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文／劉羿宏（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美國研究所博士生）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택시운전사）8月2日在韓國上映，上映當天即刻打破韓國影史最高首映觀影人數紀錄，截至八月底，觀影人數已突破1,140萬，躋身韓國最賣座電影前十位。這部電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民主化運動事件為背景，敘述一位平凡的計程車司機如何被捲入其中，從一個只為了女兒奮力賺錢的單親爸爸轉變成民主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影片試圖闡明歷史，但仍是「改編」：「計程車司機」的兒子於近日曝光吐露「真相」，說明父親已於1984年過世，而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也並非如影片中所呈現的，憑藉著身為記者的滿腔正義單槍匹馬闖入光州......。只是，透過電影的流暢敘事框架與濃厚的情感堆疊，「光州事件」怎麼發生的、計程車司機的真實名字究竟為何、載著外國記者的計程車如何自光州返回首爾等等，似乎已不那麼重要。
無名小人物
誠然，任何文化再現必有其侷限，但在好萊塢電影強勢當道的台灣（以及全球）電影市場中，《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所帶來的效應與感動值得一談。最令人動容的，無非是主角如何從「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體悟到「我不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當鏡頭屢屢透過計程車司機的第一人稱視角觀看光州事件，電影不只讓觀眾透過此「小人物」的眼睛了解歷史，同時也邀請觀眾認同計程車司機的觀點，就好像我們也坐在那輛計程車裡頭，參與了這個民主化運動。藉此，電影傳達出的訊息是，在這個事件中，人人都會被捲進去。透過計程車司機，觀眾也被捲入其中，跟著計程車司機——一個原本與光州無關的無名小人物——面臨隨之而來的交戰與掙扎。要回首爾嗎？要留在光州嗎？不同於好萊塢劇情片常見的「與自己對話」尋求解答，或美漫英雄片中以戲謔方式化解危機，計程車司機的個人掙扎是緊扣著社會變動的，他獲致解答的方法不是因為跟女兒說上話，而更是他被捲入其中，必須與韓國社會變動近距離斡旋的結果。
電影中的另個重要視角當然是德國記者辛茲彼得。往往不被質疑的「境外（白人）記者」的特權與正當性，在《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有些許的轉折。電影確實凸顯了境外記者的重要性，但所呈現出的辛茲彼得並非一個無往不利記者，同時也點出了境外記者的「傳教士」性質：哪裡危險就往哪裡去，尤其是亟欲揭發威權統治的不自由。但同時，電影也在在表明，少了韓國的無名小人物，境外記者絕對無法達成任務。當觀眾跟著計程車司機離開光州而又重新返回動亂之地，我們（同計程車司機）所見的是一個頹喪、不知所措，連攝影機也拿不起的境外記者。相比之下，計程車司機的胸無大志、想多賺點錢顯得更為真實，我們能理解他每一次的「迴轉」，而這樣的真實與理解，讓計程車司機那稍微遲到的政治啟蒙與轉向，更能引發觀眾共鳴。透過計程車司機與德國記者的對照，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指出境外正義之士（傳教士或記者皆然）的天真與無能：「沒有當地的小人物，外國人哪都去不成。」如此一來，《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雖肯定境外記者的貢獻，但那貢獻畢竟只是功能性的；電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光州民主化運動從頭到尾都是「韓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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