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衝突論之外的《賽德克.巴萊》

中國時報【陳偉智】 《賽德克.巴萊》從上映前至今，媒體上的電影觀後感，有不少是從文化衝突，亦即殖民主義與賽德克gaya衝突的角度立論。從文化衝突論觀之，雖有其提醒觀眾轉換自己習慣的視角，試著從賽德克族gaya為核心的文化觀之視角，理解事件作為一種文化行動之用意。然而，卻難免有其遮蔽之處。一方面視文化為本質化的整體，忽略了不同行動者對於文化的解釋與再生產，乃至與外來制度接合的可能性。另方面，則似乎遺漏了電影本身提供豐富的社會制度與經濟因素的非文化範疇要素，在理解歷史事件的重要性。 行動者，如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花岡二郎，乃至片中部落中的女性們，甚至同屬賽德克族，卻與馬赫坡社為敵對社群如道澤群的鐵木瓦歷斯，亦共同擁有相同的gaya信仰。若gaya作為族群的文化核心規範，或是統合族群內各種象徵意義的結構的話，不同的行動者對gaya及其實踐不必然一致，而gaya亦容許某種程度的再詮釋與演繹的空間。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在各種行動中、乃至與社會結構，以及殖民體制的關係，也都能產生某種來自gaya，回到gaya的意義迴路。 同時，這也不單單只是gaya復歸而已，事件，以及事件中的行動者，一方面再生產gaya，也讓gaya對歷史展開，提供了文化意義層面的動力。換言之，各種不同的行動者，在實踐了gaya的同時，又透過gaya的再生產，使歷史的展開成為可能。莫那魯道結合六個部落蜂起，在文化上復歸了gaya，同時再生產了部落聯盟的社會組織型態。道澤群亦在gaya維繫行動中，除了血族復仇、恢復理應如此的文化秩序外，透過味方蕃的殖民政府設定的對立結構位置，在社會組織上也產生了與大社會更進一步的連結。同時殖民政府的勢力也更加緊密地穿透入森林奧地。即便是幾乎完全不在場的平地漢人，在當時的漢人反殖民論述中亦透過此一事件，擴大了包含原住民在內的「弱小民族」身分認同，這雖然只是想像的連結，但對比以往漢人眼中野蠻番人形象來說，卻是全新的同一性身分範疇。 在以gaya為核心的文化衝突論之外，電影文本亦提供不少政治經濟物質力量的介入與產生的歷史變遷。經濟上以物易物之交換型態，在日本人到來以前，即已經與平地的漢人生產方式連結。日本殖民政府加速了經濟上的滲透與接合，具體的組織如流通與信用機構如郵局，小賣店如金墩商店，初級工廠如製材場等，亦進入部落。在傳統的農耕與狩獵的生產方式外，勞役、傭工等新的勞動型態，亦與殖民地資本主義聯屬接合，形成新的不均等交換關係。空間上，部落的獵場被縮減、武力被收奪，國家（警察駐在所）成為合法武力的獨占者（國家收奪與出借獵槍）。狩獵亦變成儀式性的附屬。花岡一郎題壁遺言中提及「勞役之苦」，即為部落經濟接合到殖民地資本主義後，在族人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政治經濟鉅變徵候。而莫那魯道在事件中，阻擋了馘首小賣店漢人老闆的行動，也透露了莫那或許反抗了具體的壓迫者（只針對日本人），卻無力抵擋抽象的殖民地資本主義（金墩商店的商品）的入侵。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更變幻莫測，如鬼魅般存在的資本主義商品物神，悄悄地籠罩著整個森林。 這部電影產生的效果並非憑空而生，而是在與百多年來累積的人類學原住民再現文本，事件後至今的各種歷史文件檔案，餘生族人的「靜默」與代表性報導人的歷來證言，以及一般人的番/山胞/原住民印象，文學創作等等所共構的脈絡中，產生的文化對話與社會解釋。而以往歷史研究未能達到的，文學創作力有未逮的，人類學民族誌無力負擔的，電影工業未曾有的，大部分閱聽人沒聽過的，大概也不是一部電影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決。 《賽德克.巴萊》，與其說提供了一個封閉性的事件或是文化解釋的版本，倒不如說隨著其能見度以及提供的元素，打開了進一步的解釋可能性之門。從以往的國族抗日敘述到現在的文化衝突論解釋外，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更多，而這有待各種積極閱聽人的參與。 （作者為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