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學抗爭3】不忍移工朋友被虐而報警 訝異發現「台灣法律是可以保護我們的」

特約記者|簡永達
鏡週刊Mirror Media
透過參與陳抗練兵,阿輝(前右)與其他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至能蓋過源於越共統治下的恐懼。(張榮隆拍攝)
透過參與陳抗練兵,阿輝(前右)與其他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至能蓋過源於越共統治下的恐懼。(張榮隆拍攝)

阮德輝剛開始在苗栗苑里工作,小工廠裡沒有會講中文的移工老鳥,他不得已自修中文,整天戴耳機收聽新聞廣播,花二年時間,將中文練得幾乎沒有口音。事情傳開後,鄰近工業區的越南移工,經常找他調停與雇主的糾紛。

某日,他接到朋友電話,一名越籍移工被雇主的二個兒子輪流毆打,還將香蕉水倒在他身上。阿輝氣極了,放下手邊工作,趕到現場,「我看到他的皮膚爛掉,一直在喊『我好痛』。」他拽著受傷的移工到醫院,請醫生開驗傷單後,到警局報案,接著,仲介跟老闆都到了,他們一進門大咧咧地咒罵著。

「我一開始有點擔心,台灣的警察會不會跟越南一樣,只幫有錢有權勢的人。」結局超乎他的預期,那家工廠被停業一週,勞工局的官員每日進出檢查,後來雇主被要求賠償受傷的移工,「我簡直是生活在兩個世界,在台灣法律是可以保護我們的,我們真正是平等的。」

仲介不作為 自力組工會

不過,移工幫著其他人做抗爭,總有些泥菩薩過江的氣味,若計畫不周,他們可能變得比離家時更窮。「很多人沒有看到未來,他們知道自己辛苦,也了解自己受欺負被壓下去,我是不想後面再來台灣的人受欺負。」阿輝的聲音雄厚了起來。

他多年來轉介受傷移工去阮神父的庇護所,有個女工右手遭沖床機重壓碎裂,只剩一層皮連著,但公司不願意賠償,她訴訟打了三年,最終還是敗訴,回越南後找不到工作,載浮載沉地活著。

傷心的故事一再重複,於是,阿輝有了更大膽的想法,他想成立一個屬於越南移工的工會,複製過去與雇主打交道的成功經驗,替移工爭取權益。

為了推展理念,越南移工工會成員到台灣各個教堂宣傳。(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為了推展理念,越南移工工會成員到台灣各個教堂宣傳。(越南移工工會提供)

只是,台灣已經有像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或是阮神父的越南移民移工辦公室這類NGO組織,替移工爭取權益,為何還要成立越南移工的工會?「我們的工會是我們的,是代表我們越南勞工。如果我們可以自己處理我們的事情,為什麼要讓別人代表我們。」阿輝說話緩慢而沉穩,白淨的臉龐不太表露情緒。

阿高有過與雇主抗爭的經驗,與阿輝的想法一拍即合。他們在2016年成立工會後主打的第一個議題,就是針對所有移工有感的仲介制度。

對於仲介的不作為,阿高有切身感受。他有次生病,呼吸不順,晚上睡不著覺,他打電話請仲介載他去看醫生,仲介說:「我今天跟明天工作排滿了,後天再帶你去看醫生。」阿高回:「如果我死掉了怎麼辦?」對方竟說:「你現在還可以說話,不會死掉啦。」阿高回憶這段仍有氣,「仲介每個月拿服務費卻沒有幫我,這樣我要仲介幹嘛?」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前右2)一直在旁協助工會,她看見這群越南移工的蛻變。(張榮隆拍攝)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成員吳靜如(前右2)一直在旁協助工會,她看見這群越南移工的蛻變。(張榮隆拍攝)

為了招募會員,他們趁週末在火車站附近擺攤,或到各地的教堂介紹工會理念。一直從旁協助的吳靜如,經常跟著他們到處宣講,「剛開始他們講話比較沒信心,經常會問:『我這樣講對不對?』現在他們可以自己安排活動,誰上台講話、誰印傳單、誰開直播。」

參與陳抗練兵,讓這群越南移工長出信心,甚而足以蓋過源於集權的恐懼。

時間拉回2016年10月「廢除三年出國一日」遊行,工會號召了近千名越南移工上街,他們聚在立法院外,「投票的時候,我們就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通過,如果通過了,那對我們越南人是很有利的。」阿高身子前傾,難掩激動地說:「法案通過了,我們抱在一起哭,這讓我相信好事真的會發生,我很有興趣繼續參加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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