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關於精障者不得判死之適用爭議

憲法法庭做出死刑合憲且應限縮適用及遵守程序保障之判決，是否實質廢死仍待觀察，值得關注的，是對於精神障礙犯罪者不得判死之部分，恐將面臨適用爭議。

偵查中辯護權強化

此次憲法法庭判決針對涉及死刑之案件，無論在立法及司法上，皆要求最嚴密的程序保障，就辯護權來說，目前針對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的強制辯護，僅限於第一、二審而不及於偵查中及第三審，大法官認為此部分違憲，並要求立法者於2年內修法。

惟有身心障礙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若受偵訊而無請辯護人者，依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規定，檢警應通知法扶指派律師到場，故無違憲疑義，然而，除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外，檢警如何在第一時間判斷被告有否身心障礙，恐會是一大問題。

責任能力判斷之問題

刑法第19條第2項明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即屬限制責任能力，得減輕其刑；既然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已降低，對其可非難性也應減低，若所犯為故意殺人罪，因非屬犯罪情節重大，就不應處以最嚴厲之死刑，故對此等被告，刑法第19條第2項，未為不得判死之例外規定，就被宣告違憲。

此次憲法法庭更認為，一旦經診斷有精神障礙，即便有訴訟能力，卻因邏輯與理性思考能力降低，致無法有效為自我辯護，如未以心神喪失為停止而仍為審判，亦不能判處死刑；甚至在已判死刑確定，但若未因心神喪失停止執行，卻被診斷出有精神障礙之情況，致無法理解死刑之執行，憲法法庭亦認為不該執行。

此處可能的疑問，在於有否精神障礙及對犯罪行為影響之鑑定，不可能如DNA鑑定般具客觀性，因此不同鑑定者恐有不同結論，且即使證明為精神障礙，但是否因此造成違法辯識或行為控制能力之減弱，因屬法律評價，必然涉有司法者之主觀意志，致使能否判死，處於一種浮動狀態。

刑事司法資源是否足堪負荷

為解決如此疑義，或可藉由今年5月生效的鑑定新制，尤其是被告方可於審判中，自行委請精神鑑定，以免於單一且屬公鑑定的主觀性，加以自去年起，殺人罪之審判須有國民法官參與，亦可降低司法者恣意判斷。

惟無論是精神鑑定或量刑前社會調查，皆須耗費人力與時間，現有的刑事司法資源是否足堪負荷，國民法官能否承受，實皆為問題所在。

死囚未來怎麼救濟

此次憲法判決亦言明，對於提起憲法訴訟的原因案件，檢察總長可依職權或受請求提起非常上訴，則就涉及精神障礙部分，最高法院就得撤銷原判決且發回更審；然而，現有死刑犯人身自由受限皆已逾刑事妥速審判法5年羈押期限，在不可能立即釋放下，到底是該重新起算羈押期間？或為刑事之暫行安置？抑或是依精神衛生法由參審法庭決定是否強制住院？恐是一大難題，更凸顯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之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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