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捨得讓誰難過

中國時報【本報訊】 在職場生涯裡，我個人的作為平庸簡單，可是因為看得到別人的真善美、聽得出別人的虛實意、寫得出別人的喜樂痛，多數的工作對象願意對我敞心。 受他們光芒或憂傷的潤化，我期待自己成為一個更有誠懇度的媒體或文字工作者，這些內心的豐獲與謝念，不是履歷表或經歷記事所能記錄的。 世新畢業的學歷、欠缺姿色的相貌、眷村孩子的背景、智商一般的反應，讓我明白我的人生沒有厚實的條件，所以凡事不可投機。 因為不可投機，更要加倍取巧。 取巧的翻譯是：盡量避免做讓人難過、難堪或難受的事。 但是我的工作、我的修養，難免會有讓別人不舒服的時候。 對我而言，讓別人不舒服就是違心的行為，最耿耿於懷的終將是自己。所以舉凡讓別人難過的事，我都歷歷在心警惕再三，也為自己的成長加添了借鏡的經驗。 如果我曾經讓誰難過的，請原諒我。 李敖和胡因夢簽署離婚協議的次日，《民生報》獨家刊出。 李敖來電話：「高愛倫，妳看到了嗎？我要告妳。」 我敬答：「我並沒有看到，但是我知道現場有哪些人，需要我陳述名單嗎？」 我硬話軟說，不想以氣勢占上風，只想讓對方舒懷，所以我繼續說：「如果我帶給你困擾，我現在以私人立場向你致歉；如果你要告我，那律師信可以寄到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編輯部。」 當然，我和李敖對這則新聞很快就轉入和平對話，沒有釀成任何衝突，因為讓人難過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我有失衡失真的報導。事實上，我用了更多的同理心去體察──他們的不同不是誰的錯。 我用過一張相片，是一位作家與旅歐藝術家的甜蜜照片，但是當時民風保守，我所看到的「甜蜜」對當事人而言是不宜侵犯的「親密」，所以一狀告到大老闆惕老辦公室，惕老把我叫去問話，我據實以答，惕老笑笑：「高愛倫，妳很會跑新聞啊！」 我在工作上被賦予的信任，並沒有因為這個告狀受影響，但是我內心對當事人是感到抱歉的。 在《大成報》做總編輯的時候，行政主管的主要工作是督導、把關、鑑定新聞內容，可是有時我也會被要求寫新聞，因而不得不報導張琍敏失婚事件。見報後，她在電話中相當難過地說：「我們是朋友，所以我們之間沒有謊話，妳為什麼要寫出來？」 在傾聽她的情緒過程裡，我沒有申述、沒有抗辯、沒有插話，只在她宣洩完畢後，說了一句話：「如果有任何人問到這則新聞，妳就回答：『根本是高愛倫亂寫的。』我會默認。」 我跟她迄今仍是好友，事實上經過這件事之後，她從來沒有懷疑我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朋友。當我生活歷經相同的傷痛時，她對我的安慰、逗我笑的善意，我一一領會。 秦漢發生婚變時，我謹慎落筆，不希望任何一方加重劇痛，但是當時我處在「跟誰都是朋友」的位置，讓元配邵喬茵對我產生諸多合理的猜測、不信任，直到她到臺中作秀受到誤解的批判，她來電話：「我現在才懂得妳的報導一直在維護我。高愛倫，妳為什麼都不出現？妳為什麼都不再來訪問我？」 我很心疼這些結果，但是當時愛莫能助，我告訴她：「我媽媽過世了，我在喪假中。」 那時我才二十六歲，真的還很年輕，但是我已經對那個年代的很多人、很多事洞察到──人的關係，往往動於真心真情，也傷於真心真情。 做新報紙《星報》的時候，因為類型年輕，編輯部都是小青年，我聽信孩子受委屈的發言，在新聞圖片上以自以為幽默的方式處理一張相片，對當事人陶晶瑩是極大的不禮貌行為，這真的是我職場幾十年來，唯一必須公開致歉的戲謔。 對同事的護短，竟然造成別人的困擾，我懊惱又慚愧，特別找小燕姐請她代轉我的歉意。 我初入出版界任職《電視周刊》時，曾為小燕姐，也為鳳飛飛、劉文正、崔苔菁、陳莎莉、甄妮寫過長篇連載，小燕姐算是認同且誇耀我的知心人，她曾說過：「妳寫人物像是美化環境，寫誰，好像誰就完美了。」 相信是因為小燕姐幫我美言與疏通過，兩天後，陶晶瑩反而快遞一束花與一張卡片安慰我，我泫然。謝謝妳，陶晶瑩！ 我還做了一件對不起人的事，那就是林鳳嬌。這也是需要強烈道歉的。 那年，我為林鳳嬌寫《民生報》長篇連載，她交給我三本童年與少女時期的相片簿，刊完之後，我沒立即歸還，搬了兩三次家，相片簿遺失了。 我到香港，她追著我要相簿。 她到臺灣，我約陳念慈一起在南京東路馥敦飯店喝咖啡，反正不管我解釋多少次，她又責一下我遺失她相片簿的事。 有一次，邱素惠去國賓飯店訪問林鳳嬌，素惠回來轉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阿嬌姐說妳欠她照相簿。」 前年成龍出書，去年成龍回臺北拍戲，兩次接觸，我免不了要問問林鳳嬌近況，經紀人李慧良EMMA總會附加一句：「阿嬌姐說妳弄掉她的相簿。」 我說：「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了，讓她念念也是應該的。那真是她非常重要的珍藏，我的確太不應該。」 好在我也為成龍冒險犯難過，希望能因此讓阿嬌對我罪降一等。 那年，成龍一部大片《A計畫》的NG片被製片公司侵權剪成《B計畫》，並準備上片，連嘉禾公司都左右為難不知該如何處理，我居然敢寫出來上了頭條。隔一天在西門町電影街遇到嘉禾分公司經理李渝。 他問我：「拿到金牌沒？」 我不解：「什麼金牌？」 「他們叫我們嘉禾不要多話，說記者不會再寫這件事了，因為他們打了幾面『沉默是金』的金牌送給大家。妳的那面金牌還是最重的。」 有關「沉默是金」金牌的分送，當然是相關製片人捏造的笑話，隨後也就風平浪靜。 現在想來，我寫新聞不嗜血，但有點刀口舔血，這樣的勇氣如果發生在社會新聞上是仗義，但在影劇路線上值不值呢？ 香港演員夏文汐很紅的時候，來臺灣拍戲被臺灣製片界搶得很凶。當時經紀她事務的女製片人帶著她東藏西躲，大概被周圍製片組對象逼急了，覺得自己保護傘不夠大，就傳出一套說法。 有一天，喜翔打電話給我：「姊，夏文汐住妳那兒？出來談談嘛！她一直躲通告，影響到很多人。」 「誰說夏文汐住我家？歡迎你來探望呀！」我大驚，因為當時夏文汐神祕得連我都找不到呢！ 喜翔是演瓊瑤電影時期的藝名，後來改回本名，就是現在的金鐘影帝金介文。近年我們一講到這事，兩人都哈哈大笑。我說：「如果有必要，我只助人，我不藏人。」 我知道，社會上有很多聲音是輕蔑我所走過的行業！他們既想親近又有畏懼，既要利用又要反制，在這樣的矛盾中，其實絕大多數記者都受累職業的原罪，我們似乎已經形成另一種明星類型，不管怎樣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怎樣認真理解事件的真相，所有還原現場或拆解虛實的努力，仍然不可能滿足每個角落的主觀評價。 我尊重自己曾經安身立命於此，我永不、永不、永不批評我的同業。 我知道，我的粗心，也曾讓人不好受，但是我看自己的初心與本心，我真的不捨得讓誰難過。 朋友們在檢視自己的人生時，越來越愛自審人生追求的各階段宏願。 我一向胸無大志，但因為一直不捨得讓人難過，也一直盡力如此，就逐年逐年確認成一篇簡略的生平：如果有一天我永恆的躺下，希望偶爾想到我的人會覺得：嗯！這人還不錯。 如此而已，真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