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全職兒女」： 中國嚴峻就業形勢下，年輕人的重整旗鼓之舉還是「自我麻醉」？
29歲的朱莉在北京一家企業做遊戲策劃，多年來的頻繁加班漸漸讓她吃不消。今年4月，在和退休的父母商量後，她決定辭職回家陪二老，同時也為下一段人生好好做下規劃。
她除了有更多時間陪伴父母，家裏其實也不需要她幫太多忙。不過她說，作為獨生子女， 以前從來不做家務的自己現在開始收拾房間。
朱莉說，日常生活開銷主要由父母承擔，媽媽還提出每月給她2000元的生活費，但她沒有收。
父母對她的要求似乎並不高，只希望她「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狀態，不要睡太晚，不要過於放縱自己 」。
像朱莉這樣的「全職兒女」生活方式在中國年輕人中流行起來，引起網上熱議和學界的關注。他們大多是在職場初期受挫或職業進入瓶頸期，決定回到家裏與父母同住，通過陪伴父或承擔一些家務來獲得認可。
有人甚至與父母簽訂了一份簡易的勞務契約，上邊列出付出與報酬——做一份家務多少錢，陪伴父母一小時多少錢。
「全職兒女」的背後是中國高企的失業率。中國官方最新數據顯示，今年5月，16至24歲青年人的失業率升至20.8%，連續兩個月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其中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更糟糕，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卓賢估算，大學生失業率是青年整體失業率的1.4倍，是青年失業人口的主要群體。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助理教授陸曦說：「全職兒女是社會失業大潮下出現的不可避免的現象，背後體現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嚴重下滑、萎縮的現狀。」
職場焦慮
朱莉說，工作五、六年來，加班是家常便飯。辭職前的幾個月，公司更強制要求加班。她經常早上9點離家，晚上1點多才回來，「活得像個行屍走肉。」
「晚上不吃安眠藥睡不著，做夢都是在公司裏，夢的內容也跟工作有關。然後早上醒來馬上又去工作，感覺24小時都在工作。」
在中國，996的工作制（朝九晚九，每周六天）相當常見，尤其是在科技行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許多初創企業由於沒有核心競爭力只能追求速度和強度，因此要求員工加班加點，並且通常不會支付相應的報酬。
朱莉說，公司裏如果有同事離職，人力資源部門會很快收到幾百封簡歷，招聘新人從來不是問題，這也助長了企業的加班風氣。「加班了三個月之後，我發現團隊的同事差不多有一半我都不認識了。」
父母接受她回家做「全職女兒」，因為他們覺得，女兒這麼大年齡還找不到對象，很大原因是跟加班有關。於是對她的辭職表示理解，希望她能找一份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
在重慶從事房地產相關的工作的陳都都，今年年初辭職，回到家鄉雲南的一個小縣城，也成為一名「全職女兒」。
新冠疫情期間，她所在的行業尤其低迷。公司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計算工資，近一兩年收入銳減。扣除日常開支包括每月2000元的房租，基本所剩無幾。
「考核越來越嚴格，業績最好的時候都達不到目標，」27歲的陳都都說。加上疫情期間許多地方長期封控帶來的壓抑，讓她覺得「突然看不到希望了。」
「去年那段時間讓我覺得，為什麼打工人這麼悲哀，每天都要早起，碌碌無為地去工作，每天做重覆的工作，就拿那麼一點工資，我覺得太可悲了，為什麼人會這樣活著？」
間隔年？啃老？
有人將「全職兒女」與國外大學畢業生中流行的「間隔年」（gap year）相比較。許多畢業生用這段過渡時間到社會上歷練自己，或者為下一步轉行或提升職場競爭力做打算。
但有學者指出，「全職兒女」 有啃老之嫌，對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不可小覷。
學者陸曦說，選擇「間隔年」的年輕人一般有著非常明確的打算，最常見的是在職場間隙出去修讀碩士學歷，或是參加其他的職業培訓，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選擇出門旅遊，也是在對未來的職業生涯有著非常強烈的預期和信心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
而中國的「全職兒女」大部分是被迫待在家裏，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在家裏待著也不能積累社會實踐。而隨著就業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考公、考研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即便考上了，也將面臨未來失業市場更大的擠壓，未必能夠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據報道，今年中國將有創紀錄的1158萬學生從高等院校畢業，與去年相比增加了7.6%。與此同時，研究生畢業人數也在增長。2020年，教育部宣佈增加近19萬個研究生招生名額，擴張速度遠高於之前的比例。而這批學生也將在今年畢業進入就業市場。
陸曦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做全職兒女其實是「自我價值沒有辦法得到社會肯定和接納時的一種自我麻醉」。
同時，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引用「全職兒女」這樣的新名詞，或者鼓勵網絡上討論「全職兒女」的現象，主要是為了避免使用「高失業率」這樣的字眼，以此來減低社會矛盾，他說。
但歸根到底，「全職兒女的本質就是失業，」 陸曦直截了當地說。
「考慮到勞動參與率，以及考研、考公的比例，中國的失業率將遠遠超過20%，所以未來中國的全職兒女會越來越多，尤其是在應屆畢業生群體。」
陸曦表示，全職兒女將使父母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尤其是當父母支付一定的報酬給子女時，最終導致整個家庭的消費降級。
對父母來說，這些錢原本可以流動到市場上去購買商品或服務。對於兒女，從父母手中拿錢意味著他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下降，同時由於創造出的新的財富減少，本身的消費也會下降。
「全職兒女越多，社會的消費降級越快，」陸曦說。
從個體角度來說，他建議年輕人可以選擇自我創業，或者把目光轉移到國外市場，比如到經濟比較蓬勃的東南亞國家尋找機會。他同時告誡，這需要靠個人的機遇和性格來完成，並非適合每一個人。
美國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韻將「全職兒女」與「全職母親」做類比。她說，二十多年前，美國社會曾出現一場「全職」潮流——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母親「自主退出」職場，回歸家庭做全職母親。當時女性在「理想員工」與「理想母親」的合力規訓與期待下，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些母親與其說是『自主退出』，不如說是『被擠出』 」。
類似地，在當今中國，「不樂觀的就業形勢，職場對於996『理想僱員』的要求，疫情之後人如何想象未來，想象自己與社會、國家的聯結」，等等一系列社會因素導致一些年輕人不得不去做全職兒女，她說。
就業難
朱莉說， 自己的父母已經退休，每人每月領著幾千元的退休金，對於她來說，做 「全職兒女」只能是權宜之計。
過去半個月，她已向中介公司和招聘單位投出了40多份簡歷，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有兩個收到面試通知。
「我在辭職前就感覺工作不好找，但真正辭職之後，發現工作更不好找了，」朱莉說。
她在國外讀的大學，2017年畢業後回到北京工作。當年中國的GDP全年增速達到了近7%，實現七年來首度回升。她很快找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
但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著力整頓互聯網、遊戲、教培等行業，許多公司在衝擊下爆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加上疫情期間嚴格封控，商業活動停滯，中國經濟大幅放緩。在這種情況下，就業市場競爭加劇，出現學歷貶值、工作起薪低、加班盛行等問題，令許多年輕人難以就業。
朱莉說，自己驚訝地發現，身邊越來越多新來的同事要麼是從中國重點大學畢業，要麼是海外名校留學回來。她說，遊戲策劃本身並不需要太高的學歷，而這些高材生之所以進來競爭，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們在更好的崗位上找不到工作，人才向下屈就，擠佔了像她這樣非名校畢業生的就業空間。
她最近剛收到的兩個面試，最終也是敗給了名校畢業的學生。她後悔了當初急於回國就業的決定，「後悔沒有在國外繼續讀個研究生。」
重振旗鼓?
有人說，雖然全職兒女們的生活很愜意，但「躺平」只是表象，焦慮才是他們的常態。
「沒有（焦慮）是不可能的，」雲南的陳都都說。她的心裏有兩個聲音在對壘：「一個是很任性的我，覺得難得有這種時間，還沒有想好以後的規劃，那就要享受當下；另一個我在提醒，給你三、四個月時間，你要開始想下一步怎麼辦，不能再那樣下去。」
父母雖然嘴上沒說，但他們心裏也有憂慮。爸媽偶爾會問她，接下來怎麼打算。
「這樣一問其實就能聽出來了，他們有點擔心，」陳都都說，「我也不知道以後的規劃，但我又不能跟他們說不知道，我就會說先休息一段時間再說。」
回顧過去幾個月裏做全職女兒的經歷，陳都都感慨道：「父母都是很努力很勤奮的人，現在回想起來，我確實覺得挺不好意思的。我每天在家睡到10點，而他們七八點就起牀去上班了，50多歲了還那麼努力，但我卻在家躺平。」
「我覺得如果長期下去，我確實是會啃老，」她說。
她的心態已經發生轉變，從當初職場受挫後「想要躺平」，過渡到了「該卷就得卷」。 她目前已經有了新的目標。逼自己一把，索性把行程定了，結束了安逸的全職女兒的生活。她已離開房地產行業，回到大城市開始創業。
北京的朱莉說，她會盡量控制一下焦慮的情緒，「畢竟當初辭職是為了保持精神健康，如果因為找不到工作繼續焦慮的話，那相當於白辭了。」
為了避免「啃老」，朱莉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界限，「吃喝住行以外的消費，不能用父母的錢。」
她把自己的舊書和年少時攢起來的明星定制產品賣了，攢一些零花錢。她還把以前工作的積蓄做成理財產品，「行情好的話，一天能掙個50到100塊錢。」
除了開源，她還努力節流。以往「618」打折期間她會囤不少東西，現在什麼也不買了。在北京這樣高消費的地方，她盡量把支出控制在每月1000塊錢。
找了快一個月工作，面試依然寥寥無幾，朱莉決定轉行。借助做全職兒女給她的生活便利——不需要支付房租，時間也相對寬鬆——她開始寫網文為生，給自己定下了一天5000字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