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你所不知道的孫中山

旺報【文╱何虎生】 「我在南洋，托命於這種旗幟的人有幾萬個，要不用它就先開除我吧！」 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頒布歧視中國留學生的《關於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引起反對取締規則的憤怒與抗議，風波結束後，孫中山和黃興相繼回到日本，1907年2月底3月初，孫中山與黃興在使用未來國旗樣式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孫中山主張使用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使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權之意。孫中山認為井字旗既不美觀，又有復古思想的嫌疑；黃興則認為「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 堅持青天白日國旗 雙方看法大相逕庭，以致發生爭吵，孫中山生氣地說：「我在南洋，托命於這種旗幟的人有幾萬個，要不用它就先開除我吧！」據說當時同盟會員大多傾向孫中山的主張，黃興則因此非常生氣，曾揚言要退會斷絕關係。同盟會兩位領導人幾乎鬧到要翻臉的程度。後來黃興以豁達大度的態度主動同意了孫中山的意見，事情始告平復。 使用什麼樣的旗式，集中寄寓著黨的理想和目標。就此而言，孫、黃各有選擇，應該說都是對黨負責的積極態度。即使因意見不同而發生爭論乃至爭吵，也無須大驚小怪。當事人之一的黃興，雖在氣頭上有退會之說，但不久即表示「為黨之大局，已勉強從先生意耳」。後來，再也不提此事，與孫中山合作得一如既往。孫中山也不因旗幟之事心存芥蒂，仍把領導反清起義的全權托之於黃興。但是，懷有異志的章太炎、宋教仁卻對此借題發揮。 章太炎曾在敘述爭執之後接著評道：「是時日本人入同盟者8人，自相克伐。漢人亦漸有同異。」把同盟會內部存在的意見和認識上的分歧與國旗事件扯在一起。 宋教仁憑此猜測黃興自與孫中山合作以來，心中有一種「惡感情」，爭旗幟是借題發揮。他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兩者間的感情從此「萬難調和」，他的這個結論被以後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但他當時對黃興聲言欲退會和不快，採取「不勸之」、「亦聽之」的態度，無論從朋友之義，還是從黨的利益角度說，都是不應該的；而在看到了會員認識不一、不能同心一德的現狀就準備「早自為計」，表明他早有獨立行事的意向，對本部並不積極的態度和他後來到東北運動「馬賊」、搞同盟會中部總會等行動也證實了這一點。 但是，他說到的有關孫中山個性的那些話，反映出孫中山在處理問題時有著剛烈性格的一面。本來，作為一個革命領袖在面對重大問題決策時，自不應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但在當時個性過度張揚、個人英雄主義盛行的時代，在那些個個以英雄自居，不甘屈於人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來，反而變成了不可容忍的缺點。所以，國旗問題的爭論，主要不是孫中山、黃興之間的感情危機，倒是反映了同盟會中的一些重要骨幹對總部領導的不滿情緒。 6月，潮惠起義失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後，章太炎夥同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白逾桓等，以孫中山「自己挪用了8千元」為詞，藉機重提經費問題，對孫中山進行人格方面的攻擊，甚至揚言要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擔任。他們對當時以庶務代行總理職權的劉揆一進行催逼，要他召集大會，但劉揆一堅決不同意、力排眾議，張繼竟然發展到揪打劉揆一。經劉辯說，才「猛然省悟，大聲認錯」。 為了平息風波，劉揆一致函香港請同志轉告黃興，又作書致馮自由、胡漢民，請勸孫中山向東京本部引咎認錯。但是，孫中山在這件事上耍了小脾氣，他覆函表示：「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絕無引咎之理可言。」黃興回信指出：「革命為黨眾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於不義。」這場歷時數月之久的風波，終於在黃興坦誠維護孫中山的光明磊落態度感染下，暫時得到了平息。 組織渙散缺乏權威 由上可見，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自1907年上半年起就已經開始表面化。在矛盾發生和積聚的過程中，同盟會東京本部既不能進行有效的化解，而一般的黨人又各自從自身的認識、需要去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觀念，因而思想上的獨立情緒和行動上的分離傾向，也就難以避免。 加之同盟會組織渙散，會員除填表宣誓外沒有任何紀律約束，也缺乏經常性的組織活動；本部主要領導人孫中山、黃興又經常脫離崗位，熱衷於在國內組織籌畫反清起義，領導會務的工作一再指定他人代理，基本上放棄了組織建設工作；而被指定的代理人，又不具有足夠的威望，結果使本部成了一個缺乏權威性的事務機構，使政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紀律上、行動上無法保持堅強統一，所有的這些，都給有離心傾向的人以有機可乘的條件。 所以自1907年下半年起，同盟會的內部矛盾隨著邊疆起義的接連失敗而日趨發展，在黨內彌漫著悲觀失望的情緒下，終於出現了一連串違反同盟會章程的非組織活動。（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