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學將英文畢業門檻外包,等於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判斷學生實力



文:丁大為(SK2 TOEFL共同創辦人、托福口說顧問)

筆者近年出席各種場合,旁人總說:他是托福名師。雖然我自覺和名師沾不上邊,但也認了這個「師」,希望必要的時候能以身作則。這一年來,「廢除大學英文畢業門檻」的學生運動風生水起,我感覺必要的時候到了,該來說點話。筆者做補教業,寫這篇文章可能不太政治正確,也可能會受人非議,但我也做過學生,受過這件事的苦。儘管換了位子但沒換腦袋,要來說一下我的經歷和看法。

我還在台大的時候——距今六年前——學校就有英文畢業門檻,要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考到托福/雅思/其他英語檢定特定的分數。多益成績還沒有列入參考。如果不想考檢定,上完「進階英語」課程,也可以畢業。

我是外文系的,身邊的同學和我大多有類似的想法——不想上「進階英語」,只好去考檢定。當時,我們已經有「大一英文」、「聽力訓練」、「口語訓練」必須要上,這些都是和外文系內的同學一起上的,還可以忍受,如果還要上「進階英語」,感覺就和高中差不多了。十八歲的我們想法很簡單:我們上大學,不是來唸英文的。我們進外文系,想要的是用英文去唸文學、念戲劇。

筆者在高中,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只是「進階英語」換成了普通的英文課。十六歲時,我覺得高中的英文課太多,上課又實在沒意思,就去研究如何可以免修英文。當年高中的規定是這樣的:校方沒有自行舉辦免修考試,但如果托福考超過一定的分數,就可以申請免修。我當時實在受不了英文課,就去考了托福,申請了英文免修。從此,筆者每一學期的英文成績,都是全校第一名的分數再加一分,並且每週數次的英文課可以在外隨意蹓躂,也不用參與任何考試。

有一次,英文科期中考前,筆者又收拾東西哼著小調準備離去,一位同班同學看不過去,嚷嚷道:「你留下來考考看啊!」我想反正左右無事,就留下來考試。後來成績出來,我只勉強擠進了班上前十名,還略遜那同學一籌。大家便七嘴八舌道:「你憑什麼免修?」筆者也不知如何回答,只覺得:可能學校認為托福的成績,比自己老師出的考試更有評鑑力吧。

在我看來,一個高中,一間大學,想要要求自己的學生有良好的英文程度,不是壞事。其方法有二:一種是於入學考試時,就設計難題,只接受通過的學生。當年,台大外文系申請入學就是這樣搞的,筆者記得聽力一科,滿分一百,成績超過六十的屈指可數——筆者只拿了三十多,但總算還是混進去了。另一種是設立畢業門檻,學生需要通過門檻,才能取得畢業證書。為此,假定學生入學時英文程度不好,學校便需要在學生就學期間,想方設法提升學生的英文實力。

台灣的高中、大學,兩種方法都有採用,只是入學時採用統一考試,標準不合各個學校的意,因此紛紛各自推出英文畢業門檻。奇怪的是,學校卻往往將門檻審查交給外部機構執行——這是個問題。在筆者看來,如果一個學校將審查交給外部機構,那等於是承認自己沒有判斷學生實力的能力。

其次,將審查交付外部,一定程度上又免去了大學提供教育的責任。眾所周知,每個英文檢定的取向都不一樣:多益整體偏商用,托福測試的是在大學英語環境中能否進行學術交流,雅思也偏學術一些,全民英檢的取向我就不大曉得。如果大學將審查交付外部,又想開設課程,為學生最終通過這些檢定做準備,那得要開幾個不同的班?筆者的教書生涯不算長,但從沒見過有一種課程,上完之後能隨便你考多益、托福、雅思都能通過——有的話該機構一定有問題。

我在台大的時候,每個人都要上大一英文。該堂課的老師形形色色,教學大綱和內容也是五花八門,但多半和通過各個檢定沒啥關聯。就我的觀察,修完這些課之後,我身邊的同學還是會額外花時間,自行準備英文檢定,或者去補習班上課。現在筆者的學生中,就有不少是為了通過學校英文畢業門檻而來的——順帶一提,這些為了通過門檻而來上課的學生,通常比較不認真,因為他們動力不強;這不怪他們。如此一來,即便一個人通過了英文畢業門檻,拿到了大學的畢業證書,別人因而知道他的英文能力不錯,好像也不能說明這功勞是學校的,因為學校最多起到了「監督」的責任,提供教育和把關都不關大學的事。這功勞多半要算在如筆者的補習班老師、外部負責評比的業者身上。

有些人可能覺得筆者以此謀生,有何資格批評授課、評鑑外包?其實,在筆者看來,動力不強的學生不如不收——他們會給其他學生帶來影響。我教學的前幾年,常常在課後留下來,問同學為什麼要考托福,希望弄清他們的目的,再給他們打打雞血。於是發現,在準備托福的人之中,唸書、準備考試的動力有天壤之別:一般來說,上班族不想繼續過被公司壓榨、昏天黑地的生活,準備起托福,就會很有動力,因為他們想盡快出國,這種學生便不需要雞血。

再來,有好一票對未來有夢想,希望出國唸書或交換的大學生,都還算有動力,不至於上課睡著或打混摸魚。最動力缺缺的,往往是為了通過學校英文畢業門檻而來的人,無論打多少雞血,他們都很容易呈現出一副疲懶狀——當然,這樣的學生我們也收。在我看來,沒有動力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學校的問題。這就像一個家長告訴小孩:除夕夜不發紅包,除非小孩負責做年夜飯,但完全不教他做菜,也不給錢買食材——除夕夜做出來的東西大概難以下嚥。這例子舉得不好,可我也想不出別的。

最後,還有錢的問題,這又分成兩塊:錢從哪裡來,和錢往哪裡去。如果學校發錢給學生,讓大家去考對未來可能有幫助的英文檢定,我想學生也不會這麼不開心。現況是:沒有錢。筆者看過一篇教育部的文稿,名曰「未來四年施政主軸行動方案」,裡面寫道:「 本部與學校亦無相關經費」。教育部不補助,學校不補助,所以學生只好自掏腰包去考試。

錢往哪裡去的問題就複雜得多:多益和托福,台灣區負責的單位都是「忠欣股份有限公司」,是營利單位;全民英檢則是由「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負責。筆者法律界的朋友和我說過,財團法人是非營利組織,收益是不會分配給股東的。然而有些學校此前接受全民英檢做為畢業門檻,卻不接受多益,有些學校則主要接受多益,還會幫大家報名。每年因為學校英文畢業門檻,報名全民英檢、多益的人數,非常可觀,語言中心更一度成為全台灣最賺錢的財團法人。此外,「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的董事長,又由台大校長兼任,令人容易想入非非。實際錢去到了什麼地方,如何運用,我也不敢追問。

有一個語言學習的App,叫做Duolingo,筆者認為很有趣。有趣之處,不單是該App聲稱洞悉了語言學習的根本方法,也用遊戲化的方式幫助學習,而是該App打算「設計自己的英文檢定」。以後,使用Duolingo,通過了Duolingo測試,就可以取得類似托福、雅思一類的證書,表明你優秀的英文能力——看到這裡,你會覺得該App非常的有自信。在我看來,如果學校要設立英文畢業門檻,也該有足夠的自信培養學生的英文實力,使其到達一定的高標準,再自行查核是否通過。如果筆者正好是此類大學的校長,就會要求學生畢業前,都要通過校內自辦的英文檢定,再提供一系列的英文選修課培養學生的實力。檢定不用錢,想考幾次都可以,什麼時候考也都可以,只是畢業前必須通過。通過不了,就得趁著學期中、寒暑假修課培養自己的實力,再去試試。如此,就不用無謂必修什麼「進階英語」,或是讓學生花錢考校外檢定。「自己的標準自己定,自己幫助學生通過」——如果筆者是大學校長,就會有像Duolingo這樣的自信。

日前,台大外文系通過了一項新的規定:畢業前需取得雅思70或托福100分之測驗證明。在筆者看來,這更奇怪了——作為全台知名的語言學習人才搖籃,台大外文系竟然需要倚靠外部單位來做英文能力的評鑑。這讓我不禁想起了孟子罵人;孟子似乎擅長罵人,只是厲害的是哪一句話,我想不起來。

三年前,我注意到這樣一份文件,不禁又令當時的筆者想入非非。如果大學持續採計托福成績做為畢業門檻,又不肯努力培養學生的英文能力,只是在語言中心下面開個補習班,筆者就只好更加努力,把學生都吸過來筆者的機構——畢竟是同行,不用客氣。近年來,台大語言中心的托福課程完全絕跡了,不知是不是筆者的努力所致。如果筆者許願,將托福課程開設在「進階英語」課程的時間,或許台大會直接連「進階英語」都不開了,要讓學生通過畢業門檻,可以考慮直接送學生來我們這兒上課。

當然,台大也可能開始好好檢討,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讓學生更願意去補習班準備檢定,而不是在學校這麼幹。推動「翻轉教室」的Jonathan Bergmann曾經來台訪問,並且宣稱:「唯有翻轉教室,才能消滅補習班。」然而根據筆者的經驗,許多想「翻轉學校」,逼迫學校重新思考的,其實正是補習班。

通篇,筆者提的只是「英文畢業門檻如何設立」。至於更大的問題:大學要不要設立英文畢業門檻,就留給厲害的政治家去回答。之所以是政治家,是因為現在的大學似乎都給教育部管,不再是教育家的天下了。我希望,這些人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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