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的亞洲與日本（2） 探討「普世性」社會科學的政治性：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

此訪談企劃邀請了亞洲政經學會的歷任理事長，回顧日本對亞洲的認識及其與亞洲關係的演變。在第二次訪談中，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分享了天皇訪問中國時的片段，並探討了隱藏在社會科學背後的「情感」等問題。（訪談者：川島真，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

作為中國負面教材的蘇聯

川島真  山田教授您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的時期正值冷戰剛結束之際，當時您是如何看待世界局勢以及中國的呢？

山田辰雄  冷戰結束時，因個人因素，1990年11月我剛好人在東柏林，親眼見證了當時人們拆毀著「柏林圍牆」。冷戰結束後，作為中國研究者，我想談談中國。經歷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逐漸復甦，準備走向國際社會。

雖然亞洲也逐漸發生變化，但與歐洲不同的是，冷戰結束並沒有立即引發亞洲的劇變。相反地，我認為中國將蘇聯的崩解視為負面教材，這也促使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不過，冷戰的結束讓與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往來變得更加容易。在那之前，我已經多次前往蘇聯，並且與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有深厚的關係，因此也多次前往那裡參加會議或演講。隨著冷戰逐漸緩和，我們變得更容易造訪社會主義國家。

山田辰雄，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

天皇訪中與共產黨政權

川島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各種制裁。從當時外交部長錢其琛的回憶錄(*1)等資料來看，可以理解為中國也有意圖利用天皇訪中來突破圍繞其周邊的制裁。

山田  天皇陛下（現任上皇陛下）是在1992年訪問中國，但在此之前，他希望更了解中國的情況，於是邀請了幾位文化人和學者。我當時恰巧是亞洲政經學會的理事長，便以學會代表的身份前往皇居，與天皇、皇后兩陛下進行了交流。

當時我只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辛亥革命，並指出從日中合作的角度來看，這場革命對於塑造新中國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後來還有幾次與天皇陛下見面的機會，據我所知，1992年訪中時，中方是由楊尚昆負責接待，天皇陛下對那次訪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僅覺得愉快，同時也認為中國確實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方的接待禮節非常周到。

天皇陛下在上海受到了熱烈款待，並且走過群眾之間。那正是當時的時代氛圍。的確，冷戰的結束是一個巨大的變動，但在我看來，世界和日本的變化並沒有為日本的學術界帶來負面影響。

亞洲研究與社會科學：政治運用「普世」價值的方式

川島  山田教授，您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政治史，能否請您談談對當前日本的亞洲觀與中國觀的看法？

山田  在廣義的社會科學中，亞洲研究的定位是一個重要問題，涉及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我長期以來關注的課題。簡單來說，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逐漸發展成現代社會，並催生了社會科學理論，這些理論逐漸擴展為日本及世界各地的普世理論。

那麼，現代社會的情況如何呢？我認為，當今社會正處於一種因主張普世價值而反而導致社會分裂的狀態。也就是說，一方面有人權和民主主義的訴求，另一方面則存在著權威主義。這些原本是學術領域的概念，如今卻在現代社會被政治化，導致世界的分裂。

意思是說，近代西歐社會蓬勃發展，原本源自西歐的社會科學應該是專屬於西歐的，但人權、民主主義等概念卻被普世化，甚至傳到了亞洲。然而，20世紀後期，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也逐漸發展，這引發了如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相對化並納入這些發展的新課題。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亞洲發展，不僅限於亞洲本身，而是如何將其融入社會科學的普世原則，這將與新社會科學的進化密切相關。

我認為，亞洲研究實際上是提升以往的社會科學的其中一種基礎研究。這代表著亞洲研究不僅止於將源自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應用於亞洲，而是應該透過亞洲的現狀發展與以往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加乘效果，走上新社會科學的發展之路。因此，亞洲研究並非隸屬於社會科學之下，而是促進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資源。

當前的問題是，這些被認為是普遍性的概念正被政治利用，導致世界分裂。我並不是說獨裁體制是好的，而是我觀察到社會科學產生的普世理論和概念正被政治化的現象。

(*1) ^ 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日譯版為《銭其琛回顧録：中国外交20年の証言》（錢其琛著，濱本良一譯，東洋書院，2006年）。

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

川島  歐美的亞洲研究是否有契機注意到這些課題？

山田  越戰某種程度上對以美國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質疑，因此我開始關注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具體來說，我對馬克斯·韋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2)的著作產生了興趣。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理論背後可能存在著一種情感、價值觀，或者稱之為問題意識。馬克斯·韋伯的情感體現在他如何證明並正當化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他用基督新教來解釋這一過程。實際上，我認為在討論韋伯時，除了基督新教外，還必須同時考量他對儒教和道教的評價。可以看出，韋伯的情感驅使他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在此過程中將儒教與道教定位於近代化的次要地位。

這樣真的可以嗎？在19世紀或許沒問題，但進入20世紀後，中國，甚至整個亞洲都逐漸發展起來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何亞洲能夠發展？以及，亞洲自我發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對余英時的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產生了興趣。余英時明顯受到了韋伯的影響，他深入分析了自明清時期的16世紀，甚至更早以來，中國倫理、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逐漸世俗化的過程。這種世俗化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新興商人階層意識形態的基礎。余英時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試圖發掘中國自我發展的根源。閱讀他的著作後，我深受啟發。

社會科學的發展背後也包含了歷史學，正是這種情感的驅動，才催生了理論架構。如果忽視這一層面，作為社會科學一部分的亞洲研究將變得淺薄，甚至無法成立。我們必須探究當前亞洲研究的動機或情感究竟是什麼。

山田辰雄（左）與訪談者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川島真

(*2) ^ 余英時（1930-2021），出生於天津的中國史及思想史研究學者。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等職，引領全球的中國史研究。其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被翻譯成日文出版（余英時著，森紀子譯《中国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平凡社，1991年）。

西方民主主義的根源／中國權威主義政治的根源

川島  如今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看待這樣的中國似乎已成為當前亞洲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您怎麼看呢？

山田  「如何面對中國這樣的課題」在政治層面上確實具有意義，但在學術上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最近的亞洲研究傾向於先把問題焦點鎖定在崛起中的中國。當代的亞洲研究應該從這類政治分歧中獲得更多自由。畢竟學術並非政治，應該擁有更多的自由度。

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客觀地分析這兩方分裂的社會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探究西歐民主主義的根源，同時也要思考，為何在中國或其他地區會產生威權主義的政治或體制。透過跳脫共同價值觀的束縛，客觀地分析這些現象的成因，我們或許才能在社會層面展開對話。接下來，我們應該從中發掘並建構出社會科學或普世價值。

在我看來，現在的亞洲研究過於泛政治化。我理解它無法完全與政治問題脫鉤，但我認為學術應該在不同層面上，對人類社會的自我發展做出更多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學者應該更加嚴謹、自律一些。

此訪談於2022年9月26日在東京虎之門的nippon.com進行。完整的訪談記錄刊登於《亞洲研究》（69卷3號，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