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在東京重建中國─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湧進日本

一、中國革命的開始？
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湧入日本，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言論控制日益嚴格。這些人包括記者、人權律師、紀錄片導演、出版商、學者和藝術家，其範疇涵蓋非常廣泛。他們彷彿是清朝末期在日本吸收西方思想之後回國而領導辛亥革命（1911年）的前輩一般。
這些知識分子的代表，首先要提到的是歷史學家兼經濟學家的秦暉先生。他是自由派的大人物，在2015年的時候，出版了著作《走出帝政》（日文尚未翻譯），這本書檢視了：在1912年解脫清朝帝政之枷鎖的中國，其憲政民主卻沒有根深蒂固的歷程，結果這本書就被迫停止發售。目前他擔任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
秦先生在東京都內的大學等地自2023年起進行了名為「全球化和亞洲」的一系列講座，每次都爆滿。
二、「在東京重建中國」
通曉近代史的作家傅國湧也是寄身於日本的知識分子。他於2011年10月10日在《中國經營報》上發表的文章《1911年，清朝滅亡前夜》引起了中國的關注。文章的開頭是充滿著暗示性。
傅氏說：“1911年，掌控北京的人們從上到下都沒有想到他們的時代即將結束。……從上到下的人，他們的日記都寫著餐飲與送禮的紀錄，從旁邊一看，好像是真正繁榮的盛世。“
傅氏目前在東京以「在東京重造中國」為主題進行連續的講座，探討清朝末期來日本的中國思想家們。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現代中國研究的阿古智子教授（現代中國研究）自2010年左右就以Commons接待住客。積極接納中國知識分子，她感覺將據點移到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增加中。
該空間的大門以曾經關押政治犯和思想犯的舊中野監獄（豊多摩監獄）的正門（通稱為“和平之門”）和中國陝西省的橫穴式住居“窰洞”為外形，其大門是玻璃，而這就成為一個標誌。
這裡住宿的客人包括來自中國和香港的人，而中國與香港正面臨著對言論活動的強壓。這些客人中有因為政治原因而被剝奪律師資格的女性律師、同性戀記者、以及引領＃MeToo運動的女性及其伴侶等等。

阿古智子教授(左三)BY Emily Lau

在當前香港，要舉辦政治演講等活動變得很困難。香港中文大學曾經是中文圈內可毫無忌憚討論熱門話題的場所，阿古教授表示：“提供己家當做這樣的場所，就是希望使中文圈的言論活動更加活躍，以使討論深化。”
2023年11月，東大舉行了一個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研討會，約有30名中國學生很熱情地聆聽在美國的中國女性主義者的話語。同樣，在2023年6月，在東大舉行了一個由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的粉絲見面會，大講堂座無虛席。這是一個在中文圈非常受歡迎的節目。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除了上述的連續講座之外，東京都內舉辦了許多的活動，有在比爾蓋茨基金會工作的知名教育家李一諾的活動，以及在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院擔任教職的著名記者閭丘露薇等人的活動。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在日華人，彷彿是香港五年前和北京十年前的言論空間在東京的再現。
當然，知識分子在日本的大集合中，也有被策劃的一面。在2000年代後半，作為國際交流基金和外交部的計畫，招聘與日本有關的人物來日本的舉動就正式化。
此後，這一個努力就發展為更進一步邀請在中國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前往日本。目前將據點移至日本的知名知識分子中，有很多人都是透過這樣的訪問邀請而踏足於日本的。
三、大人物外交官的背後撐腰
形成和這種知識分子的強大的網絡的，是最近卸任駐中國大使的垂秀夫先生。垂先生經常被媒體形容為“雖然是中國學派（China School）， 但卻以堅決的態度對待中國”，他在中國建立了廣泛的人際網絡，包括人權派。
實際上，甚至有人評價垂先生剛卸任的最大外交功績是：上述這樣的作為正是「垂先生的外交最大的成就」（外交部相關人士說）。垂氏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表示，日本對於天安門事件在形式上是支援了中共，而這就導致了謀求民主化很強烈的知識分子對日本失去了關心。但是，一連串的訪日活動使他們重新發現了在日本已經確立的民主主義和法的統治（Rule of Law）。他還提到，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的時候，有些人來日本訪問，就因為日本人有秩序的行為而深受感動。
在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些人在日本的選舉期間訪日，有機會了解到民主主義的實情，對此深受感動。有些人甚至因為能與《當時的安倍晉三首相在（當時）進行街頭演講》時握手等等，而感到非常高興。這是因為在中國，普通人幾乎沒有機會直接接觸到最高領導階層。
垂氏表示，“中國人來日本的潮流是繼清朝末期和改革開放後的第三波。這次的特點是日本對中國民眾的情感不佳，並且來日本的中國人當中包括了富裕階層。我們必須考慮的是：當我們在數十年後回顧時，日本社會是否恰當地接受了第三波。日本所必須考慮的是日本必須要做出能經得起這種考驗的因應措施
由此或許可以看到，富裕層有可能支持知識分子，而培養新的政治勢力。垂氏指出：“不應該將來到日本的中國人視為是中共的一部分，反而應該以戰略性的眼光和容量來吸納這樣的人。”
中國知識分子來到日本的背後，也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自由度降低，抗議中國政府活動的前線就從香港轉移到了東京。在2022年11月底，中國各地爆發了反對“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在東京新宿車站的南口也舉行了數百人參與的集會。
根據該集會的籌備成員表示，這次集會沿襲了香港的示威活動。例如，參與者使用了難以被中國當局監控的聊天應用程式“Telegram”來進行聯絡，並戴上口罩以防止中國大使館的監視。參與者允許發表多元的意見，並且不設立領導者，還對標語進行了巧妙的創意裝飾。
渴望改變中國現狀的人們的集結，從長期來看，將在未來對日本和中國產生何種的影響呢？是否有可能像20世紀初一樣，在東京產生新的思想潮流，最終產生足以改變中國體制的影響呢？
東京大學一直在推動來到日本的知識分子的招聘，但該校的阿古教授表示：“這還有待更加的努力。” 目前，致力於體制改革的中國人還不多。
阿古指出：“重要的是，當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面臨相當困難的情況時，他們將會如何發聲。” 例如，有人認為，如果臺灣有事真的迫近眉睫的時候，或許在日本的中國人將會建立某種組織。
有許多人指出現在與清朝末期有共同之處，但也有人指出其中兩者的差異。首先，與當時不同的是，現今中國的實力在很大的程度上超過了日本。當時的日本擊敗了歐洲大國俄羅斯，成為亞洲政治的首都，而現在，日本的地位卻更像是“文化之都”（來自“単行街書店”經營者許知遠先生的說法）。
中國的資訊管理變得越來越嚴格，來自海外的聲音難以傳達到國內。不只如此，中國的國內越來越充滿了支持體制和愛國的聲音。
此外，中國的秘密警察已經能夠對海外居住者產生影響。在日本留學的香港留學生返鄉時因為留學期間在社交媒體上的發文涉及香港的國家安全法而被捕，並於
2023年11月被判兩個月有期徒刑，這件事大家記憶猶深。
四、體制派與反體制派的存在感都提升
在中國的網路上，重複發表激進愛國主義言論的“小粉紅”已經滲透到日本。2023年8月，有一家新宿的居酒屋因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污水排放，掛出了“本店所有食材均來自福島縣”的黑板，這引起了中國人的攻擊，而這一事件就引起了廣泛討論。與此同時，也有在日本的反體制派中國人特意前往去支持這樣的店鋪。
居住在東京而了解對反體制派動向的一位中國青年表示：“不久前，中國留學生對政治多半漠不關心，但自從新冠疫情爆發後，留學生中愛國且接近中國共產黨立場的人和反體制的人之間的分裂就加劇了。”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東京的中國人社區內的政治傾向的差異會變得更加明顯。
無論如何，在東京，體制派和反體制派都開始展現其存在感，因此有必要注意在未來可能因為一些要素而發生摩擦。我們可以說，在日本的國內，已出現了“另一個中國”的情況。日本人已經無法置身於中國政治的尖銳矛盾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