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香港直擊】「暴徒」是怎樣煉成的

從天黑到黎明，6月12日這天，香港立法會外徹夜不眠。

去年2月，港人陳同佳在台灣犯下殺女友案，為處理後續引渡受審問題，香港政府在3個月內強推「逃犯條例」，引發港人嚴重不滿，中港矛盾為近年最劇。6月9日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6月12日升級為三罷、包圍立法會行動，警察在媒體眾目睽睽下強力鎮壓，直指手無寸鐵的群眾是「暴徒」。

有百萬民意加持的和平佔領行動被誣指為「暴動」。暴徒是怎樣煉成的？真實面目是什麼？我們走訪參與罷市店家、自發組織的青年，試圖看清他們的臉孔。

6月11日傍晚接近6點，油麻地新填地街泗祥號的老闆何國標準備拉下鐵門，參與明天的罷市行動。57歲的何國標灰髮平頭，帶著粗黑框眼鏡，他是香港碩果僅存的老店鋪木工師傅，泗祥號百年前就掛牌開店，那時對街是海，旁邊有碼頭與水果批發市場，店鋪專營船舶木製滑輪。身為長子，何國標接下父業，他老實地說：「子行父業是應該的。」從爺爺傳到他這一代，如今木船被大型貨櫃取代後就衰退，店鋪改做冷氣水管木圈、木製電錶板、拍賣槌，三代以來整個行業脫胎換骨，他清瘦的身體還屹立著，與86歲爸爸何廣雄都很支持這次的反對逃犯條例，之前也上街遊行。

為什麼參加罷市？「Close囉！一天損失的營業額很難說，還好店面是自己的，不用交租。」他感嘆香港從董建華任特首後，政治氣候愈來愈收窄，「以前傳媒、作家有言論自由，現在好像不太敢，條例通過後很多人就掰掰囉。」他做出揮手的動作。他的好朋友是作家劉銳紹，早期在《文匯報》當記者，六四後開始批評共產黨，前陣子送何國標一本自己寫的新書《炸醒我的六四—背後和感悟》，感覺更像是在訣別：「我問他怕不怕被抓？他說以後不會再去大陸了。」

木工師傅不只磨練技藝，也喜歡研究歷史。他對過往現今感受的差異裡，港督彭定康會跑到街上跟一般店家聊天，而現在特首林鄭月娥如果要進社區，周圍有很多維安人員保護，過去也發生過老人家把手收回來，不願意跟特首握手的事件。我問他，如果林鄭月娥來，會想跟她說什麼？「我會直接請她撤回逃犯條例。有人會說不要搞事，但政治是影響每一個人的，為什麼不能多做一點事？」何國標的3個兒女，有人移民去加拿大，沒人願意繼承這間木頭材料行了。他跟老父親撐著老店，做一天是一天，只是這天晚上，他們選擇響應罷工罷市罷課行動。

零時絕食

12日凌晨零點，立法會附近的主要道路、天橋皆被前來「散步」的人群佔滿，警察排排站在三排柵欄之外與人群對峙，空氣中有鹹濕汗水與燥熱體味，警民間稍有越線便會爆發口角。沿著添美道的中信橋上一角落，教育大學社會系講師黎明串連一群藝文界人士，包括教授何式凝、記者陳曉蕾、社區工作者莫昭如、大陸獨立電影導演應亮等人亮出「絕食明志」「反對逃犯條例」布條，展開行動，當中年紀最大的70歲，最小的是22歲的大學生。

34歲的黎明很年輕就拿到博士，在港任教，一片保守的學校氛圍中，聘任合約一年一簽，稍有言行不慎就可能不被續聘。她日前跳出來組織陸配新移民參加609遊行，現在又參加絕食，可謂相當勇敢。不擔心自己被DQ（disqualified）嗎？她苦笑說：「當然會擔心，如果真的被DQ那也沒辦法了，幸好下一年的合約剛簽，過了下一年再說吧。」明知會付出代價，但總要有人做，她是抱著這樣的心情。

她出生於上海，父親是忠貞共產黨員，母親是教師，大學畢業前都在上海，2008年到香港，在中文大學讀社會學碩博士。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黎明在媒體上寫文章，引起大陸國安單位注意，找她的父親喝茶，指黎明是背後寫手，還把臉書帳號開給父親看，「我爸不太相信我，信國安多一點。我很驚訝，因為我只是寫了我在旺角佔領區如何實踐民主的觀察和評論，根本沒有造成大量轉發、影響。」所有內地來港讀書學生必須先去中聯辦登記資料，社交媒體、公開動向也會被關注。她說來港11年，親眼見識到自由如何被蠶食，「比如六四集會時喊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大家本來習以為常，但去年開始有建制派議員說這有港獨傾向，只要立場和中央不一致，就會被認為是港獨、顛覆政權、破壞一國兩制。」

2016年，6名民主派及本土派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姚松炎、梁頌恆、游蕙禎）因宣誓事件被剝奪議員資格（DQ），埋下了港人深深的憤怒不滿。黎明說：「選舉主任的權力變得非常大，他本來只管行政流程，現在好像有了新的功能，從社交媒體、公開發言看你是不是愛國愛黨。他們已經選上了，還要挑剔宣示態度不夠忠誠，釋放的訊息就是參與立法會有很高的標準，只要不符合就沒有資格參與政治，他們自己說了算。」被DQ的議員劉小麗也在群眾中，她沒有加入任何組織行動，衣裝輕便肩揹布包，表情凝重地看著這一切。

恐懼陰影

絕食行列中，有2012年因拍攝關於楊佳襲擊警察案的電影《我還有話要說》、在大陸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流亡來港的導演應亮。若逃犯條例通過，將直接衝擊他在香港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的一家四口。應亮的小兒子今年剛出生，他也剛找到教職教授電影，對於我的擔心，他表情平和：「其實過去幾年也一直是這樣的狀態，沒辦法計畫太多，走一步算一步。」

此刻的香港，人人時刻處於恐懼陰影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安上罪名、遣送。黎明說：「去年有個女生只是在網路上寫了BL的小說（註：網絡耽美作者的案件「天一案」），就被判了11年，所以逃犯條例修改到不少於7年，根本就不是很高的門檻，很輕鬆就可以跨過。烏坎村事件裡，被民選出來的村長在電視上公開認罪說自己收受賄絡、經濟犯罪；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桂民海是瑞典公民，也不得不認罪在內地車禍致死潛逃。如果真的要抓你，什麼罪名都可以，只要從過去的人生軌跡中拿些素材拼湊一下。逃犯條例一過，香港社會的人權、法治、自由等於是被扼殺了。在這個關頭，需要暫停某些日常生活的習慣，像吃飯、工作…，畢竟自由流失了就再也要不回來。」

從絕食與佔領行動開始，附近天橋上有大批年輕人手持白色花朵，自發地唱起教堂詩歌「Say Hallelujah to the Lord」，目的是為了緩和現場衝突的氣氛，為和平祈禱。詩歌唱了一整夜沒有間斷，幾度警察出現、換班、上下車，有點故意挑釁群眾的意味，可以從歌聲大小或節奏快慢判斷衝突情勢，整夜大致和平，但隨著黎明到來，人如沛然潮水愈聚愈多。

自發組織

天亮之後，是完全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們，沒有領袖與舞台，他們身穿簡單的黑白T恤、長褲，揹著背包，像一團螞蟻，碎片化的個人在短時間內發展出和諧同一的意志。地鐵口有人不斷發放口罩，當某個角落傳出需要安全帽，他們就雙手碰頭，比出帽子的動作，聲音一直傳遞下去，再把所需物資以接力方式送回；需要剪刀，伸出兩指輕輕互碰；需要長傘，兩手握拳在空中橫出一槓。當有物資通過，群眾自動讓路，鼓掌歡呼讓物資通行。也沒有鴿派鷹派的衝突，幾年下來雨傘運動的「首謀」個個被羅織入獄。大家都知道，儘管主張路線不同、陰謀論不斷，也不要互相指責切割，因為再不團結，香港真的就不行了。

人群中瀰漫著一種詭異的冷靜與戒備。100萬人的民意撼動不了政府，大家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有的青年用保鮮膜包覆露出的上臂（為了防止辣椒水），戴棉布手套、護目鏡、安全帽、口罩。那已經是青年們所能做的最完整的裝備。11點預計開會的時間一到，所有人一同打開雨傘，高喊「撤回！撤回！」短促的廣東話音鏗鏘。

我在天橋上找到正在寫標語的Jola，她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大三學生，今年才21歲，是香港回歸後的新一代，出生後歷史課本上已沒有敏感事件。她告訴我，這天凌晨，她跟朋友走從中環遮打花園往愛丁堡廣場前進，看到好多警察，2個女生被攔下，檢查身分證、背包、口袋。前一晚，在金鐘地鐵站出口，也出現不少年輕人被強制搜查。

我好奇她這幾年所感受到的香港變化是什麼？她說：「我不想有刻板印象，但比如說網路上大陸網民跟香港網民激烈吵架，那不是中國市民的錯，而是政權教育的問題。」她寫的口號是「色即是空」，為什麼寫這個？「如果能抽離地看，這都是政治權力的遊戲，大家argue的都是空的概念。香港政府如果不攻擊，市民也不需要反擊，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暴力攻擊

事情在下一秒發生。下午3點半左右，立法會大樓傳出第一聲槍響，空氣中開始瀰漫嗆鼻的催淚瓦斯氣味。我跟Jola的談話被迫中斷，她迅速站起，舉起抗議的空拳，喊起口號。同伴從包中拿出一對鈸，走進人群中開始敲鈸帶口號「加油！」「撤回！」「能做什麼就做什麼吧！」Jola對我說，也像是對自己喊話，之後像粒沫子融入人群中。

密集的武力清場上演了，警棍、催淚瓦斯、辣椒水、布袋彈、橡膠子彈齊上，警方根本不分示威者、記者、路人，一概強行驅離，好多地方都出現被警棍瘋狂追打、被射擊流血的血腥畫面。果然，警方後來坦承動用了約150枚催淚彈、20枚布袋彈，還有塑膠子彈，導致79人受傷，其中2人重傷。

到了傍晚，人潮被分別往中環、灣仔不同方向沖散，聽到警察及全身黑衣的速龍特警隊瘋狂敲打盾牌奔來，往天橋，往巷子，人們害怕地四處逃竄，立刻有人試圖維持秩序：「不要怕！慢慢退！」警察一發射催淚彈，前線便有人衝上前去用水澆熄，或用僅戴著手套的手撿拾催淚彈碎片往警察方向回丟。等警察離去，青年們又不斷回來，繼續築起路障回防；躲進中信百貨商場避難的人，等警察離去又出來。這是一場發生在最資本主義的昂貴商業區的街頭游擊巷戰，一邊是全副武裝的武警，一邊是手無寸鐵的市民。晚上9點多，已經撤退至軒尼詩道、皇后大道東附近，警察愈發瘋狂地敲打盾牌，一湧而上，竟然就在我眼前，無任何警告、無人挑釁的情況下，就朝著數十零散民眾發射催淚彈。警民對峙相距數公尺的縫隙中，一位社工拉著音箱與麥克風，不斷對警察喊話：「保持冷靜！警察應該是保護人民，我身上什麼都沒有，真的不知道你們要對我怎樣？」她用身體橫亙在武裝警察面前，簡直是六四坦克人翻版。

傳遞真相

數公尺之外，坐著電動輪椅的劉小明看著前方的衝突。他30歲，15歲時因在海邊發生意外，頸椎受傷，造成胸部以下癱瘓。他騎著電動輪椅，戴著護目鏡和口罩：「就算我無法站在最前線，但我應該在後面支援他們。人家說退的時候，我盡量留在原地，因為前線的人那麼辛苦，都被打，我已經離那麼遠，我應該盡我身為香港人的一份力，跟他們同在。」

劉小明向公司請假，自發性加入罷工集會，他的經歷跟許許多多的香港人感受很類似：「我大學念理工大學政策系，隨著工作、生活之後，慢慢變成冷漠的市民，覺得工作那麼累了，不要來搞我。2014年雨傘運動、2015年普選方案被人大831否決時，我都有參加遊行。但之後，整個社會的公民參與變少，因為雨傘運動年輕人上街90天都沒什麼成果，之後幾年都是這個情況，有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感覺。但這次事情大條，我覺得政府有點太過分，100萬人上街，他不理，為什麼那麼急要通過法案，社會上有那麼大的反對聲音，為什麼不停下來談一談？台灣也說了即使逃犯條例通過，也不會引渡犯人，我看不到任何必要性。有需要丟催淚彈嗎？我覺得政府瘋了。」

他最後說：「香港政府現在是服務香港人民，還是服務北京政府？香港保證50年不變，還有30年，但現在一切來得太急太快。」

漫長的一天到了夜裡。夜晚，數個教會社服團體，如英國領事館、小童群益會、社會服務聯會…都開放空間，提供急救、清洗眼睛、食物、充電與網路，身心受傷者在這裡得到休息和安慰。天父慈悲！彷彿是《鐘樓怪人》裡，被指控有罪的艾絲美拉達躲進巴黎聖母院尋求庇護。在聖母聖衣堂的晚禱中，神父帶著大家禱告，並鼓勵大家。我聽不懂廣東話，透過友人翻譯，我才知道那大意是：「儘管政府將此次運動定性為暴亂，但我們要把見到的真相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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