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恆生指數再近歷史低點 香港走向「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還是寄望「由治及興」
踏入2024年港股延續下跌態勢，彷佛印證了去年中國網民戲稱香港淪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之說。
「公司去年六月才炒了一成人，下星期又會再炒一波，誰都不知道幾時輪到自己。」在投資銀行任職的謝先生受訪時憂心忡忡，「現在香港通街都是沒工作的banker。」
去年起，外資大行裁員潮一浪接一浪，他所在的中資公司也難逃一劫。「國企本身很少裁員，現在也開始炒人了。這一兩年生意太差，根本沒有大deal，做來做去都是一些細deal，哪養得起那麼多人？」
在另一家中資大行任職高層的黃先生（化名）則說，公司為了政治正確一直「很聰明」地避免直接炒人，而是勸員工自願離職。他直言「日日都好驚沒有飯碗」，又指港股市值大縮水，整個市場死氣沉沉，「連我自己都在計劃移民了，不想把前途和財富跟香港綁在一起。」
金融業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佔2022年本地生產總值（GDP）近四分之一。香港股市下跌造成負財富效應，同時還拖累樓市和消費信心，令整個香港經濟彌漫悲觀情緒。近期一句網絡潮語已成為了港人反諷現狀的口頭禪：「這是因為你悲觀，我看到由治及興帶來的好處。」
恆指「慢熊」的根本原因？
香港恆生指數1月22日跌破15000點的心理關口，收於14961點，創15個月來新低。同日，香港股市總市值（約4.29萬億美元）被印度股市（約4.33萬億美元）超越，失去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場的地位。
中央政府宣佈兩萬億救市及央行降凖0.5%後，恆指一度反彈並曾回復16000點水平，惟市場人士並不看好長遠走勢。
香港資深投資者林一鳴月初在《信報財經月刊》撰文，呼籲「珍惜生命，遠離港股」。他指從波浪理論的角度分析，以往由金融風暴、雷曼倒閉等危機造成的熊市，最多持續一兩年就結束，但現時港股屬於「慢熊」，形態是「一浪低於一浪」，未必有終結的一天，成交會出現持續萎縮的「陰乾跌」。
林一鳴指，今次熊市背後的根本性問題是「土壤變質」，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普通城市，外資就會離開香港金融市場，國內企業也不會在香港融資，「影響股市走勢的因素，盈利能力從來排第二，第一是資金流向，如果資金要走，就算騰訊P/E跌至十幾倍、內銀跌至三四倍，資金還是要沽，大市還是要跌。」
事實上，過去四年來恆指從33000點水平拾級而下，2022年10月底創下14597點的低位，其後曾有反彈，但由2023年初至今已下跌超過三成，同期美國道指和印度孟買指數卻升逾一成，台灣加權指數及日經指數更分別升兩成和近四成。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對BBC中文指，以往港股跟隨外圍股市升跌，現在逆勢而行，反映國際投資者不願投資香港市場，原因除了美國加息、中美角力等大環境，也因為香港政治處理不好，「『由治及興』沒有興。」
他說：「2019年到現在2024年已經第五年了，為什麼2019年的案件還沒搞定？黎智英案、47人案你要吿，但又一直拖著尾巴。全世界都在觀望你怎麼處理，商家最怕就是不確定性，但這個世界不會等你，他們走了就很難回來。」
港版國安法下，黎智英的上市公司壹傳媒遭警方大規模搜查後資產被凍結，李兆波指香港長年建立的信譽毀於一旦，加速外資撤離。「法治和私人財產不被保障，你講什麼都沒用，因為真的發生過，可以隨時拉人封艇，到時我幾百億、幾千億走不到。」
市場對於政治風險的敏感程度，從近期反應可見一斑。港府今年重推極具爭議的《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特首李家超1月15日強調會確保立法具「靈活性」以「應對千變萬化，甚至目前未必想像到的新手法」，此番言論觸發部分投資者憂慮香港法治進一步遭破壞，恆指突然由升轉跌。1月30日，李家超主持召開23條立法公眾諮詢記者會當天早間，恆指出現2%的跌幅。
上述銀行家謝先生表示，資本市場自去年已對23條立法有心理凖備，但始終對國際投資者而言，香港趨向內地化和人治是個警號，會增加不確定性。
「投資者最重視利益和安全，如果好像國內那麼人治，領導人突然發表什麼講話說不准打遊戲，隔天遊戲股就暴跌到慘不忍睹...... 要知道，很多國際投資者是拿著國家的養老基金投資，他們不會接受這樣的風險。」
就在兩個月前，美國聯邦政府的主要養老基金宣佈，將在680億美元的國際基金中剔除在中國及香港的股票投資。
北京「鐵拳監管」的衝擊
香港被作為國際資金投資中國大陸的門戶，港股則被視為中國經濟的一面鏡子。香港上市公司過半為內地企業，有逾1430家，佔港股總市值近八成，而近年中國房地產和消費品公司都在港股遭大幅拋售。
「港股A股化，中國股市不好，香港股市也不會好。」Orientis首席經濟師徐家健對BBC中文說。「內地爆發房地產危機，政府又打擊科網股、手遊行業，這些都令投資者沒有信心，好像稍微有錢賺就會打壓你。」
中國政府過去幾年的管制被市場人士認為是意識形態凌駕經濟改革，導致「國進民退」，三年疫情封控「內循環」，加上對多個行業「鐵拳監管」，都直接衝擊香港市場。
以新股集資為例，香港過去曾有「IPO之都」的稱號，也是中國企業首選的境外上市地，但香港去年僅73支新股上市，集資額為463億港元，按年大減56%，全球排名跌出前五位。多名投行人士都對BBC中文指出，中國證監會去年3月31日起實施的報備制度，令許多來港上市項目卡關。
根據新規定，在中國境內營運的內外資企業在境外上市前須向當局報備。此舉在網約車龍頭企業滴滴出行不顧官方反對赴美上市後推行，被形容為資本市場的長臂管轄。
上述中資投行高層黃先生說，以前IPO只需通過香港證監會和聯交所批核，現在卻要先從另一司法管轄權的中證監取得批文，「而我們不知道他們的進度，只能幹等，如果想上市的公司涉及敏感行業如數據安全、基因研發等，他們會審批得極慢。」
他補充指，中國政府的標凖隨時可以改變，大幅增加不確定性。「北京一方面想企業『走出去』海外集資『救國』，另一方面又怕那些公司上市後不受控制，所以才會出現這種什麼都要管的政策，最後就搞死金融市場。」
未來「由治及興」？
香港市場在美中角力、中國經濟下行和北京嚴苛政策等外圍因素下，似乎顯得有些束手無策，但顧問公司Orientis首席經濟師徐家健不認同「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之說，他指香港在技術層面仍有事可為，以遏止資金外流。
例如，他認為應改革恆指成分股「易入難出」的機制，根據市值變動剔除低質素股份，同時取消香港證監會「前置式監管」措施，回復以往「披露為本」的監管制度，以提高IPO市場的活躍度。
另一方面，他說港府應更積極開拓歐洲、東南亞和中東等市場。「香港要自強，找新出路，就算香港只是一個中國城市，外國人也想繼續跟中國做生意的，我們要看看人家需要什麼，慢慢建立信任。」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兆波則認為開拓新興市場的時機已過，一旦失去國際城市的形象，香港對國際社會的吸引力不復存在。「去外國找生意當然要同聲同氣的，但你看現在的官員英文講得不好，怎麼吸引外資？最多是吸引到內資，問題是現在國內經濟又不好。」
他表示，拯救香港市場「由治及興」的唯一方法是「回復2019年之前的角色」，而且要盡快實行。「世界不會等我們的，分手越久就越難挽回。如果我們再找不回來國際定位，恐怕會像日本迷失數以十年計，甚至永不翻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