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新疆：中共精心打造的東亞巴勒斯坦
⊙趙君朔
3月13號美國國務卿在發表年度人權報告的記者會上，公開點名中共的惡劣人權紀錄「無人能比」，而新疆境內可能多達百萬人被拘禁在以「去極端化再教育」為名的集中營，便是這個指控的核心。
其實從2018年開始，便陸續有維吾爾人在中共境外控訴本身曾遭遇的不人道待遇或是有親人下落不明，國際媒體和知名國際組織也開始有類似的控訴出現。雖然中共官方屢次否認有違反人權的大規模非法關押，強調這只是一種培育維吾爾人技能以防止宗教極端主義影響的「職訓中心」，但真是如此嗎？
本文將會援引參考了中共官方文件的嚴謹學者研究來質疑這種官方說法，並簡要回顧中共治理新疆長期以來產生的種種問題，進一步探討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極端高壓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後，筆者會將新疆和長期佔據國際新聞版面的以巴衝突、近來在西歐引起極大憂慮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興起做一些簡單比較。筆者要指出的是：這種盲目粗暴的壓制政策也許極短期內有讓維吾爾人噤聲、服從的效果，但這只是埋下更多反抗的火種，絕對會是中共近期內的一顆不定時炸彈。
到底在新疆有沒有大規模的非法關押現象？根據中共官方在3月18日為了反制美國的人權報告而出的新疆反恐白皮書，過去五年來逮捕的暴力恐怖份子只有12,995人。但德國歐洲文化與神學院（Europe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的研究員Adrian Zens在仔細閱讀了新疆政府公佈的預算和政府的招標公告後，發現：
和建造安全維護設施有關的預算在2017年增加了人民幣200億，增幅達213%；
職業訊練的經費從2016到2017實際上是下降的；
建造監獄的經費從2016─2017也增加了一倍；
在維吾爾族聚集的縣，建拘留中心的經費翻了四倍，表示大規模監禁的形式不只是再教育；
Adrian把所有的官方文件匯總，發現共有73個和再教育設施相關的標案，總金額達到人民幣82億。
在2017年2月和田市發生三名維族人砍傷五個平民的事件後，新疆自治區的書記陳全國就在北京的國家安全會議上出現，雖然沒有公開的紀錄，但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會議上，習近平認可了這個所謂的「再教育」新戰略。而在陳全國鐵腕地執行這個以再教育為名的關押政策後，雖然沒有任何被關押人數的數據被公佈，但Adrian從各種資料來估計，指出人數應該從數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百萬這個驚人的數字，是從一份地區性公安機構流出的文件上揭露的，而推估到整個新疆，那就是高達整個區域11.5%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成年人口。
為什麼中共會在重大恐怖攻擊發生（2013汽車撞擊天安門城牆引發爆炸、2014昆明火車站維吾爾人隨機砍人，造成31人死亡）後的三年多才開始這種大規模的高壓政策呢？第一個直接的原因便是，新疆一把手的換人，在2016年末由在西藏就以強硬風格治理的陳全國取代前政法委書記，已經落馬的周永康愛將張春賢。陳上任的演說中便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與「擴大新疆穩定的基礎，維穩更成為首要目標和所有幹部、機構的責任」。他在城市的街頭設置了數千個警察派駐點，並派遣超過百萬幹部到偏遠地區去「結對認親」，這樣的作法一改張春賢時期偏向交差了事的「去極端化工作」。
以張主政時的兩份政府報告為例，吐魯番政府指出安全工作人員指認為為有維安風險的3152名人員，到了2014年8月已有3078人被宣佈為改造成功。伊寧2435名被點名為需要再教育的份子，到了2014年10月有近2400名被認為已改過自新。第二個比較深層的原因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的轉變：在2008年拉薩和2009年烏魯木齊暴動後，知名學者胡鞍鋼和他的學生胡聯合在2011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張要將重點從以往強調少數民族的自主、身份和權利轉向熔爐式的思維，去打造一個更緊密團結的「中華民族」。
在中央層級，實現這種政策思維的具體措施是2018年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家宗教事務委員會都置於統戰部的管轄之下，而胡聯合本人更擔任統戰部新疆局的副局長。最後一個促使強硬政策出現的原因是和中共的一帶一路計畫有關：因為新疆是連結中亞各國的古絲路經濟帶的重要通道，中共必須確保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沿線不能有任何安全隱患。
然而，前述的這些恐怖攻擊真的是由極端主義份子一手造成的嗎？回顧新疆納入中共統治的歷史可以發現，除了80年代改革開放後和巴基斯坦的貿易來往增加使得主張較為激進的瓦哈比派思想在這段時期曾流入外，維吾爾的伊斯蘭教組織和教士一直在國家的嚴密監控下，不像西歐的穆斯林國家移民二代在清真寺的聚會或是在不受管制的網路上輕易地能接觸到各種激進的伊斯蘭主張。因此，這恐怕不是主因，真正的原因在於維吾爾人在中共加諸新疆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中，長期、徹底被邊緣化累積出來的憤怒與不平，伊斯蘭的教義或是分離主義的思想頂多扮演了催化的角色。
自從中共開始開發新疆以來，擔任發展經濟的主力便是鼓勵漢人移民，以加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形式入墾新疆。1954到1966年大約有40萬人加入兵團，1959到1961年的大躍進饑荒期間還有兩百萬難民前往新疆，到了1990年代，兵團以及新疆主力經濟部門的採掘業最顯著的特色是：儘管它們都是國有企業，但並未提供少數民族就業配額：兵團九成以上是漢人；而石油產業的情況也沒有比較好，塔里木盆地的兩萬名工人中，只有非常少量的工人不是漢人。
大多數維吾爾人的機會，是在私人產業就職或是自己做生意。不幸的是，私人產業沒有維人優先聘用政策，這也代表者以漢族為主的僱主沒有義務聘請通常說不好漢語，或是因為難以接受教育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不太符合資格的少數民族。加上大多數維吾爾人又缺乏在中國社會很管用的「關係」，所以長期累積下來，新疆擁有高區域生產總值的重要都市─烏魯木齊、庫爾勒、克拉瑪依，都明顯以漢人為多數。
而對北疆工業和基礎建設的投資，確實創造了就業機會並改善物質條件，但受益對像主要是居住在城裡的漢人。2000年新疆的城鄉收入差距比全國平均值要高出百分之三十─。以農業為主的南疆差距更為懸殊：儘管南疆佔新疆總人口的47%，但南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
從上面的描述很容易可以看到，在新疆採行的發展模式徹底將維吾爾與其他少數民族邊緣化，在社會層面也相同：在21世紀最初十年，新疆當局積極推動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學。在課堂上使用漢語授課的規定執行得特別嚴格──任何被發現以維吾爾語來補充其漢語解釋的老師都可能被罰款，非漢族老師也必須通過考試來證明其漢語的流利程度──這些考試的證書很快以2000到3000人民幣不等的價格出現在市場上。
但反過來說，漢人能通維吾爾語的人非常的稀少，漢族的官員也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政治幹部應當要學習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的規定。另外中共也以都市更新為名，對具有悠久歷史的維吾爾街區進行大面積的拆除而以和內地各大城市毫無分別的高層小區取代代之，這也是一種用隱微的手段來抹去維族文化。
而最讓維吾爾人感到憤恨不平的例子，恐怕是在2009年當烏魯木齊發生維漢大規模互毆的暴亂中，烏魯木齊市書記粟智從一輛警車中露面並呼籲人群回家，然後領著他們一起高喊「打倒熱比婭」——雖然實際上，這件暴動和人在海外流亡的熱比婭和她代表的組織沒有任何的關係。
相信看完以上段落，又對以巴衝突的歷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一定不難看出：維漢之間的關係，和猶太人與周邊阿拉伯人的關係非常類似，都是在經濟社會上處於高度不對等狀態，而且處於強勢地位的一方長期依靠類似殖民的手段慢慢佔據了弱勢族群土地上的資源，然後遇到弱勢族群反抗，便用強力手段鎮壓，埋下更多仇恨。
這就是為什麼以巴的衝突從80年代開始，歷經美國總統和其他大國的調停、高峰會仍然到近日，統治加薩走廊的哈馬斯和以色列仍然爆發最新的武裝衝突，離和平愈來愈遙遠，而在巴勒斯坦的反抗以色列組織中，具有伊斯蘭色彩往往是最頑強，內聚力也最好的團體。
反觀中共，從目前自集中營逃出來的維吾爾人的證詞可以看到，中共對他們洗腦的手法比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只能說更粗暴：像直接強迫吃豬肉、禁止齋戒等毁滅人信仰文化的方式。從西歐穆斯林移民社群和巴勒斯坦的經驗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樣的方法絕對會在心中激起更大的怨恨。除非中共能無止盡的投入資源與封鎖消息，否則這種持續累積的群體憤怒很快會找到出口。是否習慣以暴力威脅換取表面正當性的中共很快會在新疆問題上引火自焚，引起全世界的憤慨？是值得我們持續關注的。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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