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通才教育 、人文心靈價值與影視藝術

蔡榮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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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9年,東海大學通才教育對於我的啓發,包括如何思考、欣賞音樂與藝術、選擇 觀賞電影。優秀的電影裡面有藝術、音樂、故事、文學與哲學。一直到今天,我始終讚賞多位導演,把他們當導師。東海推行 「通才教育」,是當時台灣教育界獨特的創舉,其目的在於啟發學生追求真善美,培養兼顧 科學知識與人文素養的東海人。理科學生,需要人文素養;文科學生,需要科學知識 和邏輯思考。曾約農校長用中英文進行專題演講,英語老師艾大衛(Mr. David Elder )全程錄音。另外,楊紹震教授講授西洋史,讚揚歐洲 文藝復興 時期的人文主義,推崇 「多才多藝丶具有圓通才能的文藝復興人( the versatile, well-rounded Renaissance man )」。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精通文學、哲學、神學、天文科學,又善於繪畫與歌唱,並深入參與政治活動。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是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和畫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是藝術家、畫家、雕刻家、建築師和詩人。人文主義教育的重點是: 人類身體的均衡發展,人文心靈的和諧成長。

現代科學技術急速發展,如果罔顧人文丶心靈丶倫理價值,必然危害人類社會,破壞自然環境生態。1930年代,西班牙哲學家 奧特嘉 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 , 1883〜1955) 警覺 「專業的野蠻 ( “the barbarism of specialization” ) 」是現代社會的危機。1959年C. P. 斯 諾 ( C. P. Snow , 1905〜80 ) 警告: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鴻溝,將它們分割成兩種不相關的文化( two cultures )。西方學者對 「人文教育的危機( humanities crisis )」憂心忡忡,強調科學家、醫生、律師、企業家等等專業人士,必須接受人文主義教育的薰陶,培養道德 紀律,才能造福人類,保護地球生態。布朗諾斯基( Jacob Bronowski, 1908〜74 )呼籲建立科學的人文主義( Scientific Humanism ),響譽歐美學界。

東海大學榮退教授林俊義的著作《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林俊義回憶錄》( 2014 ) ,是一本必讀的好書。他是科學家和社會行動者,致力於環保運動。他嘆道:「環境生態的破壞是現代物質文明惹的禍,人類心靈丶人文丶倫理的式微是科技文明的『成就』。」林教授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在東海大學執教二十多年,是學生之福。

不過,有關「科學中立」議題,他對布朗諾斯基稍有誤解。他只引用布朗諾斯基的一個句子:“Science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even in the ruins of Nagasaki” (即使在長崎的廢墟上,科學也沒有什麽可恥的)。其實布朗諾斯基的整段文章是在嚴辭斥責濫用科技,造成地球的災難。他強調:科學家從事研究過程,所展現出來的價值是:民主、自由、謙虛的態度、容忍異議、勇於挑戰權威、獨立判斷與創新。這是科學的倫理價值。為了求真,科學家也依賴這些價值才能做研究工作。(詳見Bronowski,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 Harper, 1956)

湯瑪士孔恩(Thomas S. Kuhn)《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的論述也有類似的涵義:科學家的同僚社群(the communities of scientists)容忍異議,挑戰權威,創造新的學理典範(paradigm )。孔恩指出科學的學理並不是絕對客觀的真理;典範被挑戰之後會改變。 譬如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的經院哲學( Scholasticism )以地球為中心的論述,被哥白尼(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 和牛頓(Newton)推翻,科學革命產生現代宇宙觀。後來 牛頓 機械式「絕對」的時間與空間定律,又被愛因斯坦( Einstein )的相對論推倒。孔恩的論述顯示,自然科學沒有絕對的客觀學理,更何況社會科學。

布朗諾斯基認為科學與藝術有某些共同的特徵:「科學家用詩人的意境(image)與隱喻(metaphor)發現自然現象。……創作活動同樣展現於藝術與科學」(“The scientist discovers nature through poetic image and metaphor…. Creative activity is displayed alike in the arts and in the sciences.” )誠然,科學家牛頓與愛因斯坦有詩人般的直覺丶想像力和審美觀:單純就是美。 牛頓的格言是:“Nature is pleased with simplicity” (「天道尚簡」) ( 見W. Iss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Y., 2007)。愛因斯坦說,「我的科學成就,很多是從音樂啓發而來。」

傑出的電影製作,結合科技與藝術:說故事、傳播知識、觸動美感經驗、激勵思考價值觀念與生命意義。在語言教育方面,看電影也可以學習外語。年輕時代,我着迷於看電影,就喜歡用學外語來當藉口;看日本電影學日語,看英美電影學英語。記得1956年到台中戲院看《 D-Day, the Sixth of June 》(六月六日斷腸時),試圖分辨美國人和英國人不同的英語發音和用詞,同時也可觀賞戰爭中,掉入愛河的異國情人間的三角關係,和他/她們 堅強丶正直丶高尚的性格。這不像是寫實的影片。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 )的 Vertigo(《眩暈》)也不錯,金露華(Kim Novak)頗有氣質。在東海開學之前,曾看過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導演的Shane(《原野奇俠》,根據傑克舍弗Jack Schaefer 的小說改編),描述美國西部開發時代,一個獨行俠的故事。印象深刻,後來我也讀 了這本小說。

許多電影是根據小說拍成。看一部好電影,就如同讀一本感人的小說。例如雨果(Victor Hugo)的 Les Miserables (《悲慘世界》)和 Notre-Dame de Paris(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鐘樓怪人》),故事多麼地感人!又如巴透理尼(Luigi Bartolini)的 The Bicycle Thief(《單車失竊記》由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 導演) 對人性描述真切 。波耶(Francois Boyer)的Forbidden Games (《偷十字架的小孩》, 克萊門特Rene Clement 導演),描寫戰爭中小孤女和養兄的感情,令人感動。還有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的Hamlet(《王子復仇記》,莎士比亞悲劇)。另外,還記得 The Great Waltz(《翠堤春曉》),是作曲家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的故事,裡面有許多美好的音樂。


看一部好電影,就如同讀一本感人的小說。例如雨果的 Les Miserables《悲慘世界》(左)、巴透理尼的《單車失竊記》(右)。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東海通才教育課程包括欣賞西洋古典音樂,由一位美國教授指導。韓國磺當助教,特別投入。謝善元與江樹生開始學小提琴。他們拉小提琴聲音特別響亮,隔開好幾間宿舍都還可以聽到。每次聽到他們又在拉小提琴,就得向上帝禱告,祈望他們趕快學好,看準音符、拉出悅耳的音樂!韓國磺課餘還舉辦猜音樂欣賞會,猜對的有獎品,獎品是大家的掌聲。我只猜對了一次,是貝多芬( Beethoven) 的 Spring Sonata(〈春天奏鳴曲〉)。他後來出國研究音樂,頗有成就,編著《現代音樂大師---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 一書。談到音樂,還記得室友丁家鸞教我唱 <紅豆詞>。另外,假如當時東海有電影欣賞課程,我會轉行主修電影學,沒機會很可惜。心想自己稍缺靈感與想像力,必須多看好電影。美國大多數大學,都有電影學( Film Studies )的課程。教授指定學生看電影,每周討論寫報告,分析每部影片的歷史丶社會丶政治背景,以及其重要涵義。

有一本好書,和讀者分享: Robert B. Pippin, Hollywood Westerns and American Myth: The Importance of Howard Hawks and John Ford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羅伯特皮蓬著《好萊塢西部電影和美國神話:霍克斯和福特在政治哲學上的重要性》)。皮蓬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對好萊塢西部片,作深刻精闢的分析。有些人認為西部片的特徵,是道徳上黑白分明,好人終究打敗壞人,就是這麼簡單。這樣過度簡單化的看法,只適合形容許多B級的影片。其實好萊塢有許多傑出的導演,製作傑出的西部武俠。Shane 的對敵,也並不見得都是壞人,在一個沒有法紀的荒野,他們也是為了生存而爭奪土地資源。

關於霍克斯(Howard Hawks)導演的 Red River(《紅河谷》,1948 ),皮蓬評論說: 「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以文明作掩飾的殘酷世界,從最初對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之侵占與殖民過程中,更有效、更“慈善”地獲得了暴利。我認爲影片中所創造的模糊,是這部影片的重大成就之一。」 這是尖銳細膩的分析。皮蓬 對約翰福特( John Ford) 導演的 Stagecoach (《驛馬車》,1939 )、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雙虎屠龍》,1962 )、The Searchers (《搜索者》,1956 )之政治社會涵義,都有精彩的評論。學者認為霍克斯通常對「文明的價值」 存疑,而約翰福特是 「影藝界文明的偉大詩人」(“cinema’s great poet of civilization”)。

通才教育的目的,在追求真善美。「求真」就要獨立批判思考(critical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不要人云亦云。看約翰福特的電影,參考皮蓬的影評,激勵我們思考,判斷真偽。「求善」就是要探討事物的道德意涵,分辨是非丶善惡丶好壞( morally discerning )。「求美」即是審美 ( aesthetically discriminating ):藝術之美, 悅耳的音樂、悅目的圖畫、自然界之美與人文價值之美。 總之,藝術丶音樂丶小說丶書籍丶和電影,呈現出人生經驗中的真、善、美。

兩位聞名的畫家席德進(1923〜1981)和林玉山(1907〜2004)老師,早年曾任教嘉義中學。那時懵懂的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幸運,沒有好好學習,確實遲鈍又愚笨。許多年後回想,才知道他們的智慧。有一次林老師說:繪畫有時候不要畫細節( 譬如畫一棵樹不必畫每個樹葉);他說了一句日語: 「ばか正直」(baka sho-jiki, 愚笨的誠實 )。我這外行人猜想,這句話的意思是細節需不需要,視情況而定,看個人喜好。曾看過法國畫家詹姆斯迪索( James Tissot ,1836〜1902 )的一大幅畫 “The Circle of the Rue Royale,”(《皇家大街的上流圈》),描繪幾位高傲的紳士,背景是豪宅庭院,樹葉葉葉分明。我猜想文藝創作,要能分辨出在什麼情況下,哪些細節重要,哪些不重要;而且要平平實實,恰到好處,不多不少。說得容易,做得難。我是外行人說外行話。

嘉義中學的席德進老師是理想主義者,他綽號叫「西洋畫」,喜歡跟同學們做朋友。有一次他看到一位低年級的同學在閲讀魏德曼(Walt Whitman,1819〜1892 )Leaves of Grass的中譯本《草葉集》,他好奇地問:「看得懂嗎?」他常把自己的書籍和唱片借給高年級同學們共同欣賞(包括我的大哥篤勲)。有一個中秋夜,他找我二哥(篤顯)和我三人,跑到山仔頂「紅毛淠」(蘭潭)一起賞月吃月餅。他還到過我們北港的家訪問過夜,素描我的祖母老人家、大妹(小學生彩玉)和我。我沒有把給我的素描保存下來,非常可惜!

由於席德進老師和大哥高年級同學們理想主義的影響,我開始喜歡聼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孟德爾頌( Mendelssohn)、蕭邦(Chopin)與巴哈(Bach )的音樂,以及閱讀 傅雷翻譯 羅曼 羅蘭( Romain Rolland,191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的長篇小說 《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這部小說可說是1870〜1910年間,西歐藝術與知識界的史詩。美學學者傅雷 ( 1908〜1966 )早年在巴黎大學攻讀藝術評論。他的兒子傅聰是世界聞名的鋼琴家,2001年我在香港聽過他演奏莫扎特神奇的樂曲。《 傅雷家書》( 1984 )充滿美學藝術與智慧。他說:「為學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 “通”才能培養氣節、胸襟、目光。“通”才能成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觀天的危險。……弄學問也好,弄藝術也好,頂要緊的是humane,要把一個“人”儘量發展,沒有成為……「專」家以前,先要學做人;否則那種「專」家無論如何高明,也不會對人類有多大貢獻。」 這不就是「通才教育」的意義所在?跟奧特嘉(Ortega)、斯 諾(C. P. Snow)、布朗諾斯基(J. Bronowski)和曾約農的想法,不謀而合。讀書、閱讀小說和觀賞電影,都可以獲得靈感,學到知識與智慧。

1950〜1960 年代 是日本電影的黃金時代,有多位世界級導演,拍攝出數百部精彩影片。稻垣 浩( Inagaki Hiroshi, 1905〜1980 )的《宮本武藏》( 1956 )敘述一位「劍聖」的經歷足跡。武藏文武兼備,其著作《五輪の書》涵蓋禪宗、神道與儒家哲學。另外,《無法松の一生》( 1958 )則描述一位真誠但社會地位卑微的人力車夫的一生。這位忠實卑微的僕人,在一個封建社會裡,終生孤單寂寞,卻暗戀著善良美貌的寡婦女主人。席德進老師對這感人的影片,讚賞不已。

黑澤明( Kurosawa Akira, 1910〜1998 )的《生きる》(1952)令人深思人生的意義。另外,《羅生門》( 1950)是一位夫人遭強姦的故事;當事者與目擊者對同一件事,因為個人觀點和立場不同,以及個性上的缺陷,而有不同的描述。讀史者必須看這影片,不讀史者也必須看這影片,它提醒觀衆要獨立思考判斷事物的真假。複雜的人性、侷限的個性,令人難於發現「真理」,或許沒有絕對的「真理」。


黑澤明的《羅生門》提醒觀衆要獨立思考判斷事物的真假。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小林正樹( Kobayashi Masaki, 1916〜1996 )的《切腹》( 1962 ),揭露德川幕府時代封建領主的虛假與殘暴。兩名武士浪人跑到領主家切腹自殺,其過程隱情千頭萬緒。事後領主隱瞞事實,令史冊記載一切太平無事。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必須看這影片,不讀史者更需要看,才知道統治階層寫歷史,經常謊言連篇,顛倒是非,以維護其權力。

溝口健二( Mizoguchi Kenji, 1898-1956 )的《雨月物語》(1953)和《近松物語》(1954)分別根據兩位日本文豪 的作品拍攝:上田 秋成( Ueda Akinari, 1734〜1809 ) 和 近松 門左衛門 ( Chikamatsu Monzaemon, 1653〜1725 ),故事扣人心弦,令人深思。另外,市川 崑(Ichikawa Kon, 1915〜2008 ),木下惠介( Kinoshita Keisuke, 1912〜1998 ),今村昌平 ( Imamura Shōhei, 1926〜2006 ),都是國際級的知名導演,贏得諸多獎賞。山田 洋次 ( Yamada Yōji, 1931生 ) 亦然;他的庶民電影《男はつらいよ》,《鉄道員》,《たそがれ清兵衛》,《遥かなる山の呼ぶ声》,《幸福の黄色いハンカチ》等,教我如何從庶民的角度來看歷史(“history from below”)。

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ō, 1908〜1963)的《晚春》(1949), 《麥秋》(1951), 《東京物語》(1953),《早春》(1956), 《秋刀魚の味》(1962)都是卓越之作。Donald Richie, Ozu: His Life and Fil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唐納德里奇著《小津:他的人生與電影》),和 David Bordwell, Ozu and the Poetics of Cinem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鮑大衛著《小津與電影詩學》 )是研究小津的佳著。小津對我影響至深,他的藝術引導我如何思考,如何看待人生,對著書幫助最大。他對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性格,作細膩的觀察和具體而微的描述。他的導演藝術是以小而見大,從細微處見精神。正如詩人藝術家威廉 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所說:“Art and Science cannot exit but in minutely organized Particulars”(藝術與科學皆由諸多個別、細節瑣事、精緻組織所構成);「一粒沙中見世界。」(“To see the world from a grain of sand.” )也就是說從平凡中找尋崇高的境界( to seek the sublime from the mundane )。從卑微瑣事之中,探求崇高境界,因為平凡的事物往往是特殊非凡。這是禪宗哲學。小津描述日本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之性格與心思,唯妙唯肖,是最「本土的」,也是最「普世的」,任何種族國籍的觀衆都會欣賞感動。
東海大學的通才教育,令我感恩。

※本文轉載自蔡榮芳著《從宗教到政治: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玉山社出版,2020年)。本文稍作更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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