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國民法官如何面對虐童致死案

去年底發生一歲男童在由兒福聯盟媒合保母照顧，卻遭其凌虐致死案，引發社會公憤，並有人於公民平台提案，此等罪名，必須要有死刑。

因此等行為涉及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之罪，起訴後，將會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則在面對孩童頭部凹陷、下體變形、牙齒脫落等傷勢，於現行法制，有否被以故意殺人論罪之可能？

凌虐未成年罪與傷害罪之差異

依據刑法第286條第1項，對未滿18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可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罪與故意傷害罪不同者，除非屬告訴乃論之罪及法定刑較重外，也屬危險犯而非結果犯；換言之，只要有凌虐之事實，被害人即便未有任何身心受創之證據，犯罪即成立，目的在保護兒少，免受暴力威脅。

2019年刑法修正時，增加凌虐未成年人致死的加重結果犯，且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有效嚇阻虐童情事之發生；又為防止凌虐用語的不明確，更在刑法第10條第7項加以定義，即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對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行為，無論是積極如毆打、抑或是消極如病不就醫，也不論是言論或肢體動作，更不計時間長短或持續與否，皆納入凌虐之範疇，以免保護兒少身心之規範出現破洞。

凌虐致死與故意殺人罪之差別在主觀

此次虐童案之被害人為一歲男童，生理機能本就脆弱，且其受傷部位竟包括最致命的頭部，故於死亡之結果是否僅屬過失，致論以凌虐致死罪而非有故意之殺人罪，就有商榷之餘地。

凌虐致死罪與故意殺人罪於客觀行為與結果，實屬相同，差別僅在於，是凌虐或殺人故意，只是此等心態存在於人的主觀，在現今尚未有探知內在意志的科技下，就只能藉由客觀證據判定，至於有否殺人故意，必須由凶器種類與用法、創傷部分與程度、案發情境、現場及犯後之言行等為綜合考量。

故此次兒童受虐案，若能藉由死因鑑定、目擊證詞或影像、甚或找到擊傷頭部之器物，就可能從凌虐致死罪踏入可判死刑的故意殺人罪之治罪領域，然在過往，類如此次事件之案例，鮮少有被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者，此等司法趨勢，似難以扭轉。

國民法官參與審判會帶來變化嗎？

惟去年1月1日起，因故意犯罪而發生死亡結果者，就要由6位國民法官與3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判，故此虐童案，無論檢察官是以凌虐致死或故意殺人罪起訴，都要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這是否代表此案判決，有可能往故意殺人罪、甚或因此判死？

這裡會出現的問題，首先若檢察官的起訴罪名仍是凌虐致死罪，合議庭若跨出此罪之範疇為判決，恐碰觸不告不理原則之紅線；再來，就算合議庭有權變更起訴罪名，但因依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法律之解釋權乃專屬3位法官，6位國民法官僅能提出疑問，並無決定何等罪名之權限；這也代表，此次保母虐童案未來有很大可能，仍會是在凌虐致死罪的框架下審判，至於國民法官參與，是否會因法感情之注入而走向重判，仍待時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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