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國際大廠成歐洲極端政治的受害者─台積電能倖免嗎?

2024年,對於歐洲政治的發展,是一個關鍵大年。右派政黨反對非法移民,進而波及擁有眾多技術移民的荷蘭半導體設備大廠艾司摩爾(ASML);而左派政黨和社會人士反對環境污染,水電消耗都很大的特斯拉(Tesla)德國廠,因此成為「嫌惡設施」。跨國企業集團已經成為歐洲政治極端化的最大受害者,即將在德國德勒斯登設廠的台積電能倖免嗎?

有鑑於英國脫歐的磨人過程,以及事後造成的政治動盪和經濟不振,歐洲的極右派政治人物現已不再熱衷「脫歐」或「不用歐元」,或是終極「反體制」的極端政治主張。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在歐盟體制內,提出「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政策」,以達成目標。

歐洲左派和右派政府/政黨,最大的分野在於:是否同意與宗教相關的墮胎、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個人宗教信仰相關的議題;而如何處理非法移民的跨國議題,則是向上影響到國家預算資源的分配,以及其與歐盟當局間的資源分享和政治互動關係。

由於歐洲最近兩年的經濟不好,民生困苦,不利於執政黨。少數的例外是極右翼的匈牙利總理奧班,因為政治上和地理位置鄰近俄羅斯,國內能源價格並沒有因為俄烏戰爭衝擊到民眾的生活,前年得以順利連任。奧班也是最後一個同意瑞典加入北約的成員國領導人,他在美國兩黨總統黨內初選結束後,造訪佛羅里達州,公開支持川普重返白宮,被拜登總統批評為「尋求獨裁」,誠屬當前世界政壇的異數。在義大利,前年贏得大選而掌權的右翼總理梅洛尼,早就因為從北非偷渡到義大利的非法移民眾多,而表達不願意再接納的政治立場。法國的極右派領袖雷朋,甚至前往義大利登島,與當地居民共同反對非法移民偷渡到義法兩國。

在荷蘭,儘管現任首相呂特領導的內閣已制定「貝多芬計畫」防止ASML出走,並在本周訪中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改善雙方經濟關係,但事實上,擔任首相超過13年的呂特去年7月已宣布,待新政府成立後就將退出政壇。換言之,立場偏左的他,現在領導的只是看守內閣,施政能否延續仍在未定之天。

去年11月荷蘭大選,在極右派的「荷蘭川普」懷爾德斯帶領下,其所屬自由黨取得國會超過四分之一席次,從而擁有組閣權。儘管懷爾德斯日前已宣布放棄爭取首相職務,但被視為以退為進,荷蘭新政府仍將充滿右翼色彩。不過,根據歷史經驗,荷蘭政黨組建聯合政府的過程曠日廢時,2021年那次花了十個月才定案,這種政治折騰,無疑增添國際級企業如ASML的經營變數。

歐洲的移民問題相當複雜,一般社會大眾對於非法移民的刻板印象,主要是認為「移民是米蟲,不工作,所以不用繳稅,還可以享受免費的社會福利」。正因為對於移民和非法勞工的政治和社會偏見,歐洲主流白人忽略了跨國企業集團裡的「技術移民」,像是極紫外光(EUV)微影設備製造商ASML ,就聘用了大批的外籍技術工程師,如今就算是脫歐後的英國公民,也可能因為「國籍」問題,而成為未來荷蘭極右派政府執政後,無辜的「潛在」犧牲者。

尤有甚者,荷蘭政府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每每受到來自不分黨派的美國總統施壓,要求配合管制ASML出口曝光機(大陸稱光刻機)到中國大陸。就算該公司不斷疾呼,一旦中國自行研發並製造出高階的曝光機,最後恐造成ASML失去整個大陸市場,但荷蘭政府仍唯美國馬首是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ASML外籍技術工程師和家人的日常生活又因為政治氛圍丕變,受到「制度上和系統性的歧見」,那麼技術移民與工程師的子女就學環境和居住環境,就必須承受原本可以迴避的風險,長期而言,勢必影響到公司的研發和營運。也無怪乎ASML當局會高喊,一旦外來人才政策生變,就考慮將部分業務移出荷蘭。

與荷蘭情況不同的,則是德國的特斯拉超級工廠,面對來自重視環保生態人士、付諸實際行動的抗議。特斯拉德國工廠所面臨「非經濟因素」的衝擊,是基礎設施供電網的被破壞,而且由於當地居民擔心超級工廠會污染水資源環境,正不斷和環保團體接力進行示威抗議。特斯拉面對德國聯合政府,特別是綠黨的「綠色新政」,正陷入「政治不正確」的危機。而馬斯克在媒體面前,說他「愛柏林」的自我表白,更顯得尷尬與無奈。

看看ASML、特斯拉在歐洲的處境,台積電德國廠除了要克服「土地-水-電-人才-人力」等難題,前進德國的台積電工程師,難保不會面臨ASML外籍工程師遭遇的技術移工問題,以及特斯拉的環保生態問題。凡此均是歐洲現階段不容忽視,卻也無力解決的重大政經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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