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再蘇聯化”恐加速中國經濟泡沫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放緩，就有人指出：中國與《泡沫破滅前後的日本》有相似之處。中國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呢？其實有一種與自由市場經濟不相同的觀點存在，那就是：不是中國的經濟走上“日本化”，而是中國的經濟“蘇聯化”。
一、「蘇聯化」阻礙中國經濟的成長

人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擔憂日益加劇，在這種背景之下，有許多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將走上「日本化」。的確，當今的中國面臨許多問題，例如人口老化、房地產市場狀況惡化、債務累積等等，這許多的問題與《日本泡沫破滅前後所面臨的問題》是相似的。但是，中國經濟成為「日本經濟」的可能性很小，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並不一樣，而經濟結構和經濟的發展階段也有很大的差異。倒是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經濟的「蘇聯化」問題。這是因為，中國透過軍事擴張而與美國進行激烈的霸權競爭，同時，中國也有可能重蹈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之覆轍，其經濟會嚴重衰退。

回顧蘇聯的歷史，在批評史達林的赫魯雪夫政府的領導之下，政治的束縛得到鬆綁，經濟因而得到改善。當時，在軍事領域，俄國甚至憑藉著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的發射成功，而展現出要超越美國的氣勢。但是，特別是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後半，蘇聯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停滯性通貨膨脹。 1985年上台的戈巴契夫政府試圖打著《改革》和《資訊公開》的旗號，要推動部分的民主化以謀求經濟的振興，但這並沒有取得任何顯著的效果，最後的結果就是導致直至蘇聯的解體。
 
當然，我們很難預測中國最終是否會走向像蘇聯一般的結局。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經濟與布里茲涅夫時代的蘇聯是有著相類似之處。因為改革開放之後，《去蘇聯化》是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後來國家又再次走回“蘇聯化”，於是改革開放前已經存在的問題又再次浮現上來。
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

從制度上回顧開放改革以後的中國經濟，我們可以以1990年代末期為界，而大致將之分為兩個時期。上半期是以「黨政分離（黨政之功能分離）」和「政企分開（政府和企業分離）」為目標的行政改革，以鄉鎮企業（在中國農村，由組織和個人所經營的企業之總稱）為中心的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就迅速擴張，中國經濟朝著《去蘇聯化的方向》於是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樣的趨勢並沒有持續太久，在進入後半期後，就出現了相反的方向，象徵著「去蘇聯化」的現象，例如國有部門縮小、私部門擴張的潮流就轉變成「國進民退」的趨勢，而在2001年時，有關「國進民退」的對與錯，就發生了很大的論爭。

官僚腐敗以及貧富差距，問題層出不窮。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面改革，但習近平選擇的卻是毛澤東推行個人獨裁式做法。

在1998年所被展開的國企改革，被稱為「抓大放小」。當時，在這一改革之下，有超過50萬家的國有中小企業被加以出售，因此，在數量上，「國退民進」就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由於市場化的結果而受到了高度的評價，中的國經濟似乎出現了活躍的跡象。但是，當時中共決定「抓小放大」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因應《半數以上的國有企業陷入赤字的困境》，而把資源集中到基礎產業部門的大型國有企業，借以重建《由國有企業所主導的經濟》。以此為一個轉機，就引發了中國經濟的《再蘇聯化》。同時，改革前困擾中國經濟的「預算軟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軟預算約束的問題是指：假如企業面臨破產，由政府或地方自治團體給予補貼，使得企業可以繼續運營。在這種情況下，預算的約束未能有效發揮作用，而補貼救助不斷進行，導致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下降等問題。）等問題就再次拉住經濟成長的腳步。 「軟預算約束」一詞是匈牙利經濟學家、後來擔任哈佛大學教授的科爾奈·雅諾斯（Kornai Janos）所提出的概念，這是針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病理現象所想出來的概念。即使國有企業因為經營上的破綻而瀕臨破產的危機，但預算約束也會變得“軟（soft）”，使企業經營者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經營，而不會被迫去進行有效率的經營。
二、雷曼兄弟衝擊後的大規模景氣對策加速了再蘇聯化

國內總生產毛額(GDP)的成長率以2007年的14.2%為高峰之後就走向放緩。儘管中國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一個轉機，而正式踏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但隨著《國進民退》的進展，中國的經濟成長力就走上下滑。

無獨有偶，在2008年時，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於美國。這個金融危機在結果上，是使《當時面臨經濟嚴重放緩壓力的中國政府》擺脫了困境。讓《起因於「國進民退」而導致成長力下降的原因》就轉移到金融危機上面，中國在刺激經濟的名義之下，為了實施國有企業的強化、擴大而出動大規模的財政，就獲得了正當性。諷刺的是，儘管這些政策與經濟市場化是背道而馳的，但卻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巨大之喝采，所謂的《中國衝擊（China Impact）》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因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就使中國經濟暫時復甦，當然，「國進民退」就更加劇烈地發展。而且，這不限於《以製造業為主的傳統國有企業的擴張》，由地方政府以國有土地為擔保所設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是具有《籌措資金》與《開發商》之功能的國有投資公司，它實際上是實施刺激景氣措施的要角，由於這個緣故，「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就變得更加擴散而普遍化。這就導致了房地產市場的膨脹，播下了嚴重債務問題的種子，並加速中國經濟的《再蘇聯化》。
三、抑制消費需求的「蘇聯化」

拖累經濟成長的“蘇聯化”，其問題不僅限於“預算軟約束”的問題而已，還帶來了《對消費需求的抑制》的問題。自從清零政策結束以後，中國經濟持續停滯，這與大多數人的預期是相反的。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國際社會認為中國試圖向海外市場，特別是向西方市場實施傾銷出口，以便消耗其過剩的產能。

姑不論中國是否有傾銷，但很明顯的是：《內需的擴張速度》跟不上《產能的迅速成長》。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沒有認識到消費者需求的重要性。事實上，從《依賴投資和外需的成長》轉向到《以消費拉動成長》，這早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經被列為最重要的政策議題。儘管如此，轉型之所以未能實現，是與「蘇聯化」有很大的關係。儘管「預算軟約束」問題一度因為非國有經濟的擴張而得到了緩解，但中國繼承自蘇聯的一黨政治體制卻阻礙了消費需求的擴大，這種「蘇聯化」的效果就不斷在持續發生著。
四、將共產黨的政治議程置於福利之上

中國的領導人並不是由普通選舉所產生的。因此，對於領導人來說，實現國家（主要是共產黨）所預定的議程是比改善人民的福利更為重要的，而增加財政收入對於共產黨的這一個目的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順便一提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蘇聯化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和新冠病毒爆發等的特殊時期以外，中國財政收入的成長速度始終是超過GDP成長的速度。

因為這種變調的財政的所得分配在初次分配的階段，是抑制了消費需求，而起源於《蘇聯的共產主義革命時期所建立的土地公有制》則在實質面上從第二次分配的層面有效地抑制了國內需求。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收入不斷增加、豐富了政府財政，但同時也大幅度推高了房地產的價格。結果，許多國民的所得就被加以吸收，而導致了房地產以外的消費需求成長疲軟。
有人指出，消費需求成長乏力是因為習近平主席反對福利主義的緣故，也有人指出中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日本化」之外，這兩個概念都是在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國家進行經濟分析時所常用的概念。但是用我們所習慣的社會概念來理解中國經濟或許是很容易懂，但這往往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並且會導致牽強的結論。從目前的分析來看，開放改革後，中國經濟雖然曾暫時走向《去蘇聯化》，但包括政治在內的制度基礎並沒有重大的變化。結果，隨著經濟實力和社會走上多元化的壓力增強，就使中國出現了走回「蘇聯化」的逆流。如果我們說中國目前是陷入了一個陷阱，但這個陷阱與《收入水準乃至與日本的類似性》是沒有關係的，這其實是一個制度陷阱。

上面這種觀念是日本綜合研究所首席理事吳軍華所提出的，而這個觀點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經濟的問題，是從中國制度自身的特色來探討中國經濟的問題，非常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