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問題

一、 向促轉會的兩項申請

作者於今年的2月24日到位於台北市安和路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申請兩件事，一件是：「開南商工在二次大戰之後沒有轉變成國有，而變成私有」的調查申請案；另一件是申請觀看自己被監控之檔案。當日，在與內部員工談論的過程中，作者知道促轉會的任務即將到期，除非立法院同意延展。作者申請這兩個案之後，促轉會首先就「開南商工案」於3月2日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函（促轉秘字第1100000470號）」加以回覆，跟著作者在5月13日去促轉會觀看我個人被以前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與線民監控的檔案。

促轉會在成立之後，做了不少的事，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促轉會的重要目標是：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促進社會理解。但是作者在與促轉會接觸的這兩個事件當中，發現了促轉會的一些問題存在。

二、開南案的辦理問題

開南商工最近已改名為「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Taipei Kai-Nan High School ），而其原名為「私立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根據作者所得到的一些資料，開南商工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是在1917年時，由日本「東洋協會台灣支部」向台灣總督府申請設立「台灣商工學校」而開始的。創校時的校長是總督府的「殖產局局長」擔任，創校時的費用，有一半是由總督府撥付，另一半由地方紳商（例如辜顯榮、林本源家族、顏雲年……）等出資。1939年，台灣商工在既有的基礎上，增設「開南商業學校」、「開南工業學校」。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代表盟軍接受台灣。依據當時有關接收的規定，日本人的公有企業與財產是由「台灣省接收管委會」接收，而日本人的私有企業與財產則由「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台灣商工的資產有一部分是台灣總督府的，所以照道理講，應歸公有。可是在1947年的時候，所謂的「開南董事會」卻成立，而第一任董事長為王民寧，而王民寧擔當董事長直到1975年10月17日，也就是說，他從第一屆的董事長當到第十一屆。各位或許知道，王民寧俗稱「半山」，1945年10月5日，他與葛敬恩同赴台北，王民寧是國民黨第一位步下台灣的國民黨之接收官員。1947年3月228事件後，王民寧擔當台灣省警務處處長。

開南大學好幾次開教師會議時，就有老師不斷質疑這些從開南商工跑來開南大學當董事的董事會成員是假公濟私，雖然開南大學與開南商工並沒有直接關聯，但許多老師認為應該是國家的就應該還給國家。由於我已從開南大學教職退休，不會受到學校的迫害（頂多不兼課），所以我就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之規定「其他轉型正義」請求促轉會調查。

但是促轉會在「第1100000470號」函件卻表示這並非促轉會之法定職掌，並要求作者如果持有產權移轉相關資料，建議作者再提供促轉會研議，可是問題就在於我非政府部門，要去弄清產權移轉資料是很困難的，所以我才會找上促轉會。

事實上，本案從外表來看，並不是日產變成黨產，因此並不適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而交由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來處理，所以作者會以促轉會為對象，要求促轉會來處理。其實，在楊翠擔任促轉會的主委時，我知道有很多在二戰結束之後，許多被國民黨人以國民黨的勢力搶奪土地的案例，但對於這些問題，促轉會並不敢以擴張「其他轉型正義」之條款的解釋來處理。其實，我們私底下聽到很多綠營的朋友說：促轉會主要是為了安撫綠營人士不滿的一個手段而已，所以小英故意找有很大爭議的黃煌雄來當主任委員，後來找一個跟綠營關係不深的楊翠，不想讓她真正大力去推動轉型正義，這從作者的申請似乎可看出一個端倪。

作者會這樣說，當然還有其他證據，那就是第二案。

開南商工最近已改名為「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Taipei Kai-Nan High School ），根據作者所得到的一些資料，開南商工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是在1917年時，由日本「東洋協會台灣支部」向台灣總督府申請設立「台灣商工學校」而開始的。圖／擷自google地圖
三、一個看不到真相的監控檔案

作者在5月13日到安和路129號的促轉會二樓看自己被監控的檔案。由於不能夠拍照，所以萬一有地方未與原文沒有完全相同之處，尚請讀者見諒。

有關我的監控檔案，有八個左右，但我回台灣以後的檔案我較不在乎。我主要想看我在日本東京大學讀書時被監控的檔案。這個檔案有上百個PDF檔，主要是調查局與亞東關係協會（亦即當時台灣的駐日代表處）做的。剛開始好像看到以前的歷史，很興奮，但是越看下去，發現到都不是原始資料，也就是説，都沒有線民直接寫的資料（只有一件），其他都是調查局的情報人員或是亞東關係協會的職員所整理的報告，所以有些報告的內容寫錯不少。既然促轉條例的目的是要和解，可是不知道線民，那要跟誰和解？

其實我個人在日本念書時，我個人所知道的線民或背叛者對留學生做監視與記錄，是有相當多的，而且我也可以提出證明，但是這在調查局或亞東關係協會提供給促轉會的資料當中，完全看不到。我舉一給最清楚的例子是1979年4月，我進入東大法學部的碩士班。當時，「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要改選幹部，張炎憲與我就找幾位留學生在法學部的走廊密商，希望在明天開同學會選幹部之後，把「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改名為「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當時，有一位法學部姓邱的老前輩（現已自台大法律系退休，以他的年齡來看，他是王澤鑑的同學，可說是我的老師輩的學長）反對，他講了一些話後就離開，其他的同學大家都同意。結果，隔天，我被選為總幹事，幹部選舉完後，突然有一位前輩（我不認識，其實他是連根藤先生叫來的）提議改名，當然由於私底下已經事先做動員，結果，「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就被改成「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這件事情簡單來說，就是只有幾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知道。可是當中有一位姓林的同學在拿到建築博士之後，他想回母校教書，可是因為他的黑紀錄，無法回學校，而他看到張炎憲居然可以到中研院研究，非常不服氣，於是他就向亞東關係協會寫悔過書，把我們當時在東大所做的秘密全部寫出來，並因此回到他的母校當教授。他在1991年看到我在汐止代表民進黨出來選國大代表時，就透過另一外同學跟我說這件事，希望能跟我道歉，我不想接受（因為兩個人在東大時關係鬧得很糟，這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講完）。但是這個資料在亞東關係協會提供給促轉會的資料並沒有看到。

另有一件事情是：在我還在東大唸書期間，我們就跟國民黨對槓。當我們把「中國同學會」改成「台灣同學會」後，國民黨要積極把同學會消滅。有一年的暑假，東大的憲法教授蘆部信喜到台灣來，他的門生（是我台大的老師）就請蘆部信喜吃飯，這個老師心不甘、情不願地把我叫過去，餐會中雙眼瞪我（他對我的同學與朋友說，只要他在台大一天，就絕對不允許張正修進台大），蘆部信喜親自為我倒酒，給我很大的面子。但是回日本後，這位林姓同學突然冷笑爆出：蘆部信喜教授說：你們台灣過得很好啊！怎麼你們東大的台灣學生會這麽激烈？我聽了才恍然大悟：原來林姓同學早已背叛，亞東關係協會故意透過他放話，當時亞東關係協會積極拉攏日本政府要消滅台灣同學會，而東大教授蘆部信喜跑到台灣其實正是亞東關係協會所招待的。我也因此開始反日，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台灣人的獨立運動是台灣人的事，根本與日本人無關，你們幹嘛與國民黨對付我們台灣人。但是這些資料，在促轉會全部看不到。我講的這些事，我自己負責，甚至可以找人對質。

其實，當時的東大有一位姓戴的留學生，他把自己當線民一事告訴他嫂子，她嫂子就私底下告訴我們。但是他在東大的監聽報告並沒有出現在檔案上，當然他有可能不是負責監視我。

其實，國民黨線民到現在還是在對付我們。跟檔案雖然沒有直接關連，但我要陳述幾件事情讓大家知道，這幾件事我不敢保證一定是情治單位的線民所做，但國民黨對付所謂異己的手段很多。我曾在李登輝與彭明敏競選總統結束之後，參加彭教授所組成的「新國家連線」，並代表新國家連線參與汐止、中永和、新店等地區的立委選舉。我選得並不好，只得到4600多票，可是就在開票當天晚上，有一位號稱台語專家（全部使用漢字來寫台語），名叫洪惟仁，他到我的競選總部當場踢館，第一句話就跟我說：「你還敢選嗎？」我沒回應，當場用張大的眼睛瞪著他，他立刻離去。此後，聽說他就跑到徐旭東的元智大學當起教授。

我在2002〜2008年，當考試院的考試委員，就在2008年任期快結束時，發生了一件被國民黨（那個時候是馬英九執政）侮辱的事。我的高中同學的老婆姓聶，她是監察院的約聘人員，她後來與我同學離婚，她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張委員，你考試委員退後，要不要來當監察委員的助理啊？」這分明是要侮辱我，後來我在張武修當監察委員時，要他注意有很多公務員都是國民黨的線民，後來一查，知道她已退休。

後來這兩個例子，我並不是說他們就是線民，但一個我跟他沒有什麼認識的洪惟仁與一位老朋友有必要當著你的面侮辱你嗎？這如果不是情治單位或政府機關或國民黨的唆使，他們會這麼做嗎？如果作者的猜測沒錯，這一定是有人以條件交換叫他們做，這應該會有紀錄的。但我相信這在促轉會的資料當中是不會看見的。

所以，我覺得促轉會最大的問題是：其他單位並沒有老老實實的把資料完全交給促轉會，只是在應付促轉會而已，例如在我的資料中，我只看到一位線民寫對我無傷大雅的報告，而其他根本看不見，如果是這樣，請問要如何和解呢？顯然地，情治單位是故意不把線民乃至其他檔案交給促轉會。因此，即使民進黨執政，但公務員並不是那麼容易轉變的。很顯然，很多政府機關只是應付、應付促轉會而已，因此，法規如果不修改而賦予促轉會更大的權限，轉型正義大概就永遠看不到。

四、結論
作者已從大學教職退休，我會透過自己的關係把開南商工變成私有的真相弄清楚。而作者在這輩子推展台灣的獨立運動、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明的、暗的遭受很多迫害，也知道許多的線民或是背叛者，作者以後會在專欄中，儘量將之講出來，因為這些都可能會讓事情的真相釐清，讓台灣現代史的輪廓有部分的清晰度。但是如果要真正讓台灣有轉型正義，顯然條例的修改與組織的強化，乃至行政院與其他幾關的配合是最重要的了。小英、李永得等新潮流派系都是看風向在掌控促轉會，把它當工具，如此一來，真正的歷史會呈現出來嗎？

作者認為，要真正讓台灣有轉型正義，相關條例的修改與促轉會組織的強化，乃至行政院與其他幾關的配合是最重要的。示意圖／擷自促轉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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