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命運，有辦法自己決定嗎？（下）

有感教育是可以為無國籍孩童人生帶來改變的重要轉折，恩典訓練中心背負起這項使命，將人力和金錢投入到政府沒有餘力觸及的群體，在沒有得到政府任何的補助的情況下，全靠教會會友的奉獻和社會大眾捐款來維持運作。校方只象徵性地向學生收取30至50令吉（約200至340新台幣）的學費，這一默默耕耘堅持了超過十載，並在2016年得到了教育部頒發的無國籍學校准證，可以持續合法辦學。

他說，十年前一般民眾對在街上遊蕩的無國籍孩童並沒有好感，並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就是一群伸手討錢、會惹事、會偷竊的壞孩子，而讓孩子們接受教育，灌輸正確的道德觀就像種下一顆種子，期待有一天會開出一朵花，為社會帶來好的轉化。

不過，辦學本就不是件易事，尤其就學的學生身分較為特別，面對這群家中沒有良好學習環境的孩子，有的會對學習興致缺缺，有的為了賺錢中途停學當起童工，要留住他們完成中學教育也是一大考驗。

而在這個滿街都是大學生的年代，即便無國籍孩童順利完成中學課程，大部分的求學之路只能就此打住，除了是因為他們中學畢業後就得工作幫補家用，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他們就讀的不是國立中學，若要成為大馬教育文憑考試（SPM：進入本地大學所需的考試，類似於指考。）的考生，就得另外向大馬考試局申請，除非是學業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其他人想到大學的學費更高以及家庭環境使然，很多都打消了繼續升學的念頭。

恩典訓練中心的校長杜悅湘說，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時，學校停課導致老師們只能透過電話聯繫學生，督促他們的課業，課程進度大受影響，待疫情穩定，學校重新開放後，又會發現部分學生不見蹤影，老師必須透過家訪再把孩子們一個一個拉回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疫情較為趨緩後，全馬各地的學校卻開始爆發兒童常見的傳染病──手足口症，導致部分學生感染後需在家隔離，老師們在追蹤和了解學生情況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和心力。

杜悅湘回想教學過程中影響最深刻的事情時想起，曾經有一名男孩在班上偷了同學的零用錢被發現，老師後來把偷竊事件轉告學生家長，男孩的母親當下要兒子承認錯誤及道歉，不過事發後男孩連續幾天都沒有到校，杜悅湘到學生的家進行家訪，才得知母親因為感到愧疚，而決定讓孩子停學。

「我當時勸母親讓孩子回到學校繼續上學，因為輟學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重回學校才能糾正錯誤，給他重新開始的機會，否則男孩就失去最後一絲希望，連受教育的權利也被奪走了。」對杜悅湘而言，學生一個也不能少。

「如果平日上課時間，我看到適齡學童跟著媽媽走在街上，大概就可以猜到他們是無國籍家庭，我會上前跟家長介紹我們的學校，希望她可以把孩子送過來。」

她說，老師們遊說家長讓孩子去學校學習是其中一個招生管道，不過學生來源主要還是靠家長間的口耳相傳。

另外，鄭永發表示，這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若具有基本聽說讀寫能力，工作態度良好及負責任，將能讓社會大眾改觀，願意雇用無國籍人士當員工的雇主也會增加，工作機會增多勢必能改善無國籍家庭原本的貧困生活，更重要的是免於被欺負或欺壓。

無國籍人士在沙巴的就業問題與社會背景就像齒輪一樣環環相扣。雖然無國籍人士不持有身分證及其他工作准證，在馬來西亞工作算是違法，但他們畢竟需要工作，需要領著日薪才能過活，而沙巴本地的年輕人近年來大量外流，湧入西馬大城市工作，導致當地餐營業、需要勞力的行業人力短缺，雇主不得不聘用無證勞工。

除了這裡，還可以去哪裡？

「Kamu ada IC（IC：身分證英文Identity card的縮寫）。 tak?」（你有身分證嗎？）

在沙巴，即使是第一次見面的人，也會以稀鬆平常的口吻問出這句話。

阿里是仙本那一家潛水旅行社的員工，每天跟著遊客出海跳島。他有著一身黝黑的膚色、光著腳在船上來來回回，當船停在海中央，就是他開始工作的時候，他會拿起救生圈跳下海，帶著浮潛的遊客在清澈的海水裡探索海洋生物。

他在沙巴土生土長，但當他人問起他是哪裡人時，他會回答：「我是蘇祿族」，還未等人問出那句「你有身分證嗎？」，他已經自行再補一句「Ada IC.」（我有身分證）。

周六下午船隻停靠在軍艦島（Sibuan Island），這是一座面積不大的狹長型小島。沙灘上都是拿著手機瘋狂拍照打卡的遊客。我們上岸後，跟在阿里身後走向島嶼的左方，只走了不到200米，眼前出現大約5間用木板和香蕉葉搭建的房子，阿里說這裡就住著幾戶無國籍的海巴瑤族（Bajau Laut海巴瑤族，可分為定居在陸地/沿海村莊，有的過著半遊牧或遊牧生活。）。

小村莊裡的男人大多靠出海捕魚自給自足，婦女們悠閒地躺在屋前，小孩有的光著上身，有的光著腳丫在柔軟潔白的幼沙上追逐嬉鬧，他們看起來對外來人士突然闖入他們的生活地盤早已司空見慣。

讓人倍感神奇的是，我們只花不到3分鐘的時間，從岸上走到巴瑤族的居住地，卻彷彿跨過了一條與世隔絕的線，完全聽不到幾百米外遊客的喧囂，只有屬於他們自己的世外桃源，只隔了幾百米卻無人問津，強烈的對比，格外諷刺。

他們的生活大概只想著三餐要怎麼填報肚子？世上的紛紛擾擾，城市人被工作和課業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生活永遠不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一般人頂著壓力工作賺錢，花錢出海希望把美景盡收眼底，反觀住在這裡的巴瑤族每天一睜開眼，眼前就是美不勝收的海平線，儘管是非法居住在島上，不過基於軍艦島屬於敦沙卡蘭海洋公園（Tun Sakaran Marine Park）諸島之一，當地還有持槍的馬來西亞海軍輪流駐守，但如果可以選擇，這會是他們想要的生活嗎？

雖然蘇祿族和巴瑤族都是源自菲律賓，不過各自有著不同的語言，阿里接受過小學六年的教育，可以暢通無阻地使用馬來文與我們溝通，但巴瑤族的小孩從小居住在這座孤島上，鮮少有機會與外界接觸，只懂得說自己的族語，是完全的文盲，阿里也無法與他們正常溝通。

看著島上的巴瑤族孩子每天漫無目的地過一天算一天，阿里說，他是幸運的，因為拿到了馬來西亞的身分證。「我在菲律賓有親戚，但只回去過一次，那裡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就當是去旅遊。」

對無國籍人士而言，身分認同亦是一大課題。他們出生在這片土地，認為從小長大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但是少了一張證明他們的證件，始終還是被認為是「外來者」。

關於這點，鄭永發無奈地表示，無國籍學校內的學生對所謂的「祖籍國」一無所知，甚至連模糊的印象也沒有，因為那是他們從未到過的地方，所以當人們硬要把他們歸為是印尼人或菲律賓人是很奇怪的。

如沙巴州前首席部長沙菲益（Mohd Shafie Apdal）所說：「這些孩子長大了，如果我們要把他們送回去他們想去的地方，到了菲律賓也不知道要送去那個村莊，到印尼又不知道他們的部落在哪。」

17歲的凱特琳是中四（相當於高一）學生，也是恩典訓練中心少數從7歲開始在學校就讀10年的高年級學生。當被問到家庭背景時，她毫不猶豫的說出：「我的家庭來自馬來西亞，爸爸平時工作，媽媽是家庭主婦，我們家有4個孩子，我是老三。」

不過，鄭永發提到學校過去也有一些案例是學生的父母持有原國籍的證件，學生長大後選擇偷渡回父母的國家，申請成為那一國的公民，在那裡定居，但也意味著他們要放下這裡的一切，重新適應全新的生活，有些因此有機會上大學，是比較值得欣慰的結果。

事實上，很多孩子從小就知道本身的處境，深知前途會因身分問題被「綁手綁腳」，但他們仍做著與一般孩子一樣的夢想。凱特琳表示，雖然要取得身分證並不容易，縱使她被動地等待有朝一日她會被接納成為公民，她還是抱持一絲希望，希望自己未來能成為一名空姐。

離開巴瑤族的村子前，我們注意到屋子後方堆滿垃圾，想起杜悅湘說過，在學校，不單是要透過學科教育教會學生識字及降低無國籍群體的文盲率，老師們還有很重要的任務是要嘗試改善學生的衛生意識，包括基本的垃圾該怎麼處理也要從頭教起。

衛生意識低落導致大人小孩習慣了手上有垃圾就隨手往屋外一丟，等到堆滿了垃圾再放一把火燒掉，但是住在沿海一帶的海上村落情況就比較糟糕，不管是塑料袋、食物包裝紙還是各種瓶瓶罐罐統統都丟進海裡，日積月累的垃圾大量囤積在高腳屋底下，造成環境污染，容易滋生疾病。「壯觀」的景象常讓人大吃一驚，但住在那裡的人卻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缺乏衛生觀念的群體在去年疫情嚴峻期間容易成為防疫破口，所幸衛生部為了遏制疫情惡化，強調不會拒絕任何人接種疫苗，不論對象是公民或非公民都有權利免費接種，這也包括了無國籍人士，也派醫務人員深入偏鄉為人們施打疫苗。全球大流行籠罩之際，大馬政府做出了值得讚賞的決定，保護了無數的弱勢群體。

無國籍是沙巴一個根深蒂固的難解之題，失學兒童的情況至今仍非常普遍，恐怕未來十年還是難以真正剷除。

馬來西亞內政部在關注無國籍人士身分問題前，還得先處理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問題，這些持有翠鳥卡（Kad Burung-burung）、IMM13難民證和人口調查卡（Sijil Banci）舊證件的非法移民在沙巴境內就已多達13萬6000人。

已經紮根在這裡的無國籍人士，該何去何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