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漫話中共黨史術語系列之九

（德國之聲中文網）“新時期”語出何時？很少有人考察。我把那幾年的《人民日報》和有關文獻翻來翻去，查到最早出現這個詞，大概——只敢用“大概”這個詞——是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是1977年8月12日做的，1977年8月18日全會通過後發表的。在這個報告中，華國鋒說：

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進入這個新時期的關鍵時刻，黨中央作出了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這就是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達到天下大治。

與華國鋒講話相銜接，在十一大上，不管是葉劍英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的閉幕詞，還是大會的公報決議，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葉劍英的表述為“新的時期”，鄧小平表述為“新的發展時期”，公報表述為“新的發展時期”。華、葉、鄧及公報都沒有用“新時期”這樣一個固定的詞組——華國鋒雖然用到“新時期”這個詞組，但前面是有鋪墊的，是指“新的發展時期”，與葉、鄧及公報的表述相一致。

大概這次會議以後，就有了將“新的時期”或“新的發展時期”概括為“新時期”的概念了。

至於是誰首先做了這樣的概括，要給出答案，必須翻遍那個時期所有的資料，這裡只能就我所看到的資料來說話。在我看到的資料中，似乎“新時期”這個概念首先是在文學界使用的。

1978年5月底至6月初，中國文學藝術家聯合會召開粉碎“四人幫”以來第一次全委擴大會議。6月5日通過的《中國文聯第三屆三次全委擴大會議決議》中，用了“新時期文藝”的概念。這年12月，“文革”前文藝界的“巨頭”、剛剛復出的周揚，在廣東省文藝座談會上做了長篇講話。後來整理成文的題目就是《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藝術問題》。之後，在文藝界人士的文章中，“新時期”成為一個固定概念。推而廣之，或許可以說，“新時期”一詞由此濫斛。

可是，細細地推究起來，把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歷史用“新時期”這個概念來定位，是很成問題的：
第一，這個概念不符合十一大報告表述的原意。華、葉、鄧及大會公報的表述，用意很明顯，所謂“新的時期”或“新的發展時期”，是相對於“文革”前而言的，是相對於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而言的，並不是明確地將“文革”前和“文革”後予以嚴格區分；而用“新時期”這個概念，則對“文革”前、後做了嚴格的區分——前者為“舊”後者為“新”，似乎1949年以來的歷史由此分野。這從一貫用詞考究的周揚的說法也可以得到印證。周揚在廣東的講話中用了“新時期”的提法，但前面有個“社會主義”的定語，用意很明顯：所謂“新時期”，是“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的“新”。似乎周揚刻意在避免給人造成歷史要由此分野的印象，或可說是准確地理解了華國鋒等人或十一大公報表述的原意。當然，後來“新時期”被廣泛運用，周揚用詞也不那麼考究了。

第二，歷史是有連續性的，對於一個時期的命名，要與此前或此後的歷史相對應，不能孤立地亂命名。後來“新時期”被廣泛運用，顯然沒有考慮到歷史延續性這個問題。“新時期”明確地將“文革”前和“文革”後予以嚴格區分，而從歷史的延續性來說，“文革”前從1949年至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就應當是“舊時期”了；再往前推，1949年以前就是“舊舊時期”了。這樣一細究，“新時期”這個詞就有可能引起歷史書寫的混亂。因為誰也不會說毛澤東時代是“舊時期”，1949年以前是“舊舊時期”。我想，當年華國鋒等中央領導在講話中用“新的時期”或“新的發展時期”，周揚在“新時期”前加上“社會主義”的定語，不明確地用“新時期”這個詞，不敢說他們當時就考慮到歷史的連續性的問題，至少可以說，他們用詞是相當謹慎的。

第二，單純地分析“新時期”這個概念，也講不通。所謂“新”，是相對於以往的“舊”而言的。那麼，這個“新”字，就是說，相對於1976年以前，從1976年或者說1978年以後，我們全部改弦更張了，大道維新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在經濟上是徹底拋棄了毛澤東體制下的那一套，這應該沒有問題，但政治體制的改革至今仍在“積極穩妥”地推進著，尤其是在思想意識形態的管理上，並沒有大的突破。所以，通常意義上說的“新時期”，只能是局部的“新”而不是全體的“新”。既然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的“新”，怎麼能統稱之為“新時期”呢？

第三，“新時期”的開始時間是1976年或者說1978年，但截至時間呢？1990年代以後還是不是“新時期”？新世紀以來一直到今天，還是不是“新時期”？退一步說，即使是“新時期”這個概念用得對，可一個歷史時期總有個截至時間，但目前好像官方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進入1990年代後，由於有了“三代領導人”的提法，官方和學界開始用“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這樣說法，也有學者用“後新時期”，或“後鄧小平時代”諸如此類的說法。這些概念的出現，說明人們覺得用“新時期”這個概念不能說明問題。但“新時期”這個概念還在用，雖然不像1980年代用得那樣廣泛了。
或許還應該再追問一點，為什麼當年“新時期”這個概念會大行其道？這恐怕既與我們歷史文化傳統有關，又與當年的個人崇拜意識有關。就歷史文化傳統來說，歷史上的皇帝登基，或改朝代或改年號，以示“大道維新”，“新時期”當為流韻猶存的表現。就當年個人崇拜意識來說，承接“文革”中的個人崇拜，華國鋒被視為“英明領袖”。既是“英明領袖”，開辟個歷史“新時期”，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系列報道說明：

無論何時代，中共的宣傳語言都很接地氣，隨時皆可因地制宜地把通俗易懂的白話納入文件，形成一系列政治術語。歷經國共內戰的散文大家王鼎鈞就認為，國共較量，國敗共勝，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行"文言文"，深奧難懂，政府文告難以貫徹到底層；而中共行"白話文"，以"順口溜"宣傳政策理念，則深入人心。到2021年，中共將立黨百年。中國當代史學者、資深媒體人徐慶全縱觀百年歷程，以"名詞解釋"方式解讀中共黨史政治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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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