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西洋化與中國化的衝突點 香港帶給台灣人的警訊(3-2)

四、彼此的反彈和危機感
另一方面，自天安門事件以來，北京對香港的不信任一直存在，並且未能消散。在香港，「國家安全法」因為巨大的示威活動，而被迫廢止，與回歸以前一樣，對共產黨政權加以批判的言論還是合法地在流通著。隨著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增加，這些思想就流進中國，換句話說，井水流入河水的風險就擴大。儘管中國中央政府一直強調尊重香港的自治，強調不干涉香港，但隨著經濟融合的深化，中國政府在政治上就以等比例的程度積極發聲。2007年，全國人大代表吳邦國強調：「香港的自治權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給予的」。2009年，中央政府的香港駐點機構之幹部就有如下的論述，亦即：在香港是存在著《地方的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兩個統治團隊」。
每當有強調北京的統制，而非香港自治的言論出現的時候，香港輿論總是表現出強烈的反彈，但北京的「御用學者」就提供了一種論點將《中央政府在香港擴大其影響力》一事加以正當化。曾在2004年至2007年於中央政府香港駐點機構工作，後來擔任北京大學法學部教授的強世功，他在2008年出版了題名為《中国香港》的書籍。在該書中，強世功主張「一國兩制」是一種與《古代中華帝國統治邊疆》一樣的理論，亦即是「君主不治理化外之民」的理論，是為了承認邊疆之現狀的理論。根據強世功的說法，「邊疆應該服從中央的主權和權威，而中央則對邊疆的安全和發展負有道德上的責任」，他說：這種「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在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中所不存在的中國特色。強世功被定位為信奉毛澤東的新左派，他的論點是將中國共產黨政權定位為帝國傳統的繼承者，但帝國的傳統是被毛澤東透過革命所加以否定的。因此，強世功的這種論點極具靈活性，而可能與習近平所強調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價值觀互相契合。但是，強世功將香港定位為中央文明所未普及的邊疆，而主張：香港應該服從中央，同時是仰賴其施恩的存在，這種主張香港人是不太可能樂於去接受的。
同時，「中國化」的發展在香港市民之間，就引起了《香港會失去》的強烈危機感。在2011年，電視劇的一句台詞：「This city is dying (這個城市正在走向死亡)」就成為流行語。2014年的電影《The Midnight After》的海報大大標出「一夜之間，香港消失了」的口號。這與強世功視香港人為「化外之民」的論調相反。對香港來說，「中國化」就象徵著：喪失、衰退和退化。
這種反彈和危機感就成為2010年代的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北京強烈要求香港實施愛國教育。但是，在香港，由於逃避共產黨統治的難民及其後代占多數，要求對共產黨效忠的愛國教育引就起了強烈的反感，這被認為是「洗腦」。2012年，反對強制實施「愛國教育」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爆發，被稱做有十萬人參加的年輕人和保護者就進行了靜坐示威，而展開了十分強大的運動。
面對這種運動，習近平政權對香港的態度就變得更加強硬。2014年，中央政府首次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主張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的統治權」。起草這份白皮書的就是《中國香港》這本書的作者=強世功，而這份白皮書就引起香港激烈的反彈，並成為當年秋季的「雨傘運動」的導火線。「雨傘運動」反對中共政權在實質上事先選擇候選人的「中國式」普通選舉制度，而這個「雨傘運動」的基礎，其實和「反國民教育運動」一樣，是存在著對「中國化」的抵抗。
尤其2019年的反對「送中條例」修正案的運動正是這個證明。使刑事犯引渡至中國大陸成為可能的這個修正案，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就很清楚地顯示出香港市民對「中國化」的強烈反彈與危機感的存在。
 
五、在「中國化」的國家安全法體制下的香港
但是，諷刺的是，有兩百萬人規模的巨大示威活動爆發，並在此之後持續半年以上的激烈抗議，這其實就是2019年的香港沒有完全「中國化」的證據。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一開始是在警方的許可之下而進行的，而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因為是公正的普通選舉，所以民主派贏得了超過80％的議席。這些在中國大陸本來是不會發生的，因此，當時的香港至少存在著與中國大陸不同的《西歐型制度》和《市民社會》。
香港這種非「中國式」的政治特徵，之後就被激怒於抗議活動的中央政府給與徹底的改變。在2020年6月，中央政府單方面制定了國家安全法，並將之適用於香港。由於新出現的國家安全法賦予政權在實質上可以隨意鎮壓反政府運動，因此到目前為止曾合法存在的抗議活動、言論活動以及從事這些活動的團體和個人，就突然成為鎮壓的對象。主要的民主派人士被逮捕，不僅政治組織，就連社會組織和媒體也相繼被關閉。更且，2021年，習近平開始強調徹底實施「愛國者統治香港」，並單方面改變了香港的選舉制度。普通選舉被大幅縮小，所有參選人都必須事先接受政府的資格審查。在回歸之前，長達三十年以上的香港民主化就迎來了「突然的死亡」。
在2021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中，所有當選的立法會議員都是親政府的，2022年5月，曾指揮鎮壓2019年的抗議活動，並得到習近平寵愛的李家超，以「對國家的忠誠」為口號而參選行政長官，成為首位警察出身的行政長官，他是沒有經過投票而當選的。

港府行政區長官李家超記者會/港府官網

此後在香港所發生的事情是和向來的「中國化」有所不同、是異質性的。如同前面所述，「中國化」指的是中國影響力帶來的變化，不僅在香港，而且在台灣、日本，甚至全球都會廣泛被看見的現象，儘管其影響力會濃淡不一。相對地，國家安全法實施後的香港，中國政府不是發揮影響力，而是直接行使權力，直接改變體制，這可以說是香港的「中國式化」（亦即：轉變成中國式）。
在導入國家安全法的時候，政府強調該法對99%善良的市民是沒有影響的。但是，「中國式化」不僅僅是政治壓制而已，它還在香港各個方面帶來各式各樣而巨大的變化。首先，在政治層面上固不用說，對於涉及行政等公共部門的所有人員，都被要求對國家=共產黨政權絕對忠誠。香港曾經被稱為「行政國家」，重視公務員不受黨派左右的政治中立性。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公務員也根據自己的信仰不斷召集反政府的集會，這就引起政權激烈的憤怒。現在，公務員被強制宣誓效忠國家，拒絕者將被解雇。在招聘考試當中，也被追問對國安法的理解。去年（2022年）秋天，在香港政府內經常舉行學習黨大會精神的活動，北京駐港機構的代表等就不斷進行演講。
政權目前雖然仍強調要保持香港司法的獨立性，但是在向來的教科書當中被明確寫下來的三權分立就被強烈否定，在學校圖書館當中，提到三權分立的圖書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式的體制理解，亦即三權是「相互合作」的。當然，國安法對於司法的運作方式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安法實施後受到打壓而停刊的親民主派報紙《蘋果日報》的創始人黎智英因為違反該法的嫌疑而被逮捕和起訴。
在審判過程中，黎智英提出申請要委託英國人權律師蒂姆·歐文來進行辯護。政府反對這一點，但香港法院於2022年底按照傳統的香港普通法體系，批准了這一個申請，而政府則敗訴。於是行政長官李家超立即向北京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提出要求，請其對國安法進行解釋。根據規定，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是有權解釋國安法的，但這次卻是首次發生。接受這個請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就發表了如下的「解釋」：於國家安全相關的案件中任用海外律師時，有義務要獲得行政長官的證明書。如此一來，行政長官將能夠干預國安法案件的律師任用。

《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翻拍電視畫面

根據國安法的規定，審理該法案的法官是由行政長官指定，這就成為原告選任法官的制度，而引起了爭議，但是關於律師的限制，國安法並未作出明文規定，那麼，是否可以透過《解釋》對此規定加以訂定呢？曾在香港的中央政府駐點機構有工作經驗的清華大學法學部教授王振民，於2023年1月27日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文章，展開了要將此一解釋加以合理化的邏輯。他認為國安法並未針對律師作出規定，這一看似乎是法律上的漏洞，但國安法是中國法律，所以律師問題在北京的立法者當中，早就「在潛意識中將之加以解決了」，如果像這樣的問題出現時，那麼在中國取得資格的律師才能夠被聘用，這是中國的「律師法」所規定的，中國的「律師法」將自動被加以參照。由此看起來，如果未來在國安法案件中政府遇到不利的情況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似乎就可以透過「解釋」而以「中國式」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到2023年2月為止，已經判決的國安法案件並不多，但有罪率到達了100％。
這種導入一元統治體制的措施，也正在政策層面產生了重大變化。自1970年代以來，香港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選擇了盡可能不干預市場的政策。與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香港更加注重市場，是一個缺乏產業政策的特殊地區。但是，在懷疑西方型市場經濟的效率，並將政府的不作為稱為是躺平的習近平政權之下，「積極不干預」會成為左派指責的對象。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2年10月的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宣布，政府將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透過對戰略性產業進行投資，並提供財政和土地的優惠措施，以吸引生物技術、人工智慧、數位科學、金融工學、先進製造業和新能源等企業。這如果實現的話，或許將會使香港轉向成為「中國式」的政府主導經濟體制。這對香港來說是歷史性的轉變，這是不亞於政治層面的自由之喪失。在香港的論壇中，已經沒有民主派、也沒有反體制媒體，在這樣的論壇之下，就沒有對於這一政策是否正確的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