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陷入克里米亞難題？

中國大陸是美國總統拜登8天歐洲之行的「不在場的在場」者。北京沒有出席任何一場會議，但每場會議都無一例外地圍繞中國議題展開。

《新大西洋憲章》是英美穿新鞋走老路，以意識形態價值觀做為畫分敵我的歐洲之行開場。拜登隨即在布魯塞爾向歐盟、北約及七大工業國集團（G7）吹響了集結號，一場「美國聯盟vs.中國大陸」 的「合縱戰略」正式形成。最後美俄領導人在日內瓦的戰略對話，也是美國希望俄羅斯少挺北京，以方便美國全力遏制北京的戰略企圖。

在美國的要求下，北約第一次把矛頭對準了北京。在北約的《布魯塞爾峰會公報》中，中國大陸被定位為「系統性威脅」。

冷戰後，北約只有1990年代在鄰近的南斯拉夫內戰、科索沃獨立中表現突出。後來在阿富汗、利比亞、伊拉克等中東衝突地區，北約也只不過是扮演諮詢或協同美軍的角色而已。更使北約挫折的是，2014年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也只能動口而不敢回手。這樣的北約真的能遏制遠在亞洲，且日益強大的北京嗎？

北約配合美國演出的真正收穫，應是拜登應允不再從德國移出駐軍，不再要求北約國家提高分攤軍費，並主動願意提高共同預算的聯合資源。

G7表示要打造一個「重建美好世界」，但在德法等國的要求下，在聲明中也沒有明說這是對付北京「一帶一路」的方案。這個全球基建方案牽涉的是天文數字，財源如何籌措，哪些開發中國家應優先？歐洲傾向非洲優先，美國希望拉美與亞太優先，日本則希望印太優先。看來要落實這個方案，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美俄領導人的戰略對話，是否能符合美國抗中之意暫且不談，但是處於戰略前沿的烏克蘭應該已開始哭泣。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無情，小國隨時有可能被出賣。

這次最故意給北京難堪的是，在G7與美國、歐盟的對話中，表達出西方國家對新疆與西藏人權、香港的自治與民主、台海和平、東海與南海應受國際海洋法規範的關切，歐盟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和平、安全的世界」。

抗中立場鮮明的蔡英文政府自然是期待以美國為首的反中大聯盟成型，對西方國家公開聲明支持台海和平，也給予鼓掌歡迎。但從國際戰略的大格局來看，西方以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來圍堵中國大陸時，對處於戰略前沿的台灣，是好事嗎？

俄羅斯當年不惜進兵拿下克里米亞，為的就是不容許北約與歐盟進逼俄羅斯；中國歷史上，秦國以函谷關做為對抗六強合縱的最後防線與東出爭霸的前進基地。對於北京而言，新疆西藏的人權批評不足畏，香港早已不是問題，在南海與東海的衝突也不會傷筋動骨，只有台灣，會是北京絕對不可能退或讓的函谷關，也是在必要時用以立威的克里米亞。

西方遏制中國的聯盟愈趨形成，台灣的危機反而愈大，被出賣的可能性也愈高，這是弱勢依附強權的風險，台灣正陷入「克里米亞難題」的困境中。（作者為孫文學校總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