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李登輝總統與武士道

一、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

在《李登輝の実践哲学》一書中,李總統提到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對他的影響。在談《武士道》」這本書對李總統的影響之前, 先讓我簡單介紹一下《武士道》這本書的簡要內容。

(一)新渡戶稻造的生平與寫書的動機

新渡戶稻造於1862年出生於盛岡,在札幌農學校(現在的北海道大學)時,因克拉克教授的影響而信仰基督教。其後他進入東京大學,由於對教育程度的失望,他就退學去美國學習經濟學等等,而成為貴格派(Quaker)的教徒。他回日本之後,從札幌農學校的教授成為高中的校長,並倡導教養主義。

他在明治30年的時候,用英文出版了《武士道》一書。他在序文中提到他寫書的動機。他說他曾在比利時的法學家拉布雷氏的家中度過數日,兩人出去散步的時候,雙方的對話談及宗教。拉氏就問:「你的學校沒有宗教教育嗎?」他回答說:「沒有」。拉氏非常驚訝,就停下來說:「那麼,你們是如何授予子孫道德教育的呢?」新渡戶稻造對這個提問嚇了一跳,而開始回想與反省。他發覺到他幼年所學到的人倫之教並不是在學校裡學到的,而灌輸人們的善惡之觀念的是「武士道」。

他的老婆是美國人,屢屢會就日本人的想法、習慣問他。為了回答拉氏與他的老婆之提問,他就在1898年,於美國,在生病療養當中以口述的方式寫了《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這本書的日譯本是由新渡戶稻造的門生矢內原忠雄翻譯的。

(二)《武士道》一書之大要

新渡戶說:武士道一言以蔽之,就是「伴隨高貴身分者所產生的義務(noblesse oblidge)。新渡戶認為日本的封建制度是在源賴朝開創鎌倉幕府的時候。武士就在這個時代活躍於日本社會。武士本來是以打仗為其本業,但是如果他們站在社會的中心而為所欲為的話,那麼社會是無法運作的。因此,武士之間就被要求要有「fair play(公平競爭)的精神」。於是在武士的生活當中,就產生了武士道之崇高的道德律。

武士道的最重要的基本條件是「義」與「勇」,而與人相處時重要的德行是「仁」、「禮」、「誠」,武士要拼命去守住的德是「名譽」與「忠義」。這就是武士道的七個德。

(三)武士道的精神

其實,在日本江戶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的年代,佐賀藩士山本常朝口述了一本武士的休養書=「葉隱」。這本書的開頭寫著:「所謂武士道就是找到死」。山本說:「常住死身」,其意是:無論在什麼時候,抱持著死的覺悟時,是會產生好的結果的。換句話說,武士道與其說是重視「死法」,不如說是重視「活下去的態度、方法」。

對於「死」的問題,新渡戶稻造說:「對於武人來說,究竟的理想是和平。」而在《武士道》一書中,第三章是談「義」,也就是說:「對於武士來說,沒有比做幕後交易與不正當之行為更令人憎恨的東西。」其次,對於「勇」,他說:「勇氣如果不是基於義而發動的話,那麼就沒有被列舉到德目當中的價值。」至於「仁」,他說:「愛、寬容、對於他人的同情、憐憫之情總是至高之德,亦即是人的靈魂所具有的所有性質當中之最高者。」


在《李登輝の実践哲学》一書中,李總統(左)提到新渡戶稻造(右)的《武士道》對他的影響。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二、李總統要用武士道的公共精神來建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

(一)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與日本人的自立要以武士道為教材

李總統說:《武士道》所說的「躬行」就是:一旦認為是好的,就要立刻去實踐、去實行,換句話說,要言行一致。假如周圍有人做著種種奇怪的事,不能默視不見。

他說:為了使台灣人要明確地把「公」與「私」分離,以「公」的精神來推動台灣人的自我認同(identity)的形成,以《武士道》這本書為教材是最適當的。同時他也說: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這本書中有說到:日本的武士道的淵源與其說是中國文明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古來的東西。新渡戶稻造指出:日本人有「自虐性」、有「否定過去的自我傷害的價值觀」,並主張:「日本人要從自傷的價值觀之束縛解放出來」,「日本人有自立的必要性」。

(二)沒有實踐哲學的中華思想

在與武士道之思想的對比之下,李總統認為「中國的傳統」不外是「崇拜寫成文字的宗教,不去直視現實,卻依靠口號來追求心裡的滿足」。所謂「寫成文字的宗教」就是儒教,而儒教不外是與科舉制度同時來支撐皇帝型權力的意識型態,只是在講空想的理想社會,並無法帶給人民內心的平安。正因為信奉這樣的東西,所以盡是拘泥於所謂的面子,跟隨著空洞的口號被擺弄舞姿。儒教的思想裡頭,所謂「死與復活」的因素是很淡薄的,並沒有否定事物的契機。因為這個緣故,儒教對於「生」的肯定就特別的強烈。這種危險性就帶給中國的傳統影響。

他說:在「三國志」的世界出現了劉備、孫權、曹操等許多的戰略家、戰術家。但是從「政治的實踐」這個意義來看,他們並沒有留下什麼大的事業。換句話說,就是這些人並沒有思想。諸葛亮確實是很厲害的戰略家、戰術家,但是他結果也沒有超越中華傳統的思想。

對於明末的黃宗羲,井尻教授說:「他在明朝末葉,自己率領武裝組織,與清鬥爭,並嘗試想要從中國王朝的循環性交替的傳統脫離,也就是想要從皇帝型權力脫離。」他並說:「黃宗羲批判中國的專制政治、中華思想,而想要從皇帝型權力跳脫的思想,不是可以成為參考嗎?」。李總統的回答是:黃宗羲的腦子裏縱然有這樣的想法,但他畢竟是一個隱遁的學者,在現實的政策面上,他什麼也沒辦法實踐。結果從實踐的層面去超越「大中華之思惟、想法」的例子一個也沒有。像毛澤東的「連續革命論」其實在實踐的層面上,就產生了新的皇帝型權力=共產黨獨裁。

三、結論

有關李登輝總統與武士道的思想之關聯,國內已有許多介紹,但用來批判中華思想的介紹似乎較少見。日本的武士在江戶時代確立了公私分明的倫理,這與中國的公是由皇帝與官僚所把持以便用來統治人民是完全不一樣的。尤其有儒教素養的讀書人,在儒家強烈的家族主義之下,就很容易形成雙面人,很容易假公濟私,而使地方成為地主階級掌控地方政治的地盤。李總統很顯然看出了有儒教素養的讀書人並不是要解決問題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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