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禍不單行的民進黨應該思考自己體質的變化（上）

一、禍不單行的民進黨

（一）太魯閣號出軌事件與停電事件

民進黨的執政在最近可以說是禍不單行。首先是今年4月2日發生了太魯閣號的列車脫軌事件，其中最令人不齒的是：當時的交通部長林佳龍早已把台灣鐵路管理局長的人選送交蘇貞昌院長核批，但卻被蘇貞昌拖延三個月未批，而責任竟是由林佳龍以辭職來負責。跟著5月13日，台電爆發大停電的事故，民怨沸騰，而5月17日又再次發生停電事件，逼得蔡英文總統必須出面道歉。

（二）武漢肺炎的爆發

從5月11日起，台灣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快速增加，超乎台灣人的預想。有很多人抱持著過去台灣是世界防疫的模範生的榮譽感，很希望台灣能在兩個星期把確診率從三級降至零級，以使台灣再次成為人們所讚揚的對象。我不是讀醫學或是公共衛生的專家，實在無法判定台灣疫情可否在兩週內控制下來，可是做為一個單純的國民，我個人覺得事態的發展並無法如此樂觀。以前我們把病毒阻絕於境外，所以相對的容易推動相關的公衛政策，但是這次所爆發的確診數，即使透過疫調，也很難完全掌握它的傳播鏈，因此，即使大部分的台灣人都很配合政策而戴口罩、勤洗手，但要完全阻絕病毒似乎不易。

從我的角度來看，這次的武肺的爆發對民進黨來說是典型的危機處理問題。

（三）我所了解的民進黨政策的制定真相

其實，在以前對抗國民黨獨裁的階段，很多人都會幫忙民進黨。我曾經幫新國會研究室草擬「國公民投票法草案」與「公平交易法草案」，民進黨在推動憲改運動時，「台灣憲法草案」的總統部分與地方自治部分是由我起草的。我也幫過施明德的新台灣重建委員會寫了一本政策專書=《地方自治》。

在許信良喊出大膽西進，說台獨是歷史文獻之後，許多人就與民進黨漸行漸遠，我自己後來就加入彭明敏教授的新國家連線與李登輝的台聯。不過，至少在國民黨倒台或國民黨本土化之之前，我們不會因為對民進黨的政治體制與主張乃至手段（有個派系會用情治單位對付不同派系與陣營的綠營人士）不滿而故意要弄垮民進黨。民進黨每次選舉都會找人製作政策，其中有些人會私下尋問我的意見。可是我後來發覺這些政策好像只是為了應付選舉而作，重點在於選舉獲勝。就好像台灣的智庫只不過是花瓶一樣，根本沒有辦法像美國的智庫一樣，提出足以影響美國政府政策的報告書或主張。因為，這個緣故，蘇貞倡就喜歡找若干政府的官僚當政務官或國營事業的董事長等，這些都暴露出民進黨的體質的問題。

我曾經學過一些有關公共政策的理論，這些理論告訴我們：要擬定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顆冷靜的心（cool mind），去凝視冷酷的現象，然後利用各種分析共具去找出最好的方案，並將之付諸實施，也隨時要把問題回饋於政策的修正當中。我個人觀察：在這次武肺爆發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似乎還在摸索各種因應對策之中，台灣頭腦最好的醫生與公衛專家能否渡過第二次的武肺爆發，就看在來的日子的表現了。

因此，我想利用這次的專欄來談一個在公共政策之擬定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二、經濟學中所講的效用與功利主義的關係

各位讀者當中，應該有很多朋友都念過經濟學。而念過經濟學的朋友也都知道經濟學分成「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其中，個體經濟主要探討：「消費者如何決定其消費」以及「生產者如何決定其生產」的問題。

在消費者決定其購買商品的數量時，許多教科書都會提到所謂的「預算線」與「效用曲線」。作者不敢在各位經濟學專家的面前班門弄斧，只不過在作者的認知領域內，經濟學是影響政策決定的重要學問，而與經濟學的分析工具非常有關的就是功利主義。

講到功利主義與經濟學的關係時，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會出現，那就是「效用」（utility）。效用講簡單來說，就是個人對某個商品的偏好度、喜好度。本來主觀的偏好是很難加以量化的，但有時為了說明起見，我們會用算術的方法來做輔助的工具。假定說，我身上有200元，要去買蘋果與草莓，而我較喜歡草莓，所以對我而言，草莓對我的效用比較大，蘋果對我的效用比較小。但即使說我比較喜歡草莓，但如果草莓吃太多時，也會開始覺得膩，而可能想要換個胃口，來吃一、兩個蘋果。這個現象就表示：草莓對我來說，其效用是會遞減的，當草莓的效用遞減到比蘋果所帶來的效用少時，那麼我就會停止採購草莓，而改買蘋果。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Jeremy Bentham）認為所謂快樂大於痛苦，就是符合功利的原則，而效用其實就是功利的另一個說法。

三、功利主義在公共政策上的運用

在公共政策上面，功利主義的用運非常廣泛。舉例來說，民間企業之成本效益分析（包括內在報酬率、收回成本期法）、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市場中未被交易之商品之評價、消費者剩餘、羅倫茲曲線（所謂的琴尼係數之計算）、貧窮指數……等即是。這些政策分析工具在制定未來的政策或是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都可以用上。我曾在我的著作「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第三冊中有做過詳細的介紹。那麼，功利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以下我們就加以介紹。

四、邊沁的功利主義

（一）功利的原理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義是以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為始祖，他的功利主義也被稱為哲學急進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當我們把牛頓的經驗哲學徹底地推向到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人之學」之方向去時，就可以找到功利主義思想上的原理。換句話說，牛頓以重力的原理為基礎，對於自然科學進行體系化，而邊沁則是基於功利（亦即效用，utility）的原理（principle of utility），在精神科學、社會科學的領域裡頭進行體系化。

邊沁認為自然把人放在「快樂」跟「痛苦」這兩位主權者的統治之下，因為這樣的結果所造成的快樂、痛苦的增減，就會決定各個行為的是非與善惡，他認為這就是所謂功利的原理。「快樂計算」（hedonistic calculus），也就是精密計算行為的結果，其實就是正確行為唯一而且充分的領航者。利己的個人本來就是要追求快樂、迴避痛苦，這種利己的個人追求，就會在結果當中出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greatest number），而利己的個人也是在這個點上被加以結合的。也因此功利主義、功利原理，有時候被稱為「最大幸福的的原理」。

（二）功利之計算

任何科學幾乎都要求量化，否則就不能稱為科學，因此，邊沁也想到將功利的計算加以量化，而述說有必要建立「道德數學」（moral arithmatic）或「幸福計算法」（felicific calculus）。他曾經把苦、樂分成好幾種，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序說」中，他列舉十四種快樂、十二種痛苦，而在《立法論》中，他列舉十五種快樂、十一種痛苦，可見他的劃分標準並不一致，很難量化。因此，邊沁又列舉了計算快樂的七項標準或情況：

1、強度（intensity）：指快樂的濃淡
2、持續性（duration）。
3、確定性（certainty）
4、遠近性（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正在眼前或遠在天邊
5、衍生性（fecundity or productiveness）：快樂是否會再生同類的快樂
6、純度（purity）：是否樂中有苦，有甘有苦就是不純
7、廣度（extent）：受快樂影響的人數有多少

前六項標準可用以計算一個人的快樂，而計算多數人的快樂，必須加上第七項的標準。痛苦也可依此種標準加以計算，這些標準就是所謂〈幸福計算法〉的要素。邊沁認為依據前述各種情況可以將各種行為的價值精確計算出來，但每個人對苦樂感受不同，因此根據前述七項標準，仍無法計算苦樂。因此，邊沁自己又加上了32種的感受性（sensibility），例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與職業等，這些均可能使人對苦樂的感受有所不同。然而，如何計算苦樂，實為一大問題，但邊沁卻自認為可以計算出來。他認為假如快樂為人生唯一終極的目標，那麼快樂就沒有品質高下的分別。換句話說，某種快樂與他種快樂在質上並沒有什麼差異。

此外，他認為每個人對苦樂的感受力大體上相同，因此在評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時，每個人都可以算成是同樣的單位，而且每一個人都應當被當做一個人來計算，並且沒有任何人可以被當做《超過一個人》來計算。但是，苦樂是否真地如邊沁所說可以做精確的計算呢?即使能夠計算，又如何做取捨呢？這也是邊沁功利主義的問題之一。後來，彌爾就對此做了修正，而也許多看法對功利主義提出批判，此請詳後述。

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Jeremy Bentham）（左）認為所謂快樂大於痛苦，就是符合功利的原則，而效用其實就是功利的另一個說法。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三）邊沁的政府理論

邊沁透過他的功利主義之理論，導出他的政治理論與法律理論……等。我們在此僅敘述他的政府理論。

1、服從政府之理由

邊沁的政府論和他的道德理論是一致的，他反對政府是由契約所建立的，他認為契約觀念完全是虛構的觀念，而虛構的時期已經過去。換句話說，邊沁從效用的觀點否定一切的契約說，他認為人在現在之所以服從，並不是在過去他承諾要服從，相反地，是因為服從比起拒絕服從有利的緣故。而在這種服從當中，真正發揮作用的主因其實是：「經過計算的私益」（a calculated interest）。他這種看法是與法國的艾爾維修（J.R.,Claude Andrien Helvetius,1715〜1771）一樣的，艾爾維修認為人的行動是依「被（個人所）充分理解的個人利益（l'interet personnel bien entendu）」來決定的，人一切行動的最重要的原理就是各種欲求最大的滿足，亦即最大的幸福。

2、政府的利益與被統治者的利益要如何一致呢？

既然政府的目的是在確保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但問題在於如何做到這一點。因為政府的成員很自然地會把他們主要的關切放在他們自己的快樂上面，所以邊沁的結論是：只有在自治的制度之下，政府的利益與被統治者的利益才會相符合。但是，這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要有一個適當的代議機構。

四、對邊沁思想之修正

對於邊沁的功利主義在理論上做部分修正的是邊沁的友人詹姆士.彌爾（James Mill）的兒子=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彌爾的功利主義被稱為「質的功利說」。

邊沁的主張是單純的從量的角度，將人的幸福加以加總計算，而彌爾則主張：
從特定的行為所得到的幸福量是有差別的，舉例來說，「知性的.文化的快樂」與「本能的快樂」（例如性的快樂）比較的話，它會得到在質方面更大、更高的快樂。相對於彌爾的看法，邊沁的功利主義就被稱為「量的快樂說」。（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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