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年度風雲人物】沒有臉孔的人 香港抗爭者群像

2019年恐怕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分裂的時候，卻也是港人史上最團結的時刻。

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一發不可收拾，數百場抗爭行動改變了香港的命運，活著的人也從此換了命。

時序從夏天走入秋冬，2019年底，鏡週刊訪談9組香港人，每組人的背後都是相似的故事。他們之中，有被父母趕出家庭的抗爭者，也有照顧逾200名抗爭者、但從未生養孩子的「母親」；有散盡零用錢並因抗爭而負債、全身僅剩港幣8.3元的少年，也有辭掉工作捐出存款給抗爭者的中產階級；有吸入過量催淚煙而導致經血發黑的勇武派，也有一邊抗爭、一邊盤算如何離開香港的抗爭者；有自陳曾是「少年港豬」、不關心政治、如今卻在前線出征的勇武派，也有自認「中年港豬」、事業有成卻懺悔對香港從未付出的商人；有調解衝突時遭人咬掉耳朵的男人趙家賢，也有被捕後遭性暴力對待的女孩吳傲雪。

他們大多僅以背影示人。除了身為記錄者的學者和原本就是公眾人物的議員，其他都是籍籍無名的人，是大時代裡沒有臉孔的人，也是在遍地磚瓦裡磕破了頭仍試著挺起腰桿的人。這是2019年的香港：平凡的人做了各種的選擇，他們在此相遇相容，涓流雖寡，終為江河。

拿掉口罩是生存邏輯

吳傲雪，24歲，學生

反送中戰火蔓延至校園，中大學生、抗爭者日前與港警對峙，這所全球排名百大的名校被被戲稱為「香港暴徒中文大學」「暴大」，校內遍佈路障、雜物，建物上的塗鴉雅俗共賞，從嘴角躺著血的小丑笑問「是我想太多？還是這世界變得更瘋狂？」到老掉牙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滿滿口號裝不下少年對世界的愛恨。眾多塗鴉裡，吳傲雪獨鍾這段：「在世界滅亡之前，我們要堅強生存下去」。

香港女性抗爭者遭性侵、性暴力消息頻傳，眾多被害人之中，吳傲雪是公開具名指稱港警性暴力的第一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人。2019下半年，她曾化名「龍小姐」「S傷者」「S同學」，著墨鏡口罩連帽大T恤，說出證言：8月31日，她在港鐵太子站目睹速龍小隊用警棍毆打民眾直至口吐白沫；其後她被帶進新屋嶺拘留中心，遭女警要求舉高雙手搜身；在葵涌警署，一名男警在扣索帶時，用力拍打她的胸部；當她在該警署上廁所時，兩名女警看她如廁，同時看著她的性器官。

10月10日，吳傲雪在和中大校長段崇智的對話場合哭著說：「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地去邊就去邊，入黑房就入黑房，除衫就除衫？⋯⋯你知唔知唔止我一個受到性暴力？其他被補人士遭受不止一名警員不分性別，性侵和虐待？」她在那場網路直播的對話中除去口罩、露出真名真臉孔，震驚港人。

敏感時機，「除罩」意味從此站上浪尖、不能回頭了。但吳傲雪說這是幾經考量之後做出的決定，是一種故意，「這是我計劃的。」她說，有男性抗爭者在網路上找到她，告訴她自己遭到雞姦，希望也能公開說出證言，最後因身心崩潰而退縮。又因為某些無法公開說明的原因，吳傲雪再無法聯繫上這名抗爭者，「他無法站出來，那我替他站出來吧。」幾經盤算，暴露真實姓名反而安全。生存邏輯背後的周折，其實都是被恐懼驅動的。

恐懼、暴力是吳傲雪幼時常吃的便飯：父親外遇，母親將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宣洩在她身上，記憶中，所有母親拳腳落下的時刻裡，父親沒吭過一聲。

她的母親是退休教師、父親曾經商，「傲雪」是姨丈取的，因出生前一日姨丈唱KTV，靈感來自鄧麗君〈雪中情〉歌詞「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勝別人。」不管怎麼看，都是個帶著祝福和期許的名字。問她還有和姨丈聯繫嗎？她搖頭說怎可能，「姨丈是警署退休的督察⋯⋯」

這場抗爭中，不少抗爭者同時與親建制派的父母家族鬧了革命，吳傲雪僅是其中的一例。她說媽媽天天閱讀立場親共的《文匯報》，隱隱知道她參與抗爭，不時傳訊，警告她不要被人利用：「人傻唔好跟人傻。」「壞人當道，唔好再錯下去，否則後悔太遲。」8月裡的某天，媽媽挑明了問她：「妳要變成蟑螂（港警對示威者的貶義稱呼）嗎？」

「我沒有回應媽媽。我有哭啊⋯⋯但就是背對著她哭。」她冷著臉，哭不出聲，「我其實很壓抑。我不懂她為什麼不懂我？其實她是根本沒打算聆聽我的聲音。」吳傲雪一夜之間走進公共視野，原先很擔心母親會打來罵，然而至今持續沒音訊，「她一定有看到我，香港《蘋果日報》A1頭條耶⋯⋯」言談間難掩失落。那麼，妳是傾向寧願媽媽打來罵妳？還是繼續忽略妳？「我不知道，兩種都不理想吧。」

暴力會以不同形式循環。母親的肢體暴力，父親的冷暴力，港警的性暴力，都不至於令她身心潰散，但來自暗處的日夜騷擾和霸凌卻可能會。公開自己的身份後，她收到各種來源不明、或顯示「+86」（來自中國）的電話和簡訊，網路上各種霸凌和蕩婦羞辱不間斷，她掏出手機隨機一滑，「吳小姐幾錢一晚？等你哦。」「妳是不是性開放的（人）？」「妳是不是賣淫？」先前還有人揚言「天拿水（化學溶液）等緊你」、威脅一年之內將她先姦後殺。她以為外出時化妝、穿不同衣服，便能隱身於人群，仍發現遭人跟蹤，那次是一名中年男子，她聽見對方低聲說著普通話。

「10月10號之後，太大壓力了。」她捲起袖子，腕上淡淡細痕。「我有看你們台灣那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最喜歡〈茉莉的最後一天〉，主角茉莉也割腕。她割腕是想要別人看到她的痛苦。」那妳呢？「我割腕是想要消除我的痛苦。」有用嗎？「不太有用，但是割下去那一刻，挺有用的，我釋放了壓力。但我後悔了。」

吳傲雪至今仍常收到威脅和騷擾簡訊。照片中大意為：「吳小姐一晚多少錢？」「今晚在哪裡做愛？」

男朋友和朋友及時發現，要吳傲雪別再做傻事了。她這樣描述外界和自己的感覺落差：「我朋友說：『妳在受訪時看起來很堅強啊，大家都說妳很勇敢啊⋯⋯』但我就說：『不是啊，但是我都是人嘛，人總有脆弱的一面。只是我沒有在受訪的時候表現出來⋯⋯』」

她還是沒能解決自己的脆弱。只是脆弱的人總愛談堅強，她平常其實是個迷妹，很迷台灣樂團五月天，最喜歡的作品是〈倔強〉，談到五月天她能立刻哼上幾句副歌，「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她又指指自己受訪時總是穿著的黑底T恤，這件衣服大概已經在媒體上曝光上百次，那是她喜愛的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do something very 'wrong’（如果我們要做「錯」的事情，必須非常堅強）。」

「香港是非常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前我覺得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錢。」成長過程中，父母望女成鳳，媽媽更希望吳傲雪考取港大，「爸媽要我賺錢，就是你們台灣人說的發大財啊。哈哈哈。他們要我賺錢、孝順⋯⋯要合他們心意的那種孝順。」數年前她考試失利，未能上港大，媽媽立刻要她外出賺錢、拿錢回家，彼時她當幼教老師，月薪港幣7000元，養自己都難，後來她重拾書本才考上中大，家中已經斷了金援，去年拿了7份獎學金，供自己學費與生活。

8月以來吳傲雪沒再回過父母家，中文大學就是她的家。事實上，她曾在街市上偶遇提著菜籃的母親，彼時換下黑衣走在路上，沒人認出她來，身邊並有一友人，母親就在幾步之遙。「媽媽一定有看到我，我們是有眼神接觸的，但她轉身就走了。」她惘然，隔天想起媽媽還是忍不住哭了，「我很難過。她是我媽媽。但她選擇轉過身，忽略我。完全沒有關心我或是慰問我⋯⋯」

中文大學校內充滿反抗意象塗鴉，其中吳傲雪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在世界滅亡之前，我們要堅強生存下去。」她身上的黑衣是受訪時必穿的衣服，至今曝光上百次，印著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do something very ‘wrong’（如果我們要做「錯」的事情，必須非常堅強）。」

你的母親可能再也不是你的母親，但吳傲雪的香港目前還是她的香港。其實在香港以外，吳傲雪是有去處的，她持有加拿大護照。被問及去留，她沒等記者問完，就說「留下來，直到最後一刻。」出生後她沒去過加拿大，朋友都在香港，這是唯一的家。

但如何定義香港的最後一刻呢？她給自己設了時間上的底線，或許是2047，也許更早，「解放軍如果在2047之前接管香港，我就走。」如果在香港待到2047，吳傲雪將是半百婦人了。那天來臨之前，她說還是願意為香港瀕死一搏。

港孩的惡臭成人式

阿Z，18歲，學生

我坐在阿Z（18歲）面前，見他兩頰膨膨，皮膚細嫩透紅，腳踩耐吉，鼻上金絲鏡框，腕上Apple Watch，典型中產「港孩」貌。港孩，又稱港童，泛指嬌慣、自理能力低的香港兒童。他說家境一般般，不過加入抗爭後便不再有錢購買這些行頭，零用錢都投資在裝備上，不止物質生活刻苦，精神上也衰弱許多。

阿Z近日飽受噩夢所苦，夢裡盡是連滾帶爬連游帶走，「我夢到那個渠（排水溝），我一直在裡面爬爬爬爬跑跑跑跑，一個禮拜有幾天要夢到，結局都不一樣，有時成功逃出去，有時爬了半天結果上面有狗（抗爭者稱港警為狗）⋯⋯」

阿Z和多數勇武抗爭者的原因幾乎一模一樣：原本也是個無可動搖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他的母親在政府工作，支持港人和平上街、對政府不滿、卻因害怕清算而不敢表態；父親從商，不解他為何抗爭。先前200萬港人和平遊行，父親說：「你們只有200萬人，香港沉默的多數不會支持你們。」直到近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壓倒性大勝，父親終於無話可說。但這對父子從此更無話可說。

阿Z不放棄，每天勤發長輩圖、海報，解釋示威者為何打砸港鐵？又為何與警方對峙？父親無動於衷。「傷心是有的，最親的人不了解自己⋯⋯，」他倒不願苛責父親：「誰叫他以前在大陸，習慣那一套，現在只想安穩過日子吧。」

確實，日子曾經不能更安穩了。「我18歲人生大好青春啊，」阿Z偶爾會想起加入抗爭前的生活，未脫的稚氣裡有股不合時宜的老成，「我現在為什麼不是去蘭桂坊喝酒？為什麼不是上去（北上）深圳玩？為什麼不是在pub，而是在戰場上啊？」他原本課業還可以，放學放假就和朋友去逛街、買衣服，最常在銅鑼灣、尖沙嘴的購物商場及商業大廈尋寶——而今，這些地名全成了港人共同記憶中的臨時戰場。身為勇武派的抗爭者之一，他自承：「我本來應該是港豬吧。」那麼你的那些朋友們呢？「本來也是港豬。」

時間回到2014年雨傘運動，阿Z年僅13，對傘運不太積極，「我兩週才去一天。」是年12月15日，港警在銅鑼灣及立法會外示威區清場，他想去聲援，卻因「爸爸不給我出去」而被擋在家裡。「那時我開始懂事，此後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會去參加。」他赧然也坦然，「但是，我還是經常上去深圳吃吃東西，去玩啊，喝酒啊，傘運之後⋯⋯，其實還有魚蛋（2016年魚蛋革命），但對於政治，我也沒怎麼理了。」

傘運失敗為香港一整代的社運人帶來低潮，但阿Z如今說：「雨傘之後我們說we will be back。我們真的會回來。」此時回到抗爭場，原因很簡單，「再不走出來，我們連自由也沒有了。」

《逃犯條例》敲醒沉睡的少年港豬們。6月起，阿Z自費印刷彩色海報，每回都印上百份，拿去香港各地連儂牆貼，他說彩色印刷好貴、讓他幾乎花光存款，但，「不是彩色的沒人看嘛。」他幾乎參加每場和平遊行，把那些一起玩的朋友們都call出來，「大家一起走，我們有100萬人、200萬人站出來，但情況沒有改變，反而警權無限擴大，出現愈來愈多問題，林鄭月娥當時仍不願撤回《逃犯條例》，只說了『暫緩』。」他細數6月以降的歷次政府回應，「我就覺得，為何情勢變得愈來愈嚴重？所以我就愈走愈前。我覺得不能再合理非下去了，我要改變。」

直到721元朗恐襲事件。這一天，他加入了勇武派。但此前，他僅僅是個過著滋潤生活的青少年，想勇武，本事卻不夠，一開始只敢站在前線後排，「我想過去前面衝，但我不夠膽。」

他拉了自己的朋友，又和前線認識的新朋友組隊，雜牌軍加在一起，組成一個約100人的網路群組，組內有男有女，根據個人專長細緻分工，「有前線負責打的、有急救員、有人專門在路邊當哨兵，看到警察就發訊息叫我們跑。」他們自主訓練體能，以抱球長跑訓練負重跑步、以短跑練爆發力，其中跳欄是他覺得最有用的項目，「被警察追的時候，一跳就飛得過去（路障）。」但自港警加大查緝以來，陸續有人被捕，他聽聞有被捕者被打到屈服、解鎖手機供警方取證，到了近期，群組已解散。

11月，學生、勇武派與警方對峙，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兩場戰役，阿Z都在場。港警十面埋伏，他在中大靠著地形優勢逃脫，在理大則險些被捕。被封鎖的數日裡，他躲在安全處收集乾糧和水，設想從陸路找到破口，安全離開理大，但警方封住所有出口，他苦無出路。一日清晨，從前的隊友來訊，已安排好接應車輛，要阿Z吃點東西立刻上路。「我吃了一塊餅，喝一口水，戴了豬嘴（防毒面具）就下去。」

這裡指的「下去」，指的是鑽進臭水溝。

在這之前，他沒想過有天要爬渠保命。他們三人一隊，阿Z墊後。行動之前，他給女友打電話，女友才15歲，「她哭得跟要死了一樣，叫我不要爬。」他不理母親的電話和傳訊，僅僅回訊「Safe」便不再回覆，「我沒時間跟媽媽閒聊，我要找路啊。」外頭朋友傳來的地圖：「記得，見了8個（水溝）蓋之後左轉，再見到3個蓋之後右轉⋯⋯，然後⋯⋯，」他在心中默背，「外面的人會給我路線，只要有路我就會試，我就是不想向警察低頭，不想投降，」他又怕防危及通風報信的友人，刪光手機裡所有資訊，包括地圖。為了逃生方便，他丟掉整套裝備。

水渠只比阿Z的半身高出一點。光是彎腰走路，污水已淹到胸口。保持這個畸形姿勢的同時，腳底的爛泥似流沙，抓著他的腳，步步深陷。他必須同時抵抗浮力與爛泥的抓力，拔出腳、使勁踩開水、踩進泥裡又得再拔出腳⋯⋯，如此反覆循環，「之後我就跪下來，用膝蓋走路，這樣比較省力。」彼時東北季風尚未吹進香港，如今阿Z感謝起天氣，水冷卻不凍，否則他們可能凍死渠底。

「就算不被凍死，也可能被滅頂、被淹死；就算不被淹死，還可能被臭死。」他分析起爬渠的危險性，「那水是黑的。你不知道洞裡還有什麼氣體，如果沒有豬嘴，我爬到一半就死了。」當天爬的是雨水渠，他說若不慎爬到污水渠，水裡肯定飄著屎。儘管隔著豬嘴面具，仍聞得到惡臭；他望向頭頂，水溝蓋緣透進來稀疏陽光，閃了，又滅了。爬了30多分鐘，他想著，「不能死在裡面，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女朋友在等我，家人在外面⋯⋯，」接近渠口時，他把豬嘴丟回溝裡，隊友推開頭上的水溝蓋，第一口新鮮空氣仍然是臭的。跳上接應的車輛，不認識的人遞來衣物，他迅速換上，沿途扔掉一身黑衣。

但他扔不掉渠裡的氣味和記憶。那陣黑水、水中的瘴癘與恐懼，彷彿透過毛孔，滲入他的身體。離開污水渠以後，他去朋友家借浴室，「沖了一個半小時，拿沐浴露一直擦，擦到我的皮都⋯⋯」皮膚被擦到快要失去知覺，他卻無法解釋，嗅覺何以愈發靈敏？長達一週多，阿Z非常確定那氣體還纏著他，在惡夢裡，也在安全的現實裡。那味道令人崩潰，「我一直覺得：為什麼又聞到這味道？」

從這個夏天以降，香港人有無數個「為什麼」得不到解答了。但至少阿Z覺得港人和自己都變了，「以前我也覺得香港人冷漠自私，現在大家會在線上問候『Safe？』等到回應才敢睡。我每天問候朋友，如果有人沒回，我就守著電話到3、4點，等到我撐不住、睡著，隔天起來照看手機。如果有手足被抓，就幫他找律師。」

「這是我的人生轉捩點。讓我成長了很多。」他說，「我的體能變好了、說話技巧變好了、待人處事進化了。本來我不會關心別人，現在看見有人神情很差，我就會去關心。」這句型乍聽有點耳熟？我想起港劇《食神》裡形容爆漿瀨尿牛丸的經典對白：「我吃了以後明顯的高了，人也壯了，自信心都回到我身邊了。」「吃了以後，我頭腦靈光很多，考試都考100分！」人生沒有100分，集體一夜長大意味著整個世代共同背負的逼迫，若說這場運動給年輕抗爭者留下了什麼，就當暫時吞了精神上的瀨尿牛丸吧。

「如果我被強姦你還要我嗎？」

阿絲，21歲，店員；阿巴，25歲，商鋪主管

北京不是第一次警告香港鬧「顏色革命」了。對阿絲（21歲）與阿巴（25歲）來說，某種意義上，這也差不多是場「顏色」革命了：兩人立場是鮮明的黃色（支持民主運動和真普選）；阿絲父親立場也是黃色；阿絲母親立場是藍色（泛指親建制派）；母親家族幾個親戚全是福建幫，會去支持警察的集會，還捐了一堆錢給建制派，那是當然的紅底（親共產黨）；阿巴的父母立場則是綠的（中立沒有立場），成天罵警察、也罵示威者。把紅黃藍綠全兌在一塊，通常會得到一坨污糟的黑——這恰恰是阿絲半年來的經血顏色。

我們和這對情侶約在旺角街頭，女孩背著粉色兔寶寶背包，緊緊偎著男友。他們是前線勇武抗爭者，這天戰事稍平，抽空出來受訪。抗爭對身體的負擔蔓延到難得承平的日子，和無數前線抗爭者一樣，兩人原先也是和平抗爭者；阿絲談起港人和平遊行的2019年6月12日，那天她吃了港警噴的胡椒，正逢經期，胡椒水沿著整片肚子滴到下體，「痛到不行，只能跟朋友說我先走了。」此後她逐漸站上前線，吃了半年催淚彈，挨過從後方飛過來警棍，「那真是往死裡打。」7月，她發現月經的量少到連衛生棉都派不上用場，此後每逢經期，就大約如網路上許多女生所言：「（經血）很少、很黑、很恐怖。」

阿絲和阿巴都沒唸大學，各有一份正職。阿巴在小商鋪擔任小主管，阿絲喜歡小孩，歷練過保母、連鎖速食店幫小朋友企劃生日會的姊姊，目前販售嬰幼兒用品。如果沒有反送中運動，她會遞履歷給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且有信心拿到offer——那是她的夢幻工作：「我很喜歡小朋友，本來就想做迪士尼，還可以一邊工作賺錢、一邊念幼兒教育。」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結婚。兩人說好了，若不小心懷了孩子，那就先結婚，生小孩，一切穩定後，阿絲會去迪士尼應徵。

彼時他們對未來自信滿滿。這股自信一直維持到7月。

反送中抗爭激進化後，阿巴說自己放不下工作、念及自己還是個小主管，堅持只有休假時才抗爭。阿絲比男朋友走得更前面，她的老闆亦是香港「守護孩子」團隊成員，常擋在警察和前線抗爭者之間，有時老闆對她唸上兩句注意安全，還是幫她代班顧店。情侶吵架難免；兩人住的區域遠，抗爭遍地開花，交通又不時堵死，因而通常就近各自上街。有天阿絲終於忍不住，質問阿巴：「為什麼每次我有危險的時候，在我身邊的人都不是你？」此後阿巴休假時，便會來到阿絲住處附近，與女友一同上前線。

阿巴在校時最擅體育、是運動校隊隊長，自豪跑得快、港警追不上。每當他在自己的區域衝撞，休息時會順手和遠方的阿絲報平安，說聲放心，我跑得可快了。太過自信的人總會失算；某個夏夜阿巴下班路上遭員警攔查，防暴警察衝過來要他出示身份證，往他的包裡一搜，搜出一支雷射筆，當場控他「藏有攻擊性武器」。阿巴暗罵了一聲「死黑警」，便被拖上警車。車門一關，防暴警察一邊朝他肚子揍，一邊問候他：「死曱甴（蟑螂），還裝得好像不是曱甴？剛剛不是很帥嗎？不是罵我們黑警嗎？」

但出乎意料，阿巴在警局裡受到「吃好喝好」的待遇。負責做筆錄的員警端著笑臉問他要不要上廁所？肚子餓不餓？結果他目睹了兩幫警察的互罵。彼時正逢盛夏，防暴警察先罵負責做筆錄的員警：「你們整天待在空調房（冷氣房）裡真是輕鬆，還不快點想辦法起訴這群曱甴？」辦公室裡的員警則冷回：「那你們幹麻亂抓人？」阿巴至今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究竟是兩幫員警說好各自扮演黑臉白臉、以達讓抗爭者認罪目的？還是他真的遇到了傳說中香港幾乎已經要絕跡的「白警」？

在阿巴消失的48小時之內，阿絲確定了一件事：香港真的有「白警」。那是她的街坊，一名看著她長大的警察大叔，她在網路上見到阿巴被捕的照片，和阿巴的父母找了律師，問遍各警署和醫院，卻尋不著他。想到香港數日一起「被自殺」的跳樓事故和不明浮屍新聞；阿絲幾乎跪了下來，請求街坊的警察叔叔，能否代為一探阿巴的下落？「不然你告訴我，應該要去地上撿他？還是去海裡撈他？」

「我問他（警察）很多東西，他都不願意說。」阿絲回憶，警察叔叔說自己也不認同警察暴力，但在警隊內無法表明立場。最後，他歉然地告訴她：「我只能告訴你，831那天（指港警在港鐵太子站內大規模拘捕示威者）是有死人的。」

48小時後，阿巴獲得保釋，阿絲聞訊趕去警署，盛怒又歡喜，「什麼校隊隊長，一下車就被抓⋯⋯我本來想揍他，結果看到他就哭了。」

眼見隊友一個個被抓，有時港警還是衝著女性示威者，阿絲在抗爭場合時常被港警罵「臭雞」和「妓女」，不是沒有想過，若是被捕，得做各種最壞的打算。她說長期抗爭的身心俱疲，目前定期看中醫與精神科，平復身心。「我真的要休息一下，已經有點崩潰，我至少有4個朋友離開香港，有些去了台灣。」

阿絲轉述，一名她熟識的男性抗爭者被抓進警署，被摁著頭喝了好多廁所水。此外，一名女性友人被抓之後，沒有被性侵，但被迫全裸搜身，男性警察在旁觀看，評論她的身材，表示將她先姦後殺也無人知曉，還逼問她是否為處女？這名女抗爭者後來被保釋，但據阿絲形容，再也無法上街，「她已經快瘋掉了。」

「我寧願死在戰場上，我也不要被自殺。我寧願你一槍打死我，我也不要被丟下去海裡。」阿絲說，自己曾經哭著問阿巴，時局那麼壞，身體那麼差，那還要不要生小孩？阿巴猶豫了。

阿絲問的另外一個問題，阿巴倒是沒有猶豫。她問：「如果我也被港警強姦了，你還要我嗎？」阿巴說：「會。」她大哭，對阿巴說，「如果你被雞姦，我也還是要你。」

阿絲想過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被強姦，我肯定站出來說，我連口罩都不戴。講難聽一點，我把名字、模樣曝光，至少不會『被自殺』。」

一切都回不去了。他們對未來的計畫也陷入分歧。阿巴開始籌謀，有機會就準備移民去台灣，若是投資移民，那需要更多的錢⋯⋯。阿絲轉頭一瞪，不善言辭的阿巴把嘴邊的話吞了回去。阿絲飛快對我們說留在香港的各種理由（實際上更像是在數落阿巴）：「為什麼他們（北京和港府）這要對待我的家，我就要逃離啊？我一定要保護我自己的地方啊。」

阿絲說了她的新計畫：她不當迪士尼姊姊了。11月區議會民主派大勝後，她直接跑去找住家附近的民主派區議員：「我以後想要選你的位置，我該怎麼做？」這名議員見她沒有大學學歷，告訴她：「妳要先讀書。」阿絲於是加入了這名議員的義工站，目前準備重拾書本。「我不但要選上區議員，我以後還要當立法會的議員，我要進政府機構，我要改變香港。」

我們在旺角告別，地鐵站仍有焚燒的痕跡，一路被撬開的地磚凹凹凸凸，一如整個世代被撬開的安穩人生。旺角還是旺角，紅黃藍綠妖異如舊，馬照跑，舞照跳，滿城盡帶霓虹燈。他們牽著，跳格子般輕輕繞過地面起伏，女孩湊上去咬耳朵，說長長的悄悄話，男孩報以傻笑。凜凜空氣裡，飄來陣陣甜膩。

痛苦的人認得出彼此

迷彩，15歲，學生；楠姑娘，45歲，NGO工作者

如果迷彩（化名，15 歲）再警覺一些、再不信人性一些，也許就不至於被抓了。

他是勇武派裡的獨行俠，怕被出賣，以為自己行動最安全。九月裡的某日，示威者在人群中遭警方夾擊，他和兩名黑衣人一起跑進巷裡，一頭衝出速龍小隊，「我真的很怕，就跨欄，一直跑一直跑。」迷彩和兩名黑衣人一同跑上斜坡，其中一個人忽然拔出警棍，當他明白遇上了抗爭者口中的「鬼」，已經太遲，另一人竟也抽出警棍：「伙計！把這個也抓了。」

那天警方在同一處至少逮補20至30人，被抓的當下，迷彩見四周有記者，大喊自己名字，希望有人聽見。「被制服的時候，他們用亂棍打我，罵我蟑螂，我跟記者說我名字，他們就罵：『再說話就拉你出去打。』我一張口，警察就用警棍塞住我的嘴巴，不讓我說話。」迷彩的語氣起伏不大，像在轉述別人的故事，平淡裡有一絲慶幸：「但我很幸運，背包裡有一個頭盔，警棍都落在頭盔上，不然我可能被打死，我看過被打到背後骨的人，到現在還不能走路。」

這一天，楠姑娘（45歲）發現迷彩遲遲未報平安，社群網站也不見他上線，便前往警署和醫院間找人。最後發現迷彩人在警署，她趕緊聯繫律師和迷彩的母親。

未成年人保釋須家長或監護人出面，迷彩的母親氣急敗壞，不願協助兒子保釋。楠姑娘和律師費了一番唇舌，迷彩的媽媽才願前往警署。迷彩被保釋後，母親罵他蟑螂，說他一定收了別人錢，才會上街勇武。她思來想去，最後正色：「以前有人在香港出事，不都送回大陸避風頭？要不要直接把你送回去大陸避難？」

「完全沒想到她會講這句話⋯⋯我在反送中，結果媽媽打算把我直接送中⋯⋯她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迷彩哭笑不得，他知道母親並非説氣話，而是真心覺得大陸比香港安全。「我看到的是不公義，我就要站出來，我就堅持五大訴求，但爸媽不懂，」他說父母來自基層，不大了解政治，「我外公是共產黨員，我媽說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所以選擇來香港。但現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媽在想什麼、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吧。」

不少中產階級支援「反送中」運動，自稱「家長」，接送示威者「放學」。網友9月初在香港國際機場發起行動卻遭警方驅離清場，大批示威者被迫沿著北大嶼山公路徒步離開。圖為大量私家車湧入大嶼山，招呼抗爭者上車，被稱為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翻攝自傑出男公關臉書）

但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就夠了。迷彩是這麼想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楠姑。

9月的一個夜裡，楠姑娘友人來訊，見到男孩夜宿路邊。幾個小時前，迷彩被家人趕了出來，連想溜回家拿東西吃也被禁止，爸媽特地在門外加裝大鎖。氣溫驟降的夜裡，迷彩一身短袖短褲，棲身公共停車場的樓頂。楠姑娘聞訊，帶著一套乾淨衣物，在車輛間尋得了迷彩，請他吃了一碗咖喱麵，隔天一早帶他去茶餐廳吃早餐。迷彩還記得，那天吃了一份麵、包子、煎蛋，「我很久沒有吃到正常的食物了。」

迷彩的話不多，提起被趕出來的過程，回應更沉默，只說了「很難過」幾個字。想跟媽媽說什麼嗎？我們得到一陣更傷心的沉默。他又說被楠姑娘找到的那天，自己作惡夢，「夢到要跑了，夢到我在的地方有很多小巷，巷裡全是警察。」青少年不善表達感情，談起這段過程，迷彩低下頭，稚拙地摸摸自己的頸子。楠姑娘笑著推推他。苦大仇深的空氣，瞬間鬆弛了。

時間回到2014年，楠姑娘在雨傘運動中擔任物資工作，「傘運共89天，我有87天都在現場。」當抗爭者間的意見分歧、傘運陷入進退兩難時，她是人群中主張完全撤退的人，這讓她日後想起總是愧悔不已，「我是很愧疚的，這種感覺愈來愈深，覺得自己沒有真的去堅持當初爭取的東西。」「我想說，香港人其實是很自私的。我們會說大道理，我們會說很多價值，但是只限自己接受的範圍內。這種自私，也是雨傘走向終結的原因。」愧疚感無處安放，直到《逃犯條例》引發港人自危，她心中警鈴乍響，思考如何支援這場運動。

半年前，金鐘已有示威者留守。一日警方發射催淚彈後，楠姑娘左右各抓了一個孩子，卻發現他們疑似腿軟跑不動，她架著他們跑。到了安全處，一個中學男生一臉想哭、卻又不敢哭的樣子，她給了男孩一瓶水，男孩說已經幾天沒回家，又累又餓，身上也沒有任何防毒面具或裝備。她留下了身上所有食物，當催淚彈又飛來，男孩不知哪來的力氣，反而架起楠姑娘狂奔，回頭，又去協助其他示威者。

「我看著他跑出去，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小的學生要出來？他們什麼都沒有，為什麼要用他們的身體去阻擋這個政府？」她想起傘運的經驗，能做的頂多是採購大量物資和裝備，但完全不識裝備型號，更不知如何串連有需求的人。朋友幫她裝了通訊軟體Telegram，她聽聞愈來愈多抗爭者的處境，除了安全堪慮，不乏遭家人切斷關係與經濟封鎖者，於是開始思考：抗爭者如何安全去現場？如何安全回家？受傷以後怎麼辦？

楠姑娘已婚，沒有孩子，不願透露正職（但因花太多時間照顧抗爭者，她說可能會被炒魷魚），她和幾個朋友相互支援，照顧了超過200名抗爭者。他們提供隱密、可信任的住所，作為少年們可以棲身的「安全屋」，也提供經濟、物資，甚至急難救助和心理諮商。港警性侵、性暴力事件頻傳，她也協助庇護受害者，但基於保護個案，不願透露細節。

這場動亂亦造成示威者彼此防備，盛傳許多「鬼」可能喬裝成後勤支援人士。我們好奇，她是如何在動亂的世道中，和抗爭者建立互信（尤其大多受助者都帶有身心創傷）？「這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係，我很容易掌握到青年的訊息和想法、得到他們的信任。」她幼年時遭逢嚴重家暴，如今一側耳朵失聰，就是父親以摺凳毆打所致。

「如果我生在一個溫馨的小康之家，可能我現在也是個港豬，」但楠姑娘說，自己的童年很早就結束了，「家暴經歷強迫我需要成長，小的時候就已經需要去做大人。這跟現在的青年面對的其實很相似，在運動裡面絕對是被迫長大。我有一種感同身受。」

「寶寶們普遍缺乏認同、缺乏愛、缺乏支持、缺乏安全感。他們說我肥，抱起來很有安全感。有的人每次見面都說要抱抱。」她説自己的「孩子」們，最小 12 歲，最長 48 歲，有些僅在網路上對話，未曾見面。「很多成年人找我，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相信。他們說，『萬一真的不幸出事，在我還沒被打死之前，要有人去找律師救我；若我死了，需要人幫我把遺言說出來，告訴別人：香港曾經有這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面犧牲。』」

楠姑娘手中握著17個人的遺書，另有50多人預先告知她遺書藏在何處。此外，許多人留下「不自殺聲明書」和銀行戶頭給她。每回上街，抗爭者都會給楠姑娘報平安；但到了最後，反而是他們要求楠姑娘報平安—他們怕她早已置身險境。

青少年慢熟，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讓迷彩打開話匣子，最後他主動和我們分享一個小故事：「我被捕的前兩天，在路上撞到一個朋友，他跟我說：『以後煲底（立法會示威區俗稱煲底）見』。不幸的是，後來見到他是在警車上，我們被抓到同一個拘留室。後來我們在街頭遇到，就一直笑，哈哈哈。」我其實不懂哪裡好笑，楠姑娘聽了輕輕摸摸他的頭。

她說多年前曾意外懷孕，又意外流產，「如果那孩子還在，現在應該 19 歲了吧。」哀傷的神色一閃而逝，在凝結的空氣裡，他倆自行破冰，呵呵哈哈閒聊，並肩走著，男孩比女人高出一個頭了，那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對真正的母子。

他是我兄弟

小雞，15歲，學生；大寶，30歲，網拍自由業

初見小雞（化名，15歲）和大寶（化名，30歲），是在香港郊區一處隱密的民宅。這天他倆亦是首度見到彼此。大寶指著小雞說，「他就是我的兄弟啊，」他說那感覺很玄，有些人們相見，無須言語，就肯定在戰場上遇過。「雖然戴著面罩，但是大家就會有心靈感應，我們會認出對方，『啊，是你啊⋯⋯』那種感覺是只有我們才能感應到的。」

某種程度上，他們亦是運動裡的「父與子」。港人共存亡感日強，從中衍生出「手足」「寶寶」與「家長」等稱呼，其中前者是互相的稱謂；後者的「寶寶」指的是抗爭者，「家長」則是專做接送、供應物資等後勤補給人士。大寶說，他既是30歲的勇武派「大寶寶」，同時也是在網路上串聯工作的「家長」：他成立的支援群組已有超過千人訂閱，這個平台媒合各方湧入的款項和物資，供應前線抗爭者餐券、抗爭裝備、二手電話、緊急生活費、住宿支援，同時替陷入困境的抗爭者媒合工作機會，亦替精神和情緒疲弱者提供社工、心裡諮商資源。

小雞來自保守派大家庭，雨傘運動時年方11，魚蛋革命時也才13歲，去了現場，對運動的訴求還是模模糊糊、不解背後意義。「現在我大了，」他覺得自己已是大人，「才知道被關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是我們的先知，他在爭取自由，比我們先走了很多步。」

從和平抗爭者愈走愈前線，他常隻身上街，夏末震驚國際的831太子站事件，入冬以來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和浸會大學煙硝四起，他無役不與。日前他從理工大學逃脫，說自己被藍色水炮車射遍，自嘲「我變阿凡達」，其實忍著失溫症，爬游繩逃生。逃生後他形容「手都爆開」，負責接應的家長見他手上都是血，扶他到一旁用食鹽水沖洗他，接著他跳上來接應的陌生私家車，一路丟光裝備和衣服，在陌生人的車上哭了起來。其實小雞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哭。每每想起與港警的對峙和錯身，他只重複：「恐怖，好恐怖。」

爸媽經濟封鎖他。家族有人經商，說中國好，不解小雞為何要反對中國？他頂回去，「對，中國真棒，30年前有六四，如今香港還可能宵禁喔。」「我故意要講這些，讓他們覺得不知如何面對下一代、讓他們很慚愧。」他又說做勇武的一定要有理性，脫口而出：「沒有理性的話，跟警狗沒有分別。」講完他又修正自己：「不要寫狗，寫警察就好，不可以用『警狗』形容他們。這樣講話是對警察的不尊重。」

親戚冷言冷語，他大致都能忍，但最恨聽到大人指控他參與運動是因為有收錢，他通常這樣應對：「對，我一天收好幾千萬。」事實上，他兼職打工，把零用錢和薪水全拿去買裝備，「如果沒有文具（裝備），我會變成負累的。勇武派是要救人，不是被救的。我縮衣節食，存錢就買文具，寧願不吃飯。」

15歲的孩子開始研究軍用、警用裝備，自然起人疑竇。剛加入勇武派的小雞拿出積蓄，上軍用品店購買伸縮警棍，店家問他為何要買？他說「好奇玩玩看」，講完自己都覺得理由超爛，店家立刻報警。小雞被捕後，舅舅來保釋，墊了保釋金數千元港幣，但要他還錢，為此，他又多兼了一份臨時工，「我要還錢給家裡人，不還錢的話不能回家。」

「現在去旺角，我只去廣華街買軍用品，去迪卡儂買潛水鏡。」他拿出手機秀出自己整理的各種軍用品的比價、各型號面具的防護係數，吃喝玩樂是上輩子的事了，但他又想起自己實際年齡其實不過是個孩子，受訪到一半，摀著臉哭，「我這年紀的人⋯⋯多想像以前一樣，去旺角就是去逛逛街、喝喝珍奶、吃吃雞蛋仔啊⋯⋯」「我好久沒有喝珍奶⋯⋯」一旁出借民宅讓我們採訪、協助做廣東話翻譯的大人聞言，唏哩嘩啦地邊哭邊翻譯。

全場涕泗縱橫，大寶是唯一還鎮定受訪的人。事實上，小雞僅僅是他協助的對象之一；短短幾個月，他建立的群組平台上，不乏類似個案。如小雞一般缺乏物資、心理支援的孩子，到處都是。大寶提供的平台協助，讓「小雞們」或暫得溫飽，或暫能棲身。在網路上，他們都只是編碼和代號，個資絕對保密。

這天，大寶為了受訪，還在群組上預先發文，告知「家長子女們」將有幾個小時無法上線服務，足見各項「行政業務」繁忙。現實生活中，他的獨子剛剛出生，不滿1歲。大寶說自己胸無大志，反正生長在香港最好的年代，一畢業就會有工作，他一路做業務、業務主管，卻在2019年8月辭去正職，專心經營這個絕對保密的網路平台。

都說港人「搵食搵錢搵著數」，大寶不諱言，過慣了功功利主義當道的日子，但這場運動逼出港人的其他特質。他說辭職至今，自己個人辭掉工作的機會成本，加上自掏腰包超過20萬港幣，損失至少百萬港幣（將近台幣400萬元）。但錢與自由怎能放上同一個天秤？他跟太太解釋為何要辭掉工作上前線，「我現在抗爭是為了孩子的將來。其實我人生都過了三分之一了，我是為了孩子⋯⋯錢很容易賺。如果沒有孩子，共產黨要接收（香港），我也許就低下頭⋯⋯就接受了。」

大寶又說，其實太太原本政治冷感，「她的立場本來是淺黃，看了這幾個月的港警濫暴，立場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金色的人了。」「這場運動關係到小朋友的將來。我現在只是犧牲這幾年。如果這運動持續兩年，我堅持兩年，換到未來幾十年自由⋯⋯」但你覺得換得到嗎？「誰知道呢？」他說，「你不嘗試，就肯定換不到，試了就有機會。」

既然談到如果，那麼如果，你預知香港的今天，還生孩子嗎？「不會，」他說，跟太太討論過這問題了，「如果時光倒退，我們都選擇不要生。」

如今大寶的太太一人帶小孩，並獨撐家計，大寶每日作息除了上前線，就是在網路平台上做後勤支援，偶爾太太忙不過來，大寶就一邊幫嬰兒換尿片，一邊盯著群組上的需求。其實太太最大的壓力還是擔心大寶上前線的生死未卜，但比起一對朋友，他們覺得自己的犧牲算小了：那是一對30歲左右的夫妻，兩人商量後決定同上前線，剛出生的嬰兒就託給老父母照顧。

那晚寒流襲港，小雞一件單薄風衣，不住哆嗦，原來所有黑色衣物都被父母扔掉，這是僅存一件黑衣。無奈為了民家和受訪者安全，需要避開室內畫面，我們歉然地把他拉到寒風中拍照。只見小雞從口袋裡抽出打火機，那是加入勇武派後隨身必備的戰略物資，現在的用途，是讓他點燃火苗以暖掌心。

掏打火機的同時，他摸到口袋裡的銅板，「我的錢，我的錢啊⋯⋯我全部的錢只剩8.3元（港幣）。」又說好久沒有吃到雞蛋仔了。在香港，8.3元港幣是買不起一份雞蛋仔的。只見他倆拉起風衣帽子，我們僅能留下幾張身形單薄的背影。我有點懊惱，早知道就從市區買份雞蛋仔帶過來；攝影記者則喃喃，此生來日，多想替他們拍攝一組正面照。

逃避既可恥又沒用

Chris，45歲，商人；阿寶，40歲，商人

訪談在隱密的香港郊區進行，接送我們的人分別是阿寶和Chris。他們都開著附有電動天窗的名車，2019年夏天以來，這些私家車頻頻出現在港人抗爭場合，不知接送了抗爭者幾趟。車上放了標準配備：水、飲料、食物、乾淨衣服，以便隨時因應突發狀況。阿寶和Chris在2019年的這場運動才認識，和許多受訪者一樣，他們都是現實中不生孩子、半年來卻照顧了許多孩子的「家長」。

他們稱自己的私家車為「校巴」，抗爭者不論年紀，凡被接送者都稱「小朋友」。11月18日，防暴警察在理工大學和勇武學生激烈對戰，中年人Chris就守在理工大學附近，接應了兩趟「放學」的勇武抗爭者。「好驚，他們的臉，真的好驚，」Chris記得，連續兩批勇武派年輕人上車後都是沈默，他一邊打著方向盤，從後照鏡中見到驚惶的臉，想問他們餓不餓？吃點東西好嗎？竟然開不了口。

「他們驚恐到連『你好』『謝謝』『再見』都說不出來了⋯⋯我能肯定他們的腦袋都是空白的。我找不到形容詞去形容那種驚恐的程度。沒有人在我車上哭。但是那一刻，我知道連吃東西都是奢侈的。」Chris彷彿也被感染了恐懼，「我一邊想，如果接送途中，我遇到警察截查，那我會被怎麼樣？」

他終究逃過了截查，確保了抗爭者和自己的安全。「我知道問他們什麼都沒有用，」他回憶那天晚上，「我只要他們感覺到安全就好⋯⋯我看到他們，覺得自己為香港付出太少了⋯⋯」訪談進行時，Chris的身邊還有一名自己負責接送的少年，少年沒哭，安靜不語，這名彪形大漢卻拔掉眼鏡痛哭起來，「最讓我傷心、最感動、也是最可以覺得自己做的，就是接送抗爭的寶寶，這也是我感到最慚愧的事情。」

「以前就覺得，我就是普通香港人囉，政治上沒有特別的角色，我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但不關我的事，我不會理囉。」「我是從商的人，香港的繁榮，我也是既得利益者。一般我們這種人的想法，就是希望社會安定、穩定，才可以賺錢啊。」

他說自己活到40多歲，才知道有比賺錢更重要的事。Chris亦不諱言自己從來都是條港豬，那種不諱言帶著懺悔的意味：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抗議北京強推23條立法大遊行，他沒參加；近10年以來，每年七一、六四的紀念活動，他不曾到場；2014年雨傘運動，他去了現場，「以前覺得市民和人民力量從來不會改變什麼，但那時覺得人民的力量也許會改變什麼⋯⋯」隨著傘運失敗，他停止了對改變的想望；2016年魚蛋革命，他看了新聞，卻不曾前往現場。

他又嗚嗚地哭，「我們這一代，對所有東西都逃避，對政府很多事情都妥協，直到現在，下一代要承受我們當時妥協的後果，而他們承受的，又不知道是我們的多少倍。」

阿寶亦是個很成功的生意人，因為從商，結交的客戶來自三教九流，其中有不少警察或警眷。她有一對客戶，父母同為警察，孩子在校因而被欺凌、同學說「你爸爸是警察、殺人犯」，老師對孩子的態度也不好，孩子成天回家哭，最後被迫轉校。她常和客戶聊香港，得知許多警察的孩子也是抗爭者，「他們（警察）心裡很矛盾，但他們也都明白。」

阿寶的心裡也有諸多的矛盾和明白。她的父親在大陸出生，如今80多歲了，每天長嘆當年在大陸打仗，如今老了，香港情勢竟與打仗無異。阿寶的爸爸每天在唱〈願榮光歸香港〉，她和姊姊、姊夫都是負責接送勇武派抗爭者的家長。阿寶白天是商人，晚上還兼做急救員，為了不讓年事已高的爸爸擔心，他們很有默契的不讓家裡知道默默在做的事。

2019年11月，抗爭者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死守學校，與港警激烈衝突，阿寶就在場做急救。沒有醫療背景的她，一開始連用食鹽水替人洗傷口都會發抖，見到鐵彈沾黏在爆開的皮肉上，腦袋一片空白。是夜，她見到脫臼、骨折、燒傷、因遭水炮車射擊而引起的低溫症，最痛的莫過麻醉藥品用完，毫無外援，她必須協助在場醫護，讓受傷的抗爭者在未施打麻醉的情況下，當場縫合傷口。

「那是很痛很痛很痛的。」她哭著回憶，在場醫護無人不哭。但讓她更痛的記憶不止如此。阿寶在這場抗爭中與前線10名左右的孩子建立聯繫方式，她花了很多時間和孩子們取得互信，時常請孩子們吃飯。7月底，一名她認識的前線女孩被抓進新屋嶺扣留中心（拘留中心），雖然保全了性命，但不再回應阿寶的任何問題和訊息，亦不接電話。

一日，阿寶在臉書上看見女孩發文：「手足們：我堅持不下去了，你們代我撐下去吧。我會在另一個世界看你。」這是港人過去半年常見的發文，阿寶在恐慌之中到處找人，最後發現女孩自殺未遂。阿寶打聽了許久，女孩最好的朋友才說，女孩曾遭港警性侵，性侵的方式並非使用性器官，而是警棍。

「我為小朋友難過。」阿寶説，「他們沒有義務要承受這個問題。政府還說他們是錯的。很多小朋友都受傷了，（特首）林鄭還是說警察是沒有錯的，說警察沒有濫暴⋯⋯」

「我們上一代對政治的冷感，大家不敢去面對，造成了香港的因果。」阿寶解釋，「『因』，就是我們的冷漠和逃避；『果』，就是他們現在必須出來爭取自由。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我們這些家長，大家那麼齊心。」她説，這半年，自己沒辦法再逃避，雖然擔心秋後算帳，但還是要行動、要說出證言。「逃避表面上看起來是有用的，但良心逃不了⋯⋯。」

「最後我們會勝利的。現在政府用不同辦法打擊我們，但我們有方案應付。」應付歸應付，但談到未來，阿寶還是不排除持續逃避。她誠實地說，想過移民到台灣，「但我如果現在去台灣，十年後台灣變成香港，那不是從一個坑跳到另一個坑？」自問自答沒有答案，她想過下半生也許去馬來西亞，也許是泰國，「我想去一個可以投票的地方，但我不要遇到香港這些問題。也許我會選擇繼續逃避吧。」

香港的病因

國難忠醫，阿樂，22歲，學生

如果沒有意外，阿樂（22歲）最快將在2022年成為正式中醫師。此刻他坐在工業區一處斗室內，等病患上門。等待的時間不能閒著，他盯著電腦群組裡的支援需求，將不同病患分流給個別醫師－－當然，為了保護彼此，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醫師是互不認識的。

香港醫療資源本就稀缺，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抗爭者若掛彩，大多不敢前往政府醫院就醫，就怕警方在院內執法，傷還沒治好，就先被抓進警署。香港醫護自發組成數家「地下醫院」，醫師、護師、物理治療師各有貢獻，有人秘密抓藥治病，有人專門提供洗傷口服務。其中阿樂加入的「國難忠醫」即由香港中醫師、中醫系學生組成，成員超過百人，在不同據點進行義診，截至目前，求診人次超過2萬。

我們來到「國難忠醫」其中一處據點，堆滿中藥材及志工們一早磨好、包好的藥包。這些藥物對應數種港人常見的病灶：遇胡椒水劑噴灑或化學品噴劑，可塗抹用以舒緩皮膚灼傷的「還原靚靚膏」；不慎吃入大量催淚煙造成咽喉疼痛，可飲清肺潤喉的涼茶沖劑「咽痛飲」；若催淚煙入肺造成條氣不順，亦可搭配排毒用的「救肺散」。這些藥粉外觀好似文創小物，底部皆印上黑底白字：「好人一生平安」。

港人抗爭超過半年，「好人一生平安」從街頭的祝福變成集體的奢望，如今說了上聯，下半句通常會被對上「壞人半身不遂」。話說回來，時局甚亂，人心好壞豈能輕易分辨？中醫系學生阿樂説，其實不管好人壞人，中醫應謹守醫道精神，他引唐代藥王孫思邈《千金要方》的論述，為人治病應不分「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凡來求診者，皆一視同仁。

組的既是地下醫院，首要任務當以救急為主。阿樂在此輪值，見過各種抗爭帶來的病徵，內科常見症狀通常是吸入過量催淚煙帶來的後遺症，包含咳嗽、腹瀉、流鼻血、過敏、紅疹、濕疹，其中疹子可能導致陣痛或發癢。女性月經問題尤多，有人經血呈黑色，亦有病例經期延後、甚至停經。

外傷部分，常見個案則是遭橡膠子彈打傷、警棍毆傷，導致骨折、骨頭錯位或脫臼，這時中醫師們會提供針灸和骨頭扶位的治療。他打開群組讓我們一瞥，上頭有病患傳來、醫師們互相詢問如何處理的照片：瘀傷、大片疹子、各種皮開肉綻。近期的幾張照是從理工大學爬游繩逃生的患者，連續幾幅手掌照片，張張見肉。阿樂說，若外傷不只是皮肉傷，中醫無法處理，需要照西醫的X光（香港只允許西醫使用X光），他們就會透過管道，將病患轉介給「友台」：有專業西醫輪值的地下醫院。

若遭水炮車大範圍沖擊，亦可能致命。阿樂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從香港理工大學逃出來的患者，遭水炮射擊，罹患嚴重的低溫症，阿樂記得值班時身穿短袖，患者卻裹著大衣來就診，彪形大漢不住地抖。「他說出來以後，身體經常發抖，胃口也挺差的。每隔一個小時就會發抖，覺得很冷，卻不敢看醫生⋯⋯」

「我們中醫說這叫內寒。他咳嗽、喉嚨乾痛，這都是典型吸入催淚煙的症狀。」阿樂開了藥給這名患者，但憂心的是，心理傷害無法從外觀判定。「他應該有更大創傷。他說逃出來以後，會在晚上睡覺時夢見那些畫面，精神緊張、不時心悸，走在街上常常聞到催淚煙，問題是他週邊沒有煙。」阿樂判斷這並非吃吃中藥就能解決，和團隊裡的醫師討論，結果許多醫師說病人有這情況，最後大家認為成因是化學物質中毒。

阿樂年少時不信中醫，一次骨傷未癒，靠中醫治好，讓他開始認識這門科學。他念中醫系，愈發覺得中醫是一門神奇課務，「能治好病人就是一門好的科學，中醫不只針對症狀，而是針對病因、病基去治病。」他舉例，「比如治咳嗽，西醫只開咳嗽藥；你月經不準，西醫就給你避孕藥或其他調經技術，但那些不治本。中醫是去找出病因，那就是《黃帝內經》說的『本』。」

港人抗爭持續超過半年，即使入冬，這場高燒仍然不退。假設香港如今生的是一場大病，你認為病因和病基是什麼？

「治病分治標、治本。要處理『標』，那應該要先處理警察暴力，既然《逃犯條例》已經撤回了，最需要處理的就是香港警察暴力的問題，包含對示威者的性暴力，香港政府如果不追究，民怨不會平息。」他又說，「當然，這是很表面的處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中國和港府要去重新定位一國兩制，『本』還是在中央。」

阿樂出生於1997年，那是多數港人滿心期待的回歸元年，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方針50年不變。這個「一國兩制元年寶寶」如今說：「他們（北京）的一國兩制和我們（香港）要的一國兩制就是不一樣啊。他們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在基本上就是中央說啥他（港府）就做啥。」

其實阿樂曾是街上的一分子，從和理非到勇武，從後勤到前線，都有他的身影。為此，他和家人關係破裂，再也無法和父母同住。「爸媽的立場其實是紅到了極點⋯⋯，他們覺得你如果不出來搞破壞，警察也不會打你啊。我不斷解釋我們試過和平手段，但他們不聽。」阿樂語調和語速仍然平穩，喉頭卻有點哽住了，他和家人關係本來真的很好，但目前還是無法回家，「爸媽說過最難聽的話是：『你沒有被抓嗎？你怎麼沒被抓到？』」

他其實也很害怕被捕。「誠實說，我現在比較少走出來，我很怕被人間蒸發，我沒有那個勇氣去走到前線跟警察對抗⋯⋯」他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深夜開著手機看直播，能做的就是在能力範圍內提供專業服務。

中醫執業前須實習，他成了潛在的苦主。系上學長姐2019年去深圳的中醫學院實習，被深圳的中醫師當面刁難：「你上街示威嗎？只要有上街，就是暴徒。你們香港學生都是暴徒。」港籍學生遇到或明或暗的提防，甚至有護士長不許港籍學生使用休息室。阿樂心裡有底，明年的實習申請必定受影響。

「但身為一個香港人，就是要做一點點的事情要保護這地方吧。但如果2047時情況沒變好，但我相信挺多香港人會離開這地方。」這個即將成為中醫師的青年，原先想在香港執業，但經過這場運動，他開始思考若經濟條件許可，也許可以靠著中醫這項專長，辦理專業移民。講來講去，他還是用了病灶的隱喻：「我覺得如果北京不正面處理問題，就是病情會惡化。還會有愈來愈多香港人要港獨。我覺得挺悲傷。畢竟香港是我們的家。現在家正在被破壞，而有一天，我可能也要離開他。」

此生或將都在傷痛中

趙家賢，34歲，香港區議員

趙家賢（34歲）拄著長柄雨傘，蹣跚走來。手裡拄的，原是他去年中秋做選民服務、訂製來送給太古城65歲以上長者的手杖雨傘，「我助理說你現在變成這樣，那一定要撐⋯⋯」虛弱成這樣，還不忘遞給我們一份個人競選宣傳品，那是他自己排版設計的工作報告精簡版，網路上完整版多達40頁，從滅蟲滅鼠、槍擊案件到農曆7月燒衣服，街坊大小事，需要調解處，多有他的介入。

趙家賢是東區區議會太古城西選區民選議員，2007年起選上議員連任至今，彼時年方22，創下當時「全港開埠以來最年輕當選議員」紀錄。2019年區議會選舉期間，他和許多民主派參選人的看板不是被塗花臉，便是被剜去眼耳鼻口、甚至整張臉；但他不曾想，在現實生活中，有日真的會失去五官的一部份：一隻耳朵。

2019年11月3日，香港民眾自發「東區集氣人鏈日」，計劃在百貨商場太古城中心內組成人鏈。當晚一名操中國大陸口音的男子與示威人士口角後，持刀傷人，造成3至4人受傷。行凶男子與香港市民口角時，擁有調解員資格的趙家賢正好在場，見狀立刻介入勸阻。誰知男子突然跳到他身上、抱住他、咬斷他的左耳。公親變事主，還成了傷者，當時趙家賢手持透明塑膠袋、袋中裝的是撿回來的一片耳朵，畫面震驚世界。

慘案發生在區議會選舉前夕，11月24日，民主派大勝，趙家賢連任成功，案件還在調查階段。事發一個月後，我們來到他自10歲起就沒有離開的太古城社區，其實就在斷耳事發現場附近。太古城是香港知名私人屋苑的代表作之一，從1980年代起連蓋12期，趙家賢住在「安盛臺」中的「順安閣」，同社區樓房命名邏輯頗類似，寧安閣、寶安閣、興安閣，整座樓盤安來安去，不難窺見彼時香港中產階級對盛世的想望。只是趙家賢斷耳事件後，不安在社區蔓延，不，其實更早的時候，不安就蔓入每個社區了。

不知是過於虛弱還是已然接受事實，趙家賢淡淡說：「那一秒，對方兩隻手抱著我的頭，咬過來，我嘗試去推，但推不開⋯⋯他咬掉我的耳骨、那個『啪啦』的聲音，還有之後的痛楚，我永遠記得⋯⋯」他還記得斷耳後，他蹲在路旁，群眾鼓噪追打那名男子，有人幫他滿地找斷耳，「血沿著耳朵流到我的身體。我真的很痛，我沒有大聲叫，但我一直說：『我的耳朵，我的耳朵⋯⋯』心裡有個清楚想法就是：『很難可以接回我的耳朵了。』」

之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現場人員立刻找回他的耳朵，醫護盡最大力氣嘗試替他接回，做清創手術、磨平耳骨、縫了35針，但接回耳廓後一週後，組織逐漸發黑壞死，只好將整朵耳廓清除。

如今趙家賢的眼鏡只能以紗布和醫療用膠帶固定在臉上。這天他拄著選民服務傘在社區走動，中庭平台裡有兒童玩樂的聲音，提著菜的住戶走過和他點了點頭。一會兒，一名年過七旬的老人特地前來和他握手。那是在太古城行醫數十年、從小看著趙家賢長大的老中醫師。老人說：「這些撐北京的一些人，做的一些行為，沒有理由⋯⋯不能讓他們⋯⋯」趙家賢的手覆上老人的手：「你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我們信耶穌基督，我心中平靜，沒有後悔。」

不悔是一回事，他已預見恐懼和困擾如影隨形。由於耳內有複雜血管交錯，並影響人體平衡，如今他時常頭暈，覺得兩耳聲音不對稱，外出需要家人或助理陪同，行至聲音嘈雜處，往往需要立刻坐下。情況好的時候，他會試著在家人和助理陪同下，走遠一點；而這裡的「遠一點」，僅僅是走出社區。

最痛苦的莫過於換藥時掀開紗布，空氣流動接觸到耳畔，就會非常痛。「有時候我覺得耳朵在擺動，有時候覺得冷水敷在我的耳朵上，但感覺是錯的⋯⋯我已經沒有耳朵了。」他把幻覺告訴醫生，醫生給了他一個比喻：二戰時，一些失去腿的士兵，常覺得自己的腿還在動。

「我當然希望這些錯誤的感覺會慢慢消去，但我也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我整個人生都會在這個傷痛當中。」傷痛以外伴隨著風險。由於趙家賢是被咬致殘，傷口有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他持續服用抗HIV病毒的藥物，正在等待3個月後的驗血。他原先與太太計劃生孩子，「原本計畫選後立即進行⋯⋯，現在要等驗血報告、還要確認我身體恢復才能進行了。我對我太太很抱歉，讓她有這風險⋯⋯」

趙家賢的傷痛也是香港人共同的傷痛：2019下半年以來，除了他的耳朵，還有集體失去的眼睛、四肢、軀幹與生命。他說香港市民付出代價已經難以計算，「你看到現在香港這個撐共產黨的政府，完全無視香港民意訴求。我作為民選議員，當選不只是做議員工作，我們所背負的是這麼多香港市民受傷、受害、流血的事情，一定要記得我們代表他們。」

遇襲之後，他關閉了手機通訊和網路功能，電話設定成「所有人都打不進」的狀態。原因之一是大量訊息湧入，他的身心狀況無法處理，導致他無法休息；其中更多原因是惡意攻擊和騷擾訊息、電話日夜不斷，就連趙家賢的妻子也在遇襲事件之後，臉書立刻遭人駭入。

他的耳朵是在調解時失去的，有時他會想起擔任調解員的初衷。大學時，趙家賢看人吵架，覺得爭執發生時，相罵無助於解決事端，「我想，我可以幫雙方用平和心情，正面思考去溝通，幫他們達成共識，那時就想當調解員。」香港民情與政府對峙，有人問他，這種對峙可否以調解處理？他答：「如果雙方是對等的，當然可以用調解處理，但現在有公權力的港府，已經變成專權政府。這個有公權力的專權政府完全無視市民的訴求，你跟他談什麼條件？」

他的選舉服務口號仍是「堅守香港人的太古城」。堅守的心態很容易理解；早在香港回歸之前，他就住在這兒了。1996年，他隨父母搬遷至此，如今年邁的父母、妻子也同住太古城。但要堅守到什麼程度呢？想過離開嗎？創傷之後，趙家賢承認了他的矛盾：「有時候是有（想過離開香港）的。但是我又不能在這個情況下離開，那好像去當逃兵⋯⋯」他的回答如同我們遇到的大部分受訪者：「我是香港人。這裡是我的家。我為什麼要走開？」

信任的樣子

鄧鍵一、袁瑋熙、李立峯、鄭煒

2019年8月13日，香港示威者在機場離境大廳自發舉行「和你飛」集會，癱瘓機場。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機場採訪時遭抗爭者襲擊。同一日，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隻身在機場大廳發派問卷，自6月以來，他已在反送中抗爭現場做過多次民調，這不是第一次遇到廣泛的質疑。

「我自己一個人在派傳單，突然有人說連登（香港的網路討論區）上有人留言，我們做的研究是要拿個人資料。」港人如今相信，就算是和平示威，也可能遇上秋後算帳，最怕留下足跡，現場鼓譟聲不斷，手機彈出的訊息警醒著袁瑋熙。

他趕緊和抗爭者解釋，填寫個資是後續深入研究聯繫用途，若不放心，可以不要填寫個資；但許多人不信，甚至揚言要亂填。「我記得那個消息是五點傳出來的；五點之後，數據出現很多問題。例如有人故意留髒話，還有人故意署名何君堯（立場親共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和留下何君堯的電話⋯⋯，」他苦笑，五點之後的數據都是不可信的。

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從盛夏延燒至窮冬，亂世裡的研究個案不在象牙塔裡，而在街頭。袁瑋熙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李立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共同主持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民調計畫，團隊共有數十名研究生、大學生，半年以來，他們在街頭發放紙本和QR code問卷，至今以數據紀錄超過26個抗爭現場、訪談人數超過1萬7000人次。

論物理距離，這群研究者和抗爭人群幾乎零距離；論研究方法，他們身在一場場運動中，又必須和運動者保持距離。袁瑋熙說：「如果太用抗爭者的語言去介入運動，抗爭者會覺得我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對我們有期望。數據如果不如他們預期，他們就會覺得很失望，會罵我們。」

正常社會裡，恐怕很難相信，訪員僅僅因為身材高大或「看起來很兇」，就會被罵；若訪員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或研究生，更會因此被罵「暴徒」；一名蓄長髮的男性調查員，僅僅是發問卷的空檔坐在麥當勞吃東西，就有民眾包圍；一名女性研究生僅僅因身上衣服印有「我唱廣東歌」字樣，就被群眾質疑「妳是港獨」，遭到團團包圍。多次在街頭發派問卷的學生Cheryl説，曾遭人質疑問題偏頗，甚至有人直接用筆槓掉問卷上的題目，告訴她：「這條問題是錯的」。

「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你在做調查，整場運動裡，信任是很大的問題。」袁瑋熙回憶，研究初期，受訪者大多不願留下digital footprint（數位足跡）。從夏天開始，他們進行現場民調時，就常接獲網路訊息：「有人在做調查，他們可能是鬼，大家不要相信他。」

「我很理解大家的不信任，」鄧鍵一回憶，團隊成員在街頭出示香港中文大學發出的證件，抗爭者卻狐疑：「這種證件我們自己也可以印。」面對各種懷疑，研究團隊特別在所有訪員的證件上加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章。他們逐漸摸索爭取信任的方法，重點放在解釋清楚研究的來意，鄧鍵一常告訴訪員：「如果你解釋得很清楚，抗爭者就會很信任你。」

但這樣做也許還不夠。香港示威者習慣稱建制派或警方的臥底為「鬼」。人鬼殊途；不管是和理非或勇武派，人人只怕萬一。鄧鍵一說，為了取信於人，包含他在內的四名學者在各大媒體上寫文章，論述研究數據的公益性；每回民調進行之前，團隊成員都會上連登和網友打招呼，甚至翻拍工作證、主動放上網路，「連登是爭取信任的地方，我們主動告訴大家：『今天我們要出動啦，大家不要害怕，我們不是鬼⋯⋯』。」

港人的行動隨著不同情境進化，「Be Water」是口號，也是行動綱領。袁瑋熙和鄧鍵一形容，這個學術團隊亦是「Be Water」團隊；每回做完民調，就會檢討研究方法和因應各種突發狀況的對策，「一開始做了好多功伕，要獲得群眾的信任；到了後來，我們要猜警方的佈局、要猜抗爭者和警方的衝突點、要找可以躲避的地方⋯⋯」袁瑋熙回憶，學術團隊和抗爭者一同摸索，有一回衝突升高，他們甚至預先在銅鑼灣訂了酒店作為「安全屋」，以防發問卷的夥伴在前線遇險。此外，為確保所有成員都能安全下莊，他們每回做現場調查都會請訪員開啟通訊軟體的live location function（實時追蹤定位分享功能）功能，若有突發事件，老師們會立刻去現場救學生。

「現在會覺得年輕就是罪，出門就是危險，」25歲的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Wendy坦言，即便每回上街做研究都有風險，也經歷過各種拒絕和敵視，但她知道所有的現場都無法再複製，需要有人去記錄「真實」。她說身為訪問員，有幾個原則必遵循，例如一定配戴工作證、隨身攜帶四位老師的名片、遇到緊急事故立刻打電話給老師。此外，不穿黑色的衣服、不戴口罩、不喊口號，盡量走在人群旁邊。

隨著抗爭時間拉長，民調結果一次又一次公布，港人對於這份民調和調查機構也日漸熟悉。李立峯於2019年底在明報撰文指出，他和數名學者在抗爭中進行集會遊行現場民調，超過九成的和理非遊行人士認為11月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勝利是前線示威者的犧牲換來的，此外，高達96.9%受訪者認同「我覺得他們（勇武派）代替了和平示威者為運動作出犧牲」，91.8%同意「看見他們（勇武派）被拘捕，我會感到內疚」。

李立峯指出，民調顯示，參加遊行的動機方面，92.9%受訪者認為「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對他們參與遊行非常重要，92%認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非常重要，84.5%認為「要求重組警隊」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認為「要求林鄭下台」非常重要者，只佔了65.3%。這再次說明了運動參與者更重視制度改革。

鄧鍵一形容每次的問卷都藏著出人意表的答案，「每一次做問卷回來，我都特別興奮，我也會很興奮地檢討自己。」

來自街頭的訊息一次又一次推翻研究團隊對香港人的想像。「做學術的會以為自己很清楚民意，但每次的數據都告訴我，我低估了香港人的堅持，尤其是對抗爭激進化（radicalization）的接受。」鄧鍵一說，所有想像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每件事情，我們都低估了他們的接受程度——不管是針對示威者的放火，或是其他激進化的抗爭行為。」

「是什麼導致他們的激進化？比如年輕的人比較激進？年長者比較不激進？如果數據看不出差別，那就沒有意思。」袁瑋熙說，研究結果顯示「大家都很激進」，這也是這場不見終點的社會運動的特徵之一：「原本是和理非的人，原本不主張激進抗爭模式的人，很大一部份轉而支持激進抗爭者。26次的調查數據，可以反映一個原先主張和平的群體，突然變成主張激進和勇武的過程。」

除了數據調查，這個團隊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等質性研究。一名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媒體人表示，曾參與一場關於激進化的訪談，在場的受訪者有媒體人、教師。結果令他意外；原來對於暴力抗爭、激進化的接受程度，在場教師的接受程度比媒體人還要更高。

袁瑋熙見過傘運過後的低潮和創傷，他曾比喻那種無力感是「假的」，有點像是集體的冬眠。而今港人又集體醒來，一場運動改寫了一個社會，「現在香港人不只是為了錢或是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群體的利益，這種無私，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這場社會運動調查也與過往不同：目前，這群學者的研究持續進行，質化、量化、個體與群體的訪問多管齊下，他們説，還看不到一個「能夠完成調查的日子」。

「我覺得這場運動，很難說成功或失敗。這不是雨傘運動，説解散就解散了，這場運動沒有結束⋯⋯，所有第一次都發生了，社會已經不一樣了。」鄧鍵一舉例，若有中學生已經習慣在政治上要和老師對抗，在生命中經歷過一次，此後就會繼續發生。

一切都不一樣了。某日下班時間，鄧健一如常走在中環天橋，這天中環附近沒有抗爭。忽然，有人朝天大吼「光復香港」，他眼見身邊行色匆匆的人群、穿著套裝高跟鞋的OL，就一同回喊一聲「時代革命」，喊畢，一群人像沒事一樣各走各路。「那是沒有原因的喊！」其實沒原因的背後藏著大家知道的原因，一場在商業區萍水相逢的「隨機田野調查」，又震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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