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製造一個讓年輕世代絕望的社會

作者／獨立評論 文／李淑菁

一位友人在近40歲時離開台灣，去澳洲打拚自己的未來。「在原本的位置上毫無升遷機會，永遠領一樣的薪水，所以才想出來闖一闖！」她說。在台灣，她是位專業白領。即使在澳洲是更辛苦的藍領，「希望」卻能帶著她撐下去。

不久前，有畢業的學生跟我要推薦函。這位同學念心理相關科系，在中學擔任代理老師已經4、5年，因為幾乎沒什麼正式教師缺額，也沒什麼機會，她決定棄教職從商，到中國先念商業相關研究所，慢慢尋找在對岸的新希望。在台灣，她看不到有「希望」的未來！

我身邊，也有學生充滿學習與改變社會的熱忱，在代理教師幾年後繼續念研究所。她／他們努力生活、努力學習，更是優秀的人才，然而當看見整體教育結構是那麼的難以撼動，他／她難過、難以接受，甚至絕望。即使表面堅韌勇敢，我還是知道：不健康的高等教育結構讓她們受傷了！

學生的傷，我懂，因為我已經走過那一段路，而現在我用另一種更優雅的方式努力。只要方向沒變，那一點點、一滴滴，涓滴細流，也能集結產生更大的力量。就像在英國一家連鎖超市袋子上的一句話「Every little helps!」，那不但是支持我當時繼續唸完博士班的一句話，也是現在面對所有困難的態度。

只要一點點就夠了，因為「結構」的改變，哪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縱然進三步、退兩步，我們還是又進了一步！

▎不同世代的價值觀，需要被理解

2018年3月28日《天下雜誌》644期主題為「千禧世代，接管世界」，認為所謂1980到2000年出生的「千禧世代」是有史以來最關注公平正義、環保的一代。他們比起非千禧世代更關心婚姻平權、性別平等、司法改革與勞工權益等議題。這群年輕人追求公平，也追求理念、價值、工作與生活品質的均衡，「賺大錢」不再是人生的一切。

那麼，2000年前後出生的現任大學生呢？是否成為「千禧世代2.0版」？他／她們在更多寵愛、高度關注、物質環境更為優渥的環境長大，教育過程更為民主，「公民與社會」教科書逐漸脫離威權塑造與愛國教育。2000年前後，台灣進入全球化之中，這時候出生的孩子在全球化浪潮中長大；當M型化社會逐漸成形，「賺大錢」、「出人頭地」或只是一份安穩工作都變得不容易時，「小確幸」成為生活中很大的支持力量。

▎大人所處的時代，不再是年輕一代面對的樣子

或許你／妳會說，我們當時不也是這樣過來了？但大人們所處的時代，早就已經不是年輕一代面對的時代了。

50歲以上的世代，歷經那一段台灣經濟起飛，經濟、社會文化改變的浪頭，「改變」過程雖辛苦，卻也充滿著希望。那是一個「大變」的時代，也是像陽光般「大好」的時代，對於「改變」充滿著歡欣鼓舞、額手稱慶。雖然辛苦，那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辛苦，心不苦！

1970、80年代，整個改變的大浪潮，讓大家心無旁鶩迎接這些改變──解嚴、政治改革、經濟開放、社會鬆綁，當改變中的社會結構進入穩定期30～40年後，這些參與改變的「大人們」可能都已高居要位，當時的改革皆已制度化，但可能也忘記「年輕世代」想要改變的熱切感。對於現在爭取權益的年輕世代，大人們多半持著「就是在搗亂」的態度去面對，期許更強而有力的政權壓制一切「亂象」，希望能重回昔日的美好。

時代是一直往前走的，已經回不去了。世代之間若互相不理解、缺乏信任、無法溝通與對話，社會就會陷入困境之中──對於這樣一個令人絕望的結構，年輕人也只能選擇出走。

▎從「弱分類」、「弱架構」開始的改變

對於當家的四、五年級生世代，目前應該提供一個「弱分類」、「弱架構」的環境給後輩。「弱分類」、「弱架構」的概念來自英國有名的教育社會學家伯恩斯坦（B. Bernstein） ，他認為學校組織應該去除不同範疇、類別之間的階層性，當界線開放了、呈現「虛線」狀態之後，組織才能彼此學習、共同往前，真正的改變才可能發生。

雖然伯恩斯坦談的是學校，一般組織不也是如此嗎？倘若組織或團體能夠讓年輕世代覺得有共同努力、能夠共同改變什麼的「希望」，而非只是傳統論年資、論輩份，這才是一個能夠往前的社會。

大人們，放下身段，先聽聽年輕人在說什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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