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只領1美元，當選後還倒貼財產做市政...郭董參選總統，最值得借鏡的不是川普，而是他

作者●楊少強/商業周刊 攝影者．郭涵羚/商業周刊

郭台銘宣佈參選總統，創下台灣總統選舉首度有企業家候選人的先例，企業家總統，究竟好不好？至少有兩個問題待解：一是如何平衡企業家與公職的角色，二是企業家能改變政府什麼？

第一個問題，成功企業家跨足政界不乏先例，近期最值得郭董研究的對象，可能不是常跟他熱線的美國總統川普，而是前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

彭博在1981年就創立以他為名的財經訊息頻道，他擔任該公司董事會主席兼執行長達20年，直到2001年當選紐約市長。《紐約時報》稱，在擔任市長期間，「他（彭博）一直是公司的主要控股股東，但是不能參與其日常經營。」

此外，彭博擔任紐約市長12年期間，只象徵性地領1美元薪水。他還為了這個職位倒貼錢。除了自掏腰包競選，他還花錢推動槍枝管制、移民與志工服務等改革。總計擔任市長期間，彭博不但未領270萬美元薪水，他還倒貼超過6億美元。

在當市長前，彭博早已是身價逾10億美元的富豪，不需再靠公職求名利。因此他的施政不是以討好民眾為出發點，而是想實踐理想，但正是這樣反而能讓市民認同：彭博上任後，《華爾街日報》與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每個月都做問券調查，認為彭博有做好市長的比例始終在50%左右。

郭台銘參選引起熱議或許也在此。傳統政客失去政治舞台就一無是處，因此他們為求掌權，有時身不由己須放棄理想。郭台銘和彭博一樣，他們不靠政治也能發達，因為無後顧之憂，他們因此能堅持理想改變現狀，不像傳統政客一事無成。這正是企業家參選最大的邊際效益。

企業家從政的第二個問題是：他能為政治帶來什麼改變？最重要的或許是「數字管理」。

在擔任市長期間，彭博創立了「市長數據分析辦公室」，負責收集分析紐約市整個公部門數據。

以消防為例，據台北市地政局考察的結果，紐約市共有100萬棟建築物，但紐約市消防局只有250名安檢人員。為了把有限資源做更有效運用，市長數據分析辦公室和消防局合作開發一套系統，找出容易失火的房屋與重要指標的相關性（例如低收入、治安不佳、老舊社區），得出危險指數的高低，然後決定何者要優先照顧。

紐約市政府這套數據分析2013年實施以來，檢查成效由23%提昇到70%，火災數量也跟著降低，經過該系統檢查後的建築物，死亡人數為0。

彭博另一創舉是利用客訴當數據。紐約市政府的NYC311話務中心，任務是接受民眾陳情，每天要接5萬5千通電話。彭博上任後，NYC311分析各個時段的市民話務量，以調整客服人數，另一方面把客訴資料公佈在紐約市的平台，提供民間使用。

這些訊息對廠商大有用處，例如地產商就利用這些客訴資料，判斷哪些是噪音、髒亂、治安不佳的地區，並決定要在哪些地點蓋屋，或定出多少價格。這些訊息使價格更精確地反映房屋品質，最後受惠的仍是市民。

以彭博為例，企業家從政能帶來的最大改變，在於「數字管理」，提昇政府效能以使民眾受惠。

這也是企業家與政客的最大不同。企業家是用自己身家，去賭未來市場變化，他們要對自己荷包負責，一分一毫錙銖必較。美國總統川普當商人時，每天花大筆時間和供應商打電話，只為省個幾美元。有人質疑他是富豪，何必在意這種小錢？他說，「若不是每天這樣省個幾美元，我早就破產了。」

政客花的卻是別人的錢，他們拿到預算後，蓋出沒人用的蚊子館、地鐵，就算毫無效益，他們也不用付代價。但納稅人每天辛苦工作的血汗錢，就這樣被浪費掉。

企業家參政當然不能改變這個現實，但他至少能建立一套制度，一個項目值得投資嗎？不要再像政客一樣畫大餅喊口號，而是實實在在地做成本效益評估：哪個部門要花錢，請先證明這個錢花的有價值，就像在民間企業一樣，一切用數據說話。

郭台銘若真參選，最大優勢是他與傳統政客不同，但最大挑戰也是他與傳統政客不同：後者能忍受公部門的低效率，但身為企業家的郭董能忍受嗎？若不妥協，他一人能否和傳統官僚集團對抗？倘若妥協，他和傳統政客又有何不同？這才是郭台銘當總統要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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