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未來 改變你的表演藝術「觀」 表演藝術的記錄未來式

焦點專題Focus／表演藝術 線上有約／未來記錄

在無法進劇場看演出的當下，許多創作者與團隊選擇將過往錄影開放觀賞，或舉辦新作線上直播，除針對當下觀眾進行宣傳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表演藝術影像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研究者」，這廣義地包含了所有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而現行的表演藝術記錄方式，其實難以滿足未來觀眾的需求，透過新科技如VR的介入，則能保留更清晰的「表演」細節。透過對不同技術的探索，不只是開發新的可能性，也是在反思過往表演藝術所習慣使用的記錄媒材，如何形塑人們對「真實」、「表演」的想像與認知。

文字 吳孟軒

圖片提供 數位藝術基金會

二○二○年一開春，武漢肺炎疫情便肆虐全球。當演出紛紛取消，表演藝術一直引以為傲的「現場性」，開始被迫面臨巨大挑戰。許多表演藝術場館、團體與創作者，無論是為了留住觀眾，或是繼續爭取未來國際巡演機會，紛紛將過往演出的錄影上傳、舉辦新作的線上直播，希望在全球被迫暫停的此刻，繼續維持曝光度與運轉動能。

「把演出錄下來、線上播出」，是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中，最常見且直觀的應變做法。然而，除了針對當下的觀眾進行宣傳，並維持疫情後的消費意願外，表演藝術影像，其實一直面對著另一群存在於未來的觀眾：「研究者」。所謂的「研究」，並不局限在狹義的學術領域，也廣義地包含了想要了解表演藝術脈絡的觀眾群，例如相關工作者、資深觀眾等等。這群觀眾觀看演出的時間，可能已經在首演的十年、廿年或甚至更久之後，於是，演出發生的當下，到底為了什麼記錄、記錄了什麼、怎麼記錄，便會形成未來的這群觀眾，所能接觸、理解過往演出的重要媒介。這群觀眾或許不在文化消費的立即性考量裡，卻是表演藝術能否在一個社會中持續深化的重要能量。

記錄演出的三種方式

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王柏偉，便以自身作為研究者的經驗，回顧在尋找過往演出的資料時，常遇到的三種記錄方式：首先，是資訊型的資料庫，此類資料庫通常只處理節目單上會出現的基本資訊（例如製作名單）與影片格式，對於需要大量回顧片段的專業工作者來說，這種說明書式的資訊並不好用：「例如我今天想要搜尋在某個戲曲作品裡有舞踏，我沒有辦法在資料庫上搜尋，只能大海撈針、一部一部影片看，很浪費時間。」因此，縱然有再多完整錄製的演出影像，但若沒有針對使用者友善的資料庫建制與搜尋系統設計，這些影像依然會散落在茫茫的資訊海中，而無法協助未來的觀眾建構出對表演的知識系統。

第二，是表演團體內部的錄影。王柏偉提到，由於台灣表演藝術資料庫建制並不完善，很多作品在資料庫中找不到，得向創作端詢問、調閱影像資料。然而，在過程中，時常會面臨到創作者的拒絕與抗議，主要是因為其錄影通常是為了創作上的修正，或是結案與申請補助，而不是為了公開，於是，會願意讓人調閱影像的創作者並不多。此外，「現場性」與「公開影像」時常被視為兩項互斥的因子，彷彿公開了演出影像，就會降低觀眾進劇場的意願，這也是研究者試圖取得演出錄像時會面臨的困難所在。

第三，是表演藝術評論。王柏偉認為，由於現今的評論常被期待要快速地回應作品，這讓評論不太有機會處理較為複雜的問題，對於作品的討論也沒有足夠時間發酵，這便讓評論所記錄下來的內容，通常較為片段且淺薄，而評論人與讀者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次透過影像，重新校正自己對演出的記憶。另外，評論跟作品之間的關係，時常受到評論人所處的時空所影響：例如九○年代末的評論，便受到後現代與台灣主體性等思潮影響，時常出現「台灣的身體」、「後現代的風格」等字句，然而，不同年代針對同一個作品，可能會出現完全不同的談法，這些迥異的論述，更多時候是反應評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狀態，而不是作品本身。

更專注在「表演」細節上的記錄方式

於是，回到「為什麼表演藝術要做記錄」？王柏偉認為，做記錄不是為了要重現現場，做記錄是為了要讓「表演」可以被研究。表演藝術的影像記錄，是為了找到文字、理論、歷史沒有處理到的那些漏洞，讓已經不太有演出機會的作品，成為可被運用的史料，同時，也透過影像資料庫的建置，減低研究者需要重複搜尋的時間和力氣，變成是能夠強化、深化研究的助力，讓記錄的影像本身，成為一個資料結構，不只是對於短期的消費和宣傳有效益，而是對未來的觀眾而言，能產生具有脈絡且具系統性的表演知識。換言之，表演藝術的記錄，並不只面對著當下，其還具有另一個較長遠的維度——資料與知識的建構，而這意味著，表演藝術迫切地需要一個「研究導向式」的新型態資料庫。

在這樣新形態的資料庫中，除了需優化使用者搜尋方式（UX／UI）外，更關鍵的是記錄方式的選擇：王柏偉指出，當「表演」作為一門「現場藝術」（live art），如果只從「2D影像」的視角去記錄，可能會失去「表演」中許多細緻但獨特的時刻，例如表演者精神狀態的改變，或是在表演上某些關鍵的決定。因此，表演藝術在記錄上的重點，並不需要如同視覺藝術典藏般，以「完整重現物質」的考量出發，而是如何運用數位技術的介入，讓影像的記錄可以更專注在「表演」的細節上。

王柏偉進一步解釋，2D影像式的記錄，時常已經預設觀眾看到的角度，也就是正面面向鏡框式舞台，然而這種觀看視角，卻無法捕捉表演者許多細微的動作、身體的動力，或是塑造角色的肢體架構。但若使用VR技術，便可以呈現出從觀眾席看不到、但對表演是有意義的片刻，例如王柏偉與在地實驗近年來合作的「Archive or Alive——劉守曜獨舞數位典藏研發計畫」，便是藉由VR技術的介入，捕捉劉守曜背部肌肉的抽動、重心的轉換等等，以此打開在觀看的視覺上是無意識的，但對表演者來說是有意識的決定。此外，動態影像擷取，也可讓劉守曜從廿幾歲到卅幾歲的肉身，連貫在同一個影像裡，便可看出時間如何造成劉守曜身體技術的轉變，而透過去背與疊合，也可將劉守曜與空間在錄像中分離，因此，即便表演影像是在攝影棚錄製，也可讓此錄像與劇場空間疊合，於是，就算作品已封箱，依然可在影像中再度重演。

為未來的觀眾建構可用的資料

「技術會挑釁我們在觀看上的習慣，而VR在挑釁的會是視覺觀看的無意識。」透過對於不同技術的探索，不只是開發新的可能性，也是在反思過往表演藝術所習慣使用的記錄媒材，如何形塑人們對「真實」、「表演」的想像與認知。王柏偉表示，當數位技術可以將作品與時代背景分開來，評論與觀眾所處的時空背景與觀看脈絡才得以顯現，也才能突顯不同的時代對於同一個作品所產生的詮釋差異，且有資料基礎得以參照與校準。當然，3D、VR因技術與資金門檻，尚未成為普及的記錄方式，但王柏偉認為，技術的精簡與低價化，是遲早會發生的趨勢，重要的是記錄的方法論要成形，並透過開源的方式分享know-how，才能讓大量累積的表演藝術影像，對未來的觀眾來說，成為可被使用的資料。

針對疫情後的未來，王柏偉則認為，表演藝術在數位技術上的投資已勢不可擋，尤其當全球經濟因疫情產生撙節與經費縮減，全球化的國際移動也開始趨緩的情形下，如何運用數位技術讓表演作品產生更遠的傳播力，已是可預見的趨勢。許多資源勢必讓位給影像式的觀看，而且是小型的載體，例如手機、平板等。王柏偉強調，影像跟現場性並不是互斥的，反而會引發觀眾的興趣，尤其若表演團隊將資金運用在製作好的影片上，用心於鏡位、鏡頭語言與表演之間的相互呼應，此不僅是快速且有效地宣傳，也可以打開藝文影展類的觀眾市場。因此，表演藝術所強調「現場性」，要如何跟影像共處，將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