭，「我來貿協工作，不是因為我爸在這邊工作過。而是因為：我想回烏克蘭。」貿協基輔台貿中心是台灣駐烏克蘭唯一單位，對他而言，派駐烏克蘭彷彿回到故土，不能更夢幻。
「現在，我都滿想回去烏克蘭。我很想念我基輔的家。」他家座落於一處猶太社區，辦公室則位於一陡坡上的商業園區，他有公務車，卻堅持天天爬丘陵、走路單程40分鐘上下班，原因是想鍛鍊，「即使冬天零下20度，我也用走的，冬天結冰，大家會一邊往上走，一邊往下溜。」他笑出來，形容基輔人如何團結，「手拉手，我們扶著身邊的女生或老人，大家拉著一起往上走。」
向國際述說台灣故事
只是，許多烏國人聽到台灣，第一反應仍是嚷著「蔣介石」，其次是聯想到「另一個中國（another China）」與「自由中國（free China）」，接下來，就沒了。他不死心，嘗試和烏國人說台灣故事，不悔也不倦。「我跟他們說，台灣其實有更多故事，包括南島文化。像菲律賓、夏威夷、紐西蘭這些南島民族的起源，是台灣。」
徐裕軒去年受邀前往基輔國際書展，對談主題之一是台灣文學作品，主持人是在中國讀書超過十年的烏克蘭漢學家Mariana Savchenko。「我講南島民族，講對台灣的介紹，我說台灣就像烏克蘭，長久以來就在不同帝國夾縫陰影間生存。」座談結束，他感覺主持人Mariana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她覺得：哇，你怎麼會講這種話？你聽起來好台獨喔，為什麼把台灣講得完全不是中國？」
徐裕軒沒放棄這位國際友人。烏俄今年二月開戰，Mariana五月拿到中研院語言所獎學金，抵達台灣。徐裕軒與Mariana成為朋友，回台期間還帶她去各地走走，「我跟她介紹台灣歷史，她的態度有很大轉變。」Mariana告訴徐裕軒，過去在中國念書，她所理解的台灣，一直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裡的一支」。現在，她跟中國朋友聊天，會主動替台灣辯護。
別再問我烏克蘭妹：全文請見：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20829pol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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