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學抗爭3】不忍移工朋友被虐而報警 訝異發現「台灣法律是可以保護我們的」

阮德輝剛開始在苗栗苑里工作，小工廠裡沒有會講中文的移工老鳥，他不得已自修中文，整天戴耳機收聽新聞廣播，花二年時間，將中文練得幾乎沒有口音。事情傳開後，鄰近工業區的越南移工，經常找他調停與雇主的糾紛。

某日，他接到朋友電話，一名越籍移工被雇主的二個兒子輪流毆打，還將香蕉水倒在他身上。阿輝氣極了，放下手邊工作，趕到現場，「我看到他的皮膚爛掉，一直在喊『我好痛』。」他拽著受傷的移工到醫院，請醫生開驗傷單後，到警局報案，接著，仲介跟老闆都到了，他們一進門大咧咧地咒罵著。

「我一開始有點擔心，台灣的警察會不會跟越南一樣，只幫有錢有權勢的人。」結局超乎他的預期，那家工廠被停業一週，勞工局的官員每日進出檢查，後來雇主被要求賠償受傷的移工，「我簡直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在台灣法律是可以保護我們的，我們真正是平等的。」

仲介不作為 自力組工會

不過，移工幫著其他人做抗爭，總有些泥菩薩過江的氣味，若計畫不周，他們可能變得比離家時更窮。「很多人沒有看到未來，他們知道自己辛苦，也了解自己受欺負被壓下去，我是不想後面再來台灣的人受欺負。」阿輝的聲音雄厚了起來。

他多年來轉介受傷移工去阮神父的庇護所，有個女工右手遭沖床機重壓碎裂，只剩一層皮連著，但公司不願意賠償，她訴訟打了三年，最終還是敗訴，回越南後找不到工作，載浮載沉地活著。

傷心的故事一再重複，於是，阿輝有了更大膽的想法，他想成立一個屬於越南移工的工會，複製過去與雇主打交道的成功經驗，替移工爭取權益。

只是，台灣已經有像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或是阮神父的越南移民移工辦公室這類NGO組織，替移工爭取權益，為何還要成立越南移工的工會？「我們的工會是我們的，是代表我們越南勞工。如果我們可以自己處理我們的事情，為什麼要讓別人代表我們。」阿輝說話緩慢而沉穩，白淨的臉龐不太表露情緒。

阿高有過與雇主抗爭的經驗，與阿輝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們在2016年成立工會後主打的第一個議題，就是針對所有移工有感的仲介制度。

對於仲介的不作為，阿高有切身感受。他有次生病，呼吸不順，晚上睡不著覺，他打電話請仲介載他去看醫生，仲介說：「我今天跟明天工作排滿了，後天再帶你去看醫生。」阿高回：「如果我死掉了怎麼辦？」對方竟說：「你現在還可以說話，不會死掉啦。」阿高回憶這段仍有氣，「仲介每個月拿服務費卻沒有幫我，這樣我要仲介幹嘛？」

為了招募會員，他們趁週末在火車站附近擺攤，或到各地的教堂介紹工會理念。一直從旁協助的吳靜如，經常跟著他們到處宣講，「剛開始他們講話比較沒信心，經常會問：『我這樣講對不對？』現在他們可以自己安排活動，誰上台講話、誰印傳單、誰開直播。」

參與陳抗練兵，讓這群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而足以蓋過源於集權的恐懼。

時間拉回2016年10月「廢除三年出國一日」遊行，工會號召了近千名越南移工上街，他們聚在立法院外，「投票的時候，我們就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通過，如果通過了，那對我們越南人是很有利的。」阿高身子前傾，難掩激動地說：「法案通過了，我們抱在一起哭，這讓我相信好事真的會發生，我很有興趣繼續參加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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